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有一些始建于隋唐时期的寺庙，比如云居寺始建于隋末唐初，戒台寺始建于唐武德五年（622年），潭柘寺更早些，始建于西晋永嘉元年（307年）。除此之外，史料中曾提及多处隋唐时期的寺庙，其中有一些寺庙的始建时间仍有争议。

　　宣南白马寺留有石幢吗？

　　世人皆知洛阳有白马寺，但对北京境内曾有过的白马寺就知之甚少了。在一些文史资料中，曾提到这座“白马寺”，且说它是隋代古刹，这种说法靠谱吗？

　　朱彝尊的《日下旧闻》中，记载着古刹“白马寺”的信息：“宣南坊白马寺，隋刹也。殿后尊胜陀罗尼幢上刻‘仁寿四年正月上旬造’……其东有 僧塔，塔前有古碑，已为侵占者所毁矣。”朱彝尊生活在清初康熙年间。按照他的所闻所记，白马寺的僧塔、古碑已不可考。到了乾隆年间于敏中等人编纂《日下旧闻考》时，白马寺已毁，所在地倒是留下了“白马寺坑”的名字。而隋代的石幢，连同僧塔、古碑“俱无考”，说明皆已消失了。倒是明代翰林院学士张元祯、工部尚书张文宪所撰文的两通古碑，在清中叶仍存。

　　在张元祯所撰文中，对白马寺始建的时间较为肯定“隋仁寿年间创立，年久废弛，惟基址犹存”。这里并没有说到留有石幢一物。而张文宪所撰文中，则云“传闻隋仁寿年所立”，而且同样没有提及能够证明白马寺始建于隋代的石幢。这就有点儿意思了，张元祯和张文宪是明朝中期的官员，朱彝尊则在清朝康熙年间的官员。清朝朱彝尊所能见到的石幢，居然在明朝张元祯和张文宪的笔下缺失。这能说明什么？尊胜陀罗尼幢或许不是白马寺遗物，它有可能是来自其他的庙宇。这样一来，白马寺是隋代古刹的结论，便靠不住了。

　　位于白纸坊的崇效寺，而今只留下一座清代建造的藏经阁。此地一直以来是以绿牡丹、墨牡丹等珍稀花卉出名。在朱彝尊的《日下旧闻》中，曾提到崇效寺是在“唐贞观元年（627年）所建佛寺旧址”重新建造的。之所以认定崇效寺建造于这一年，只因清代中叶尚留存的一通古碑。这通古碑由明代嘉靖年间郧阳府知府夏子开所撰，文中写道：“神京之宣武门外，古刹一座，创自唐贞观元年，宋元末因罹兵火，日就倾颓。至正初为好善者重葺，赐额曰崇效。”于敏中等人在编纂《日下旧闻考》中，特意说了一句“谓（崇效）寺创于唐贞观元年者，只据碑文所载，他书不可考也”。说明在清代中叶，崇效寺的始建年代便已成谜。

　　多少年过去了，有关“崇效寺初建”似乎有了新的说法：该寺是幽州节度使刘济舍宅建造。刘济崇信佛教，为了表达自己的虔诚，特意将自己的住宅改建成了一座寺庙。刘济担任幽州节度使的时间，是从贞元元年（785年）至元和五年（810年），这与“贞观元年”相距一百多年。由此看来，崇效寺的始建时间，也是有疑问的。

　　扑朔迷离的火德真君庙　

　　火德真君庙，兴许是中轴线上最早出现的一处建筑群了。就在火德真君庙灵官之殿前的说明牌上，标注着该庙（宫观）的始建时间是唐贞观六年（632年）。如此具体的时间，想必应该有古碑或文献的记载吧。待我翻阅与此有关的各类文献时，竟然深陷迷雾。

　　明末清初，孙承泽所著的《天府广记》中，有“火德真君庙，唐贞观中建”的文字。到了刘桐、于奕正编写《帝京景物略》时，只改了一个字，即“火德真君庙，唐贞观中址”。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的年号，从627年至649年。有关“贞观年间”的说法，引起了朱彝尊的怀疑。于是，他在编写《日下旧闻》的时候，将“唐贞观中址”去掉。火德真君庙创建的时间，改成了“元至正年”。待到于敏中等人编纂《日下旧闻考》时，对朱彝尊的“节录省文”似乎并不认同，于是把孙承泽、刘桐、于奕正的说法重新展示。但此事的真相并未大白，反而越发蹊跷。

　　根据于敏中等人的调查，乾隆年间火德真君庙里留存着几通碑。然“殿前二碑虽存而无字”，后殿“有嘉靖癸亥重修碑，碑字剥落不可读”。至于清顺治年间的三通碑、乾隆二十二年的重修碑等，亦未附录于文中。由此看来，火德真君庙的始建时间，还无法得到碑刻文字的佐证。

　　现而今，火德真君庙里并未留存下具有文献价值的古碑。

　　刘桐、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还不惜笔墨地讲述了有关火德真君庙“传奇故事”。其中的一段，提到了天启年间“王恭厂爆炸”。这起重大事故的发生地点，是在位于内城西南一隅的光彩胡同（此前叫棺材胡同）一带。从明末留存下来的诸多正史与私人笔记中，都对此事有过记录。但被录入《帝京景物略》的时候，作者又道听途说、添油加醋地增加了这样一段文字：“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已刻，北安门内侍忽闻粗细乐，先后过者三,众惊而迹其声,自庙出。开殿审视,忽火如球,滚而上于空。众方仰瞩,西南震声发矣。望其光气,乱丝者,海朝头者,五色者,黑灵芝者,起冲天，王恭厂灾也。”这段文字，译成白话文便是：天启六年（1626年）五月初六日上午十点钟左右，皇城北安门的几个内侍卫听到后门桥附近三次响起鼓乐之声。满脸疑惑的内侍们循声而来，发现声音是源于这座火德真君庙里。推门而入，打开大殿，令人惊呆的场景出现了：只见从殿内冲出来一个巨大的火球，直奔西南方向而去，不一会儿，火球飞去的方向传来一声巨响，那便是“王恭厂爆炸”。

　　这段文字描绘得精彩至极，但也令人匪夷所思。一个斜穿半座京城的大火球，出自内城中轴线旁的火德真君庙，落在内城西南隅的王恭厂。这段故事让人听起来总觉得匪夷所思。

　　和平寺是尉迟敬德所建？

　　和平寺
和平寺内和平钟

　　昌平多古刹，有的被追溯至唐代。

　　在南口镇西的花塔山前，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古刹“和平寺”。

　　根据《日下旧闻考》的记载：“花塔村在（昌平）州城西北三十里，有和平寺，唐建。”除此以外，再无一言。和平寺始建于唐代的说法，也在清康熙年间《昌平州志》中出现过，但也很简略。

　　倒是当地的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讲述了和平寺的由来：该寺由唐代名将尉迟敬德监造，唐太宗李世民亲笔御书“敕赐和平寺”。因李世民是率将士南征北战才得天下，又亲见瓦岗兄弟各为其主而反目为仇，或恩将仇报。而他自己又是通过“玄武门之变”从兄弟手里夺得的皇帝，并在战争年月屡次遇险，几乎丧命，故愿“天下太平”，再无战事，所以取名“和平寺”。这段有鼻子有眼儿的传说，基本上没有碑刻或历史文献来佐证。

　　更有意思的是，说“和平寺修建于唐贞观年间”都算小觑了它。按照当地流传的说法，和平寺或许初建于晋代。于是，在民众中以讹传讹地出现了这样的俗谚“先有和平寺，后有潭柘寺”，以说明该寺的悠久历史。

　　目前发现的和平寺内年代最早的碑刻，是明成化六年《大明都知监太监崔公寿藏碑》。按照碑文记载：明成化三年（1467年），居庸关守备太监崔保在花塔村买村民何氏地，预建生圹一座。在生圹左侧建佛寺一所，右侧建禅堂，成化五年（1469年）竣工。另据明代《（昌平）西关志》的记载：“和平寺，在关西南三十三里，成化戊子本关太监崔保立，有辽阳张昇撰碑以记其事”。由此可推知，和平寺的前身是明成化年间太监崔保的墓地。既然如此，尉迟敬德始建和平寺的故事，就显得不太靠谱了。（高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