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年的北京城，经历了一个从北平府北平城到顺天府北京城的过渡，明代的都城也经历了从南京到以北京为主的两都制。这期间，众多执政北京的知府、府尹对北京城的治理做出过贡献。下面要介绍的几位，就是洪武、永乐年间的几位顺天府长官，追寻他们的生平与为政，或许可从中对明代北京城的治理情况窥探一二。

　　一 、方必寿：名不见经传的巴陵乡贤

　　偶然间看到一个谜语，谜面是：“一纸药书可延年”，打一人名，谜底是：方必寿。

　　谜语出得挺巧妙，但鲜为人知的是，方必寿其实是明初一位“北京市长”。他曾在明初任宛平知县、北平知府，相当于今天北京市辖区区长、北京市长。光绪《顺天府志》记载，他于洪武年间“知北平府，有善政。”考其籍贯，为明代岳州府巴陵县（今湖南岳阳）人。那么其人其事究竟如何呢？地方志中的记载如下：

　　弘治《岳州府志·科甲志》：“方必寿，登洪武丁（乙）丑丁显榜，终按察使。”康熙《畿辅通志》：“方必寿，洪武间北平知府，明敏果断，甚有善政，郡邑翕然称颂之。”康熙《岳州府志·选举志》：“方必寿，洪武乙丑进士。”乾隆《岳州府志》：“方必寿，岳州府巴陵县人，为洪武乙丑年进士，登丁显榜”“知宛平，擢北平太守，历陕西按察使，操履坚确，赫然有声。”光绪《湖南通志·人物志》：“方必寿，巴陵人。洪武乙丑进士，由宛平知县历任陕西按察使，所至有廉介声。”

　　洪武十八年（1385年）高中进士的方必寿，因为政治原因很少被史料提及。明代是科举取士的鼎盛时期，二百七十余年间，共开科近90榜，共录取进士两万四千余人。自唐代神龙年间（705年至707年），新晋进士们登科后宴集、刻石题名，直到清代都是如此。但洪武十八年的《进士登科录》却没有留存。

　　据龚延明在《明洪武十八年进士发覆——兼质疑〈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一文中指出：“洪武十八年472名进士中，居然有149名进士，已在太祖朝有犯罪纪录”，“其中有四犯死罪处决的进士王本道、三犯死罪处决的进士罗师贡。显然洪武十八年乙丑榜进士，在洪武间已有臭名昭著之嫌。”不仅如此，榜眼练子宁、探花黄子澄，在明成祖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中为建文帝出谋划策。此举直接导致朱棣夺位后，将这一年的进士题名碑毁坏，《登科录》也无人再敢刊刻流传。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北京市长”，他的档案履历也随着这场运动湮灭于历史尘埃中。《明实录》中也未发现关于方必寿的只言片语，真可谓名不见经传。

　　尽管如此，方必寿其人并没有在历史长河中被泯灭。岳州府巴陵县乡贤祠中，方必寿占有一席之地。乡贤祠是我国传统社会地方祭祀的重要场所，扬善惩恶、激励后进，在传道儒家政治伦理、教化风俗、巩固地方政权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乡贤祠往往设在当地文庙内，和儒学相辅相成。明代乡贤文化繁荣，岳州府本地在宋元时期已经有祭祀乡贤的记载，历史积淀深厚。

　　今人陈晖昆《探寻岳阳乡贤文化》一文中，对方必寿入祀乡贤祠有所考察。嘉靖年间的岳州府知府萧晚评定乡贤，以《弘治湖广岳州府志·人物志》为基础，写入《人物志》的方廷玉、范瑛、颜公忠、方宗穆、陈渊、杨纲、方昇，应为第一批乡贤首选对象。根据光绪《巴陵县志》记载，方廷玉为方必寿族中晚辈，首列方廷玉，照常理推测方必寿并未入选。到了晚一些的隆庆《岳州府志》，岳州府乡贤有方必寿等十三人，方必寿为首。此后志书、族谱，对方必寿屡有提及。

　　如今我们从文献的零星记载，结合今人所撰《湖南古今人物辞典》，依然可以窥探到这些内容：方必寿在明初曾担任宛平知县，当时县内官吏不法，方必寿掌握情况后，对其惩治十分严厉，宛平境内一时肃然。曾担任北平知府，同样有所作为，为政声望很好。至于他主政北京具体事迹如何，还有待文献的进一步发现。

　　二、 郭仕道：朱元璋特批的进士

　　第二位要说的“北京市长”叫郭仕道，万历《顺天府志》记载：“郭仕道，江西万安人”，江西万安属于今天江西省吉安市。据《万安文史资料》记载，郭仕道是唐代郭子仪的后裔。

　　说起万安县，大多数人会感到陌生，但是说起文天祥、辛弃疾的两首名作，肯定妇孺皆知。宋代爱国词人辛弃疾任职江西，经过万安造口时，想起金人追杀北宋皇室至此，写下了《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借青山与流水，抒一腔忠愤之情，成为千古名篇。此外，位于万安县城南的黄公滩又名惶恐滩，自此而上至赣州城北桃源滩，为著名的赣江十八滩。河水穿行于峡谷，暗礁起伏，浪花翻滚，当地人说“赣江十八滩，滩滩鬼门关，十船经过九船翻，一船虽过吓破胆。”特别是黄公滩，最为险峻。宋末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一诗中所说“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就是指此处。

　　郭仕道成长在这个人文积淀深厚的地方。据嘉靖《吉安府志·人物志》记载，郭仕道为人“禀性刚介，慷慨有大节，儿时即别处一室，刻意读书，历览子史，洪武间登进士第，授行人司行人，转授齐府纪善，出为襄城县丞，下车之初首询民瘼，兴学化俗，政闻于朝。历顺天府知府，公平刚断，外虽至严而推恕之心刑于政事者尤多。”勤奋刻苦使郭仕道金榜题名，洪武三十年（1397年）他高中进士。但与其他年份的进士不同，郭仕道这个进士是朱元璋钦点的特榜进士。据光绪《吉安府志·人物志》和同治《万安县志》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亲自阅览试卷，看到郭仕道的答卷，认为很好，于是赐特榜进士。

　　郭仕道任顺天府尹的时间，志书中记载和今人学者的考察不太一致。

　　万历《顺天府志》的记载是“永乐十一年任（顺天府尹）”。同治《万安县志》记载：“永乐时擢顺天府尹。时郡内人民凋敝，仕道抚辑之，越三年，没于官。举入乡贤。”光绪《吉安府志·选举志》记载：“永乐时擢顺天府尹，时人民凋敝，士道抚辑之，二年，殁于官。祀乡贤。”光绪《顺天府志》与万历《顺天府志》记载一致，为永乐十一年。今人张德信《明职官年表》记载，郭仕（士）道，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由怀庆通判迁任顺天府尹。并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逝世。张德信先生的考证与万历《顺天府志》、光绪《顺天府志》所记载有差别。但根据以上文献可以大致推断出，郭仕道执掌顺天府应在永乐年间，并且任职时间不长，两到三年左右。

　　笔者偶然在“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邂逅馆长韩晓燕，韩晓燕介绍，郭仕道有一方进士匾额，就藏在该馆，据说是郭仕道本人题写。但可惜的是，因为馆内展品更替轮换，这块匾额被收入仓库，一时间难以见到真容。但韩晓燕提供了之前所拍摄的一张照片，让我们得以一窥其貌。历经600多年岁月冲刷，或许这是这位当年的顺天府尹在北京留存的唯一实物了。

　　三、 顾佐：真执法的“顾独坐”

　　在一众明代顺天府尹中，有一位堪称明代包拯的顾佐，尽管在顺天府尹任上没有完全发挥自身才能，但宣德年间他却成为推动“仁宣之治”的铁腕人物，在他的治理之下，京城世风为之一变。

　　《明史》记载：“顾佐，字礼卿，太康人。建文二年进士。除庄浪知县。”庄浪县位于今天甘肃省中东部，历史悠久，地处渭水流域，是兵家战略要地。嘉靖《河南通志》记载，顾佐任庄浪知县时，有一年端午节，武将们召集官员比赛射箭，大家以为顾佐一介文人，肯定不善骑射，于是故意让他射箭来刁难。谁知顾佐“连发三中，人由是异之”，守将们也从此心服口服，可见这位进士知县并非文弱书生。

　　顾佐在永乐初年便担任了御史一职，御史乃监察官，负责监察百官业务。很快顾佐得到明成祖朱棣的信任，先后在北京行在负责监察任务、监督四川采木、随军北征等。

　　《明实录》记载，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改应天府尹顾佐于顺天府尹”。应天府即南京，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之前，明王朝的正式都城是南京。永乐十八年九月初一，北京宫殿正式竣工，明成祖朱棣接受四方朝贺，此时仍称“北京行在”，随后命令北京行在礼部，以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日起，以北京为京师，定为正式国都。因此可知，顾佐先后为南京、北京两都最高行政长官，于1420年末执政北京。其为政能力不言自明。

　　但是，顾佐刚直不阿的性格使他在北京的仕宦生涯并不顺利，京城的权贵们对他甚为忌惮，甚至联合起来将他排挤出京城，到天高皇帝远的贵州去做按察使。宣德三年（1428年），大学士杨士奇、杨荣举荐顾佐，称赞他“为京尹，政清弊革”，将他在京为官时的表现一番夸赞。宣德皇帝励精图治，正在寻访良才，于是很快提拔顾佐为右都御史，并令他专门督查各御史，就这样，顾佐又重拾监察任务，干起了老本行。实际上他成为宣德皇帝整顿官场腐败、肃清吏治的执行者。

　　顾佐毫不客气，上任没多久就刀刃向内，先拿御史机构都察院开刀。《明实录》记载，宣德三年八月，顾佐一纸奏章，“奏监察御史严暟、成林、韩瑄……贪淫无耻、污名尤甚”，“张观、王成雷……贪污不律”“李孟宣、王颐……都事赵玭不达政体，赵安不谙文移”，林林总总，弹劾了不下25人。不仅如此，他的上司左都御史刘观也没能逃过锒铛入狱的命运。刘观起初并不认罪，向皇帝求情，殊不知宣宗皇帝已经掌握了他贪赃枉法的确凿证据，顾佐正是在皇帝的支持下采取的行动。

　　对刘观等官员的处理使得都察院风气为之一变，顾佐反腐倡廉的重拳出击也带动了各级监察部门，一时间朝纲整肃，京城的社会风气也有了明显的转变。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京师自宣德顾佐疏后，严禁官妓。”可见顾佐为政效果之显著。

　　《明史》对顾佐的品行有较高的赞誉，说他：操履清白，性严毅。每次上朝之前，顾佐都自己一个人独处，“非议政不与诸司群坐”，也许是人至察则无徒，其他官员经过附近“皆折旋避之”。久而久之，官员们都管他叫“顾独坐”。

　　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这位真执法的“顾独坐”既为北京的治理贡献颇多，也堪为后世垂范，令人钦佩。（张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