在《孟子》书中，孟子常常认为天就是上帝。有时他不言天，而直接说“上帝”，如他说：“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孟子·离娄下》，以下凡引《孟子》只注篇名）。又多次引《诗经》，直称上帝，如他引《诗》：“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离娄下》）。又引《书》：“惟曰其上帝宠之”（《梁惠王五》）。天和上帝是同一个意思，即人们想象中的造物主，它是至高无上的，是万事万物的主宰者。孟子引《诗》说：“天生蒸（众）民，有物有则”（《告子上》）。又引《书》说：“天降下民”（《梁惠王下），又引伊尹的话：“天之生此民也”（《万章上》），这些话都是说，人民是由造物主的天创造出来的。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万章上》）。即天有超人的力量。他认为人间的秩序是由天安排的。统治人民的国君，就是天的儿子，即天子。天子是上帝的助手或代表。国君是由天选择的。“天子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同上）。因为准备即位的国君的儿子“贤”与“不肖”都是由天决定的。他说：“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同上）。天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顺之则存，逆之则亡”（《离娄上》）。国君就只有“乐天”（即顺着天理），和“畏天”（即敬畏天理），才能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梁惠王下》）。如果不这样，就要遭到天的惩罚。商汤、伊尹诛杀夏桀，就是所谓顺天命而诛杀的，所以叫做“天诛”（《万章上》）。
孟子怎样证明人性皆善呢？他认为，人人都具有四端，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而其中“仁之端”是“四端”中最主要的。他比喻说，人们突然看见小孩将掉入井里，都自然产生惊骇同情之心。这时其思想上没有名誉的念头和其他打算，而是人性本有“恻隐之心”。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性恶呢？孟子解释道：天生的资质是可以为善的，而人之为不善，并非资质的罪过，是因为不能充分发挥它而为物欲陷溺的缘故。他把人性本善比成山上茂盛的林木，如果白天老是用刀斧砍伐，则树木就不会茂盛了。(《孟子·告子上》)因此，他提出要存“夜气”。孟子认为，虽然在白天“放其良心”，干了不少坏事，但夜静深更，平心静气地扪心自问，便觉惭愧，想改邪归正了。正如山上的树木被刀斧砍伐之后，经过雨露滋润，又长出一些新的枝叶来一样。这就是良心的发见。如果不被第二天的坏行为所桎梏，则人岂不又变成好人了吗？只有那种不能存“夜气”的人才离禽兽不远了。人只要不为物欲牵引而充其善端，就“人皆可以为尧舜”了。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里，“民”是与“君”相对而言的，意即老百姓。《孟子·梁惠王下》说：“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这里“民”与“老百姓”一词是同义语，可以互易。阎若璩说“百姓”一词在《四书》中除《孟子·万章上》“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一处外，其余都是指“小民”，即老百姓。(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这是完全正确的。那种把孟子“民为贵”的“民”说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见《人民日报》1975年1月28日第二版《剥开孟轲的‘民为贵’这张画皮》一文。)是毫无根据的。
孟子强调“民”的重要，认为“民”是政治的基础，因此，“天子”要把君位让与某人，也要“民”的接受才行。孟子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丘民”就是老百姓。孟子认为国君对于老百姓必须施行“仁政”、“与民同乐”，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而对不行“仁政”的暴君，可以流放，甚至可以诛杀。如周武王讨伐残暴的商纣王，就是诛一独夫，并不是弑君。这就是“民贵君轻”的内容。
孟子看到了人民力量不可忽视，认为统治者只有得民心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他指出，历史上所有的亡国之君，都是由于失去民心，因此他提出“民贵君轻”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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