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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甸”缘何成为文化街

(2023-01-24 2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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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北京晚报》

分类: 文史
“厂甸”缘何成为文化街
位于现琉璃厂东街29号的火神庙,此处的庙会是厂甸庙会的起源。


  春节期间,庙会是众多市民体验传统民俗之处,厂甸庙会也不例外。和平门外琉璃厂的“厂甸”全称“厂甸春节集市”,是北京特有的春节文化集市。

  厂甸最初叫“光厂”,又称“厂店”,源于明清时的灯会。明代的灯市,最早在今东城区的灯市口。嘉靖年间,虑及皇宫的安全,灯市移到琉璃厂、花市及正阳门外等处。东琉璃厂有座火神庙,每年正月初三至十六日,庙会兴旺。附近的真武庙、延寿寺等古刹也在这段时间开庙。官办的灯市加上寺院的庙会,便成了京城人春节生活中一大重要内容。

  厂甸的文化特色要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馆修《四库全书》说起。因编书需要,天下典籍汇聚京城,官府和文人雅士对书籍和文化用品的需求,促使琉璃厂的书市兴盛起来。数百年来,这里曾经集散和流通了不可估量的文化财富,有“中国博物馆街”的美誉,是北京一条著名的文化街。 

  琉璃厂曾烧造瓦件

  在辽代时,琉璃厂属于京东燕夏乡海王村,这里曾坐落着著名的延寿寺。寺院面积巨大,东起五斗斋,在今延寿寺街东北的大耳胡同;西至今宣武门东南的方壶斋胡同。北宋靖康二年(1127),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被金人所俘,押解到燕京(今北京),宋徽宗被囚禁在延寿寺内。此后,随着朝代的变迁,延寿寺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庙基也越来越小。

  元代建都北京,设窑四座,琉璃厂窑为其中之一。明永乐年间营造京城,需要大量建筑材料,除全国征调外,也在北京生产一些。据《大明会典》记载:“营缮所需木植砖瓦,有五大厂:神木厂,大木厂,堆放木植,兼收苇席;黑窑厂,琉璃厂,烧造砖瓦及内府器具;台基厂,堆放柴薪及芦苇……”为此,朝廷占用延寿寺的大片土地,专门设置了烘制五彩琉璃瓦件的琉璃厂内厂,另在门头沟琉璃渠村设外厂。琉璃厂全盛时期,北起西河沿,南至庄家桥(章家桥,今臧家桥)及孙公园,东迄延寿寺街及桶子胡同(筒子胡同,今桐梓胡同),西达南、北柳巷,在今琉璃厂东街东口设有东门,在今琉璃厂西街西口设有西门。史载:“厂制东三门,西一门,街长里许,中有石桥。桥西北为公廨。东北楼门上为瞻云阁,即窑厂之正门也。厂内官署、作房、神祠之外,地基宏敞,树林茂密,浓荫万态,烟水一泓。”

  琉璃厂烧制的琉璃,不仅装饰了北京城的皇宫禁院,也成为寺观庙宇、贵官豪宅的点缀之物。明末诗人吴梅村曾有诗赞道:“琉璃旧厂虎房西,月斧修成五色泥。遍插御花安凤吻,绛绳扶上广寒梯。”吴梅村故宅在骡马市魏染胡同,即窑厂西南约半里,经常能看到五色斑斓的琉璃产品,故有此作。不过直到清初,除梁园、章家桥、杨氈胡同(今名樱桃斜街)、筒子胡同、安南营、麻线胡同、魏染胡同外,窑厂周围还是一片郊野景色。清初龚鼎孳在琉璃厂写道:“不识鸣驺地,林塘意外幽。晴沙初吐月,高树总浮秋。”魏象枢《琉璃厂见白鹦鹉有感》云:“秋林高漠漠,是尔入林期。”

  琉璃厂征调民工极多,为解决大批工人吃菜困难,特别在窑厂周围建立4处菜园。清末《光绪顺天府志》记述北京外城坊巷时,在琉璃厂旧址周边已经出现了东北园、东南园、西南园和西北园等胡同名。民国年间,开辟新华街,并在内城墙上开通两个拱形券洞以通南北道路。此后,琉璃厂被截为东西两段。由于琉璃厂以书肆、画店、纸店及珠宝玉器、古玩店为主,店铺最怕着火,所以过去仅琉璃厂就有两座火神庙。一座在小沙土园,后来成为文昌会馆;另一座就是原厂东门内的火神庙。

  名士文人汇聚于此

  清康熙年间,琉璃厂的窑厂迁至门头沟琉璃渠村,“琉璃厂”的名字被保留了下来,并鼓励居民入住。至此,琉璃厂渐成居民密度较大的街巷胡同。当时窑厂监督汪文柏记曰:“外城是官地,架屋许多人,所以琉璃厂,衡宇如鱼鳞。”而琉璃厂离皇城较近的地域优势也凸显了出来,一些汉族官员为了上朝方便,开始在这一带建房居住。于是,往日烧制琉璃的窑厂,渐渐地成为城南文人聚居之地。清内阁学士韩菼住琉璃厂南韩家潭,著名戏曲家李渔在韩家潭营建“芥子园”。康熙朝“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仕南书房”的王士祯,住琉璃厂东街北面的西太平巷5号。王士祯去世后,其旧宅成为《四库全书》副编撰程晋芳寓所。清代著名文学家朱彝尊,号竹垞先生,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初罢职,自内城黄瓦门移居琉璃厂西北的海波寺街顺德会馆居住,其书房名“古藤书屋”,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桃花扇》作者、清文学家孔尚任,也曾居于此巷之中。

  住在琉璃厂一带的,还有电视剧里戏称铁齿铜牙的纪晓岚。纪晓岚,名昀,字晓岚,乾隆朝左都御史,《四库全书》总纂修官。纪晓岚故居在虎坊桥东,今珠市口西大街241号,清式砖木结构,基本上属于两进四合院的建筑格局,饱经两百余年的风雨沧桑,具有众多的历史烙印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此地原为岳钟琪旧宅,雍正末,岳钟琪获罪拘禁,适逢纪晓岚的父亲纪容舒携家来京补官,遂购得此宅。纪晓岚分别于11岁至39岁、48岁至82岁居此。嘉庆十年(1805)纪晓岚去世,故居数易其主,现为晋阳饭庄,北院有纪氏编著《阅微草堂笔记》的书斋,称“阅微草堂”。

  1931年11月,由张伯驹出面,约梅兰芳、余叔岩合作发起组织北平国剧学会,会址设今晋阳饭庄内。选出李石曾、冯耿光、周作民、王绍贤、梅兰芳、余叔岩、齐如山、张伯驹、陈半丁、傅芸子等为理事。典礼之时演出了《八蜡庙》。梅兰芳饰褚彪,张伯驹饰黄天霸……其余角色皆为反串。这是梅兰芳唯一一次戴髯口演戏,在京剧舞台留下一段佳话。

  琉璃厂紧邻前三门大街,包括外省来京述职的官员和各省的举人们进京赶考,大多数也在琉璃厂一带寄宿。这让宣南一带的会馆,占了北京会馆总数的三分之二,著名的安徽会馆便是其中的一座。安徽会馆在琉璃厂西侧的后孙公园胡同,明末大藏书家孙承泽曾在此居住。孙公园后来被分为前孙公园胡同和后孙公园胡同。清康熙年间,洪昇创作的《长生殿》曾在孙宅的大戏楼演出。乾隆朝内阁大学士翁方纲、刑部员外郎孙星衍、以藏有甲戌本脂批《红楼梦》而闻名的刘位坦等名人都在此住过。同治八年(1869),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与其兄湖广总督李瀚章及淮军诸将集资购得孙公园的大部分,建安徽会馆。这里也是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活动场所,美术教育家徐悲鸿也曾在此开设美术学校。

“厂甸”缘何成为文化街

 

  琉璃厂文化街旧照 

  文化集市渐成特色

  乾隆时期文化街兴起,更让“逛厂甸”变成北京人岁首的一种特殊聚会和别具一格的文化娱乐活动。浙江一带的五柳居、文萃堂等书商,纷纷汇聚到京城。翰林院的大臣们,每天把所校勘的古籍中应考证的内容,详细列出书目,到琉璃厂的书店里去寻找资料。当时,四库馆的编修们到琉璃厂书店寻检书籍、字画、文物等,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街景。其后200多年,文人学子来琉璃厂文化街逛书店、购买字画和古董文物等,依然相沿成风,出现了荣宝斋、宝古斋、博古斋、邃雅斋、来薰阁、松筠阁等一批著名的老字号店铺。

  到琉璃厂文化街淘金、攻读钻研的文化人,从乾隆以来就不乏学界名人。例如,从纪晓岚、林则徐、王懿荣、吴大微,到康有为、谭嗣同,再及沈钧儒、朱自清、鲁迅、周作人、胡适、郑振铎、马衡、罗振玉、邓之诚,著名书画家齐白石、张大千、于右任、陈师曾、林琴南等,还有离我们很近的老舍、邓拓、吴晗、廖沫沙等。据《鲁迅日记》记载,他居京的十余年间,去琉璃厂就有480次之多,并详尽记录了到琉璃厂购买的书籍、文物及碑帖。琉璃厂还首开北京书店看书风气之先,并影响到北京书业文化的形成与繁衍,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称琉璃厂书摊为“安身立命”之所。

  根植于琉璃厂的厂甸庙会和一般集市庙会不同的是,厂甸以经营书籍、字画、古玩文物、纸墨笔砚等为主,因而被称为“文市”。乾隆时的厂甸,“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更有秦楼楚馆遍笙歌,宝马香车游士女。”

  据1931年春节厂甸庙会大略统计,有商贩1000余户,其中古玩玉器类300余户,玩具类200余户,用品类100余户,其他200余户。1963年的厂甸规模最大,货摊从和平门护城河桥头,一直摆到虎坊桥十字路口。

  一座烧制琉璃的窑厂,因人才和文化而衍生出“厂甸”和琉璃厂文化街这两大特色,北京城市文化学者袁家方教授说:“北京,天子脚下,五方杂居,人才荟萃,就荟萃出创造出一条‘琉璃厂’文化街、一个‘厂甸’年节文化集市,两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北京对中国,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巨大贡献!”(王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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