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很多老字号，他们是北京历史文化的一部分。这些老字号最初或许只是一个普通的店铺或摊贩，甚至可能连字号都没有，但他们凭着薄技在身以及诚信经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居然将看似寻常的服务，修炼成令人惊叹的独门绝技。

　　在北京的老字号中，又以琉璃厂的老字号最具代表性。笔者从小生活在北京，也经常逛琉璃厂。听老人说，会看匾了，才能说是会逛琉璃厂。及至长大，才渐渐明白老字号的匾额，真是多有讲究。

　　宝古斋：

　　牌匾上有“蹊跷”

　　琉璃厂东街，有家“汲古阁”，汲古二字就出自《荀子》中“短绠不可以汲深泉”之说，那是讲钻研学问，须有恒心。锲而不舍找到方法，犹如深井汲水，必须得长绳（绠）一样。唐代大学者韩愈《秋怀》十一首其五，就有“汲古得修绠”句。

　　另外，隆福寺街还有家书店“修绠堂”，与琉璃厂“汲古阁”相得益彰，若将两家老店的字号连在一起，恰成“汲古修绠”，也是京城南北书铺字号上的一个趣事。

　　见匾额上写“二酉堂”“大酉堂”“酉山堂”，若是不知典出何处，就“丈二和尚”了。“二酉”原指湖南沅陵县的大、小酉二山。《太平御览·荆州记》中有“大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於此而学（避焚书坑儒之灾），因留之”的记述，由此，后人称藏书丰厚且多珍稀典籍曰“二酉”。若是知道这个典故的，再看店名，就会明白这书铺非寻常书店了。

　　如今琉璃厂东街的“宝古斋”，匾额背后有个故事耐人寻味。

　　宝古斋的匾额，落款是清末著名书法家、两代帝师翁同龢。但翁先生辞世于1904年，宝古斋开设于1944年，40年后，怎么会又给宝古斋题匾？

　　宝古斋的创始人之一、总经理邱震生在《虹光阁与宝古斋》一文（见《古都艺海撷英》，1996年北京燕山出版社）中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

　　宝古斋初开业在东琉璃厂，租房两间，后买到路北38号博韫斋旧址，修好后即迁过去。宝古斋的匾署名是翁同龢。这里边还有一段故事：当时琉璃厂的匾额中以翁师傅所题最为有名，因此，初拟买下茹古斋旧匾，不想已毁。适逢西琉璃厂路南赏古斋因老经理刘竹溪去世歇业，此匾系翁所书，于是从少经理刘少溪处将赏古斋匾让过来，由陶北溟（金石文字学者，也是宝古斋股东）将“赏”字的“口”去掉，改书“珍”，刻好贴金挂出去后，很受同行称赞。

　　邱先生在这段话的结尾说，改成的宝古斋匾，“刻好贴金挂出去后，很受同行称赞”。话只一句，含义却多。

　　其一，赏古斋的匾转让给宝古斋，是琉璃厂当时一大“新闻”，因而是公开的。

　　其二，改“赏”为“宝（寳）”，“偷天换日”，也是当时人们都知道的。

　　其三，很受同行称赞，是赞其“天衣无缝”，给琉璃厂保留下了翁同龢先生唯一幸存的名匾。翁先生曾为琉璃厂的茹古斋、赏奇斋、尊汉阁、秀文斋等书写匾额，都看不到了。宝古斋“改匾”，使“无”成为“有”，成为“硕果仅存”，自然赢得好评和赞誉。

　　这是一块翁同龢先生手书的真匾，又是一块“真中有假”的匾。宝古斋的匾挂到了今天，“改匾”的故事也一直流传至今。

　　松筠阁：

　　店铺与学者渊源深厚

　　同样在琉璃厂东街，还有一家老字号：松筠阁。其匾额上有隽秀的大字“松筠阁”，落款是现代杂文家邓拓。由此可见，这家店铺与学者间的深厚渊源。

　　松筠阁始建于清光绪年间，是家古籍书店。据《琉璃厂小志》记载：刘际唐，字盛虞，衡水县人，光绪年间开设在地藏庵内。民国元年，迁徙琉璃厂路南槐荫山房，经营数年。民国六年，迁移南新华街路东。民国二十六年又迁南新华街路西。

　　据天坛公园老总工徐志长先生说，松筠阁的后人是他的小学同学，1950年前后，松筠阁在南新华街路西，大沙土园路口南第二家。徐先生所说与《琉璃厂小志》的记载吻合。

　　刘际唐经营松筠阁数十年，兢兢服务于学术，为当时的许多学者提供了莫大便利。在刘际唐晚年，其子刘殿文注意到新期刊风起云涌，而且同行还没有人收这些期刊。刘殿文看到了这个“市场”：若能及时收集期刊杂志，必是后来的珍贵资料，于是松筠阁开始了杂志的专营。

　　他在北京城里“淘”别人不屑一顾的旧杂志，再配成整套出售。他还把搜集到的期刊以笔画为序，随见随录，没过几年，居然攒出12大本，定名《中国杂志知见目录》。

　　经过积年累月的努力，“买旧杂志找松筠阁”成了业内口口相传的“广告”，行里人送给刘殿文一个“杂志大王”的雅号。刘殿文之子刘广振，不但子承父业，还承继了父亲的雅号，被誉为第二代“杂志大王”。

　　民国时，郑振铎、吴晓铃、刘半农等知名学者常到松筠阁淘换旧期刊和旧报纸。学者唐弢先生原住上海，每次来北京，都要到松筠阁买书。后来唐弢搬到北京，经常把所要期刊开单子交给刘广振，刘广振便会很快配齐送去。能有全部的《晨报副刊》，是唐弢先生多年的愿望，刘广振经过多年的收集，终于为他影印配全。

　　由此可见，一直以来松筠阁继承了琉璃厂里书店员工为学者们做“资料员”和“助手”的优良传统。

　　因为与学者的紧密关系，邓拓为松筠阁题写了匾额。

　　除了为学者提供专业的服务，松筠阁在外敌入侵时保持的高尚气节，也令学者们敬佩不已。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平沦陷后，很多杂志都会刊载抗日的内容，但不能公开出售，存放这些杂志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刘殿文想了个办法，把《东方杂志》等刊物放在书架的最里层，外面又摆上一层线装书遮挡，这样逃过了日军及其帮凶的审查，通过这种方式帮助爱国人士传播革命火种。

　　一得阁：国子监学子发明墨汁

　　光绪十四年，即公元1888年，在腊月的鞭炮声中，琉璃厂一家叫“一得阁”的墨汁店开张了。

　　墨汁店的出现，对当时的读书人来说，是个大事：墨汁能省却研墨的时间，方便至极。于是，一得阁墨汁开业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宣南一带的试子会馆，科考举子们纷至沓来。

　　在当时，举子们常用铜墨盒。邓云乡在《增补燕京乡土记》中专门写了铜墨盒的来源和使用情况：

　　铜墨盒的历史说起来并不很长，清代科举殿试时，最讲究写墨卷，墨色要黑、要亮、要滑润，用砚台磨墨费时而不易磨好，于是便有人发明用墨盒子：用个铜盒子，盒盖里面有块石片，可以刮笔。盒中放点丝棉，注入一些磨好的墨汁，放进考篮，带进场中，用起来十分方便。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最早创始在道光年间，到了同治、光绪之后，才盛行起来。

　　根据上文，铜墨盒在清代道光年间才有。不过1986年《文物》第9期刊登了南京市博物馆的《南京明代吴祯墓发掘简报》，其中所列出土文物中即有铜墨盒一件，盒中还有吸过墨汁的千丝绵。由此可见，明代就有了铜墨盒。

　　铜墨盒在清代中后期非常盛行。还是邓云乡的《增补燕京乡土记》记载：

　　近人所著《北京繁昌记》云：“北京之墨盒儿，与江西南昌之象眼竹细工，及湖南之刺绣，为中国之三大名物，而最优之墨盒儿，其价值尚不过五元，及錾刻发达，名人刻者甚多，例如寅生所刻者。至今日之墨盒儿，遂为北京名物之一，琉璃厂、劝业场等处，墨盒儿店，比比皆是。

　　尽管铜墨盒盛行，但还是得先耗时费力地去研磨墨汁。当有了随用随倒的墨汁，士子们在考场里就如虎添翼了。

　　在琉璃厂新开张的“一得阁”墨汁店，匾额非常有特色：正中写着遒劲的大字“一得阁”，右边有“戊子嘉平”四字。“戊子”指的是清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嘉平”是腊月的别称。左边落款“谢崧岱”。他正是一得阁墨汁的发明者。在琉璃厂的历史上，匾额由店铺的创始人题写的事儿很少，匾额和楹联都由创始人一人题写，一得阁是唯独一家。

　　在这块匾额后有很多关于墨汁得来的故事。墨汁店名叫“一得阁”。怎么个“一得阁”？当时，店门两侧的楹联写得很清楚：“一艺足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人书。”这是一对藏头联，上下联的头一个字联出了“一得”名称的来源。而下联则点出了墨汁的来源——技艺方法是从古人书中学习得来。

　　墨汁的发明者、湖南湘乡人谢崧岱，正是在国子监南学读书时研发出墨汁的制法（有说法指出，谢崧岱1865年就在琉璃厂开了一家墨汁店，并于1880年到国子监任职，但根据谢崧岱自己撰写的《南学制墨札记》记载，庚辰秋即1880年秋，他才“游太学”）。

　　什么是南学？雍正九年（1731），朝廷将国子监南面方家胡同的官房辟为学舍，俗称南学。当年，按照入学考试成绩，国子监的监生分为内、外班。此后，内班定额120人，在南学住校学习；外班130人，走读。而且，内班的学生每月有膏火银（助学金）二两五钱；外班学生发放“衣服银”每月五钱，是内班学生的五分之一。

　　谢崧岱能入南学内班，也可见他的成绩非常不错。进国子监南学读书时，他已经31岁了。

　　他和四川的刘搏万（字炳画）比邻而居，时常看到他在油灯上取烟掺入墨盒，这样可以调入磨好的墨汁中。他就此事请教刘君，刘博万说是从同学饶仪庭（字登逵）那儿学来的，谢崧岱又去向饶君询问。不过，大家都说不清楚其中的原委。

　　光绪七年（1881年）冬，看到同学彭葆初（字廷弼）每每临池，先要将所研墨汁去胶多次。谢崧岱有了想法，墨是烟做成的，如果用纯粹的烟，再用一定的胶配合，是不是就能做出墨汁了？

　　沿着这个思路，他继续实验，光绪九年（1883年）冬，他最终解决了各种问题，制成的墨汁能成功装瓶，而且墨色也不是忽深忽浅。他的同学吴子中照着这个方法，也制作成功了。

　　光绪十年（1884年）端午后一日，谢崧岱撰写出《南学制墨札记》，他将几年来实验的结果，总结为八法：取烟第一；研烟第二；和胶第三；去渣第四；收饼第五；入盒第六；入麝第七；成条第八。

　　在札记的结尾，谢崧岱也没有把研究成果归于自己，而是坦诚地告诉世人，这一成果有四个同学的参与。谢崧岱先生的表哥蒋本鑑为《南学制墨札记》所作序中说：

　　祏生（“祏”音“石”，谢崧岱字祏生）之言曰：读书必先分类，必读尽专门之书，然后可以着笔……制墨且然，遑论其他哉！祏生视此固为余事，然非读尽此类之书，而又身历而手试之，亦不能有此数条。

　　大意是说：谢崧岱认为，读书要先有所分类。根据自己选定的课题，必须把有关的专门书籍都读完，才能着笔写作……墨汁的研发，尽管是谢崧岱课业之余的事，但他也是尽可能地把古人有关制墨的专著搜集到，认真研读，然后，还要依照古书中提到的方法，动手实验。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有《南学制墨札记》中记录下的那几条制作墨汁的方法了。

　　一百多年过去，一得阁留给后人的，不单是驰名中外的墨汁名牌，还有发明者的那种钻研精神。就像谢崧岱在《今文房四谱》的题辞中所写的：“小道且然，况大者乎。”（袁家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