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刹海的一个“刹”字，表明这一带寺庙众多。自唐代起，什刹海地区修建的寺庙多达160余座，是北京寺庙密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影响较大的寺庙有火神庙、护国寺、关岳庙、广化寺、拈花寺、净业寺、贤良祠、广福观等。坐落于烟袋斜街51号及大石碑胡同6号、8号的广福观，始建于明代天顺三年（1459年），据说曾经是明朝管理天下道教的官府机构——道录司所在地。　

　　道录司为道官机构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诏令天下，设置道录司总领全国道教，为掌管道士的最高权力机构，隶属于礼部。府设道纪司，州设道正司，县设道会司，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层次分明的道官机构。道录司的道官有左、右正一各一人，左、右演法各一人，左、右至灵各一人，左、右玄义各一人。其下各府道纪司分设正、副都纪各一人，各州道正司设道正一人，各县道会司设道会一人。道录司总负责道内住持的选任，度牒的发放，道士名籍册和天下宫观花册，定期汇总编制，上报礼部祠府。道录司的道官一般需由正一真人（天师）推荐，礼部及吏部勘议，皇帝亲自任命。

　　将道录司设置于烟袋斜街的广福观，可见当年这一带道教文化的繁盛。现在的西城区道教协会也在烟袋斜街上，与大清邮政信柜相邻。

　　但对广福观的性质和功能，也有不同的说法。有人以“广福观碑记”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文献史料，考证后认为，广福观为孙道玉创立的别院，其性质是子孙庙，并非明代道录司衙址。据《明实录》《明史》《廿二史札记》记载，孙道玉是深得明宣宗、英宗、宪宗几代帝王恩宠的著名道士，封赏不断，最终封为真人。天顺元年（1457年），孙道玉受诏掌管道录司，成为天下道教的实际负责人。此时，彭太监将其在烟袋斜街的一座宅院赠予孙道玉建立别院，皇帝赐名“广福观”。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广福观的创建时间便提前了两年。

　　那么，推断广福观只是孙道玉别院，而非道录司衙署的依据是什么呢？其一，明初设置的道录司，官员定制是四品八人。朱棣迁都北京后，道录司的官员设置为16人。宣德年间，道录司官员开始超编。到了成化年间，道官多达百余人。如此众多的道录司官员，办公场所可能有些局促。其二，坐北朝南的广福观是一座三进四合院，由山门、前殿、后殿、西跨院组成。尽管位于什刹海岸边，风景秀丽，但空间规模有限，难以承载庞大的官府机构。而位于阜成门内的朝天宫规模宏大，是当时北京最大的道教宫观，朝廷将道录司设在那里顺理成章。

　　朝天宫早建26年

　　道录司是朱元璋时期所设，而广福观建于明英宗朱祁镇时期，那么，广福观建成前，道录司在哪儿办公呢？

　　阜成门内的朝天宫建于明宣德八年（1433年），是仿南京朝天宫建造而成，比广福观早26年。因此，道录司的所在应该是朝天宫，后来也不可能从朝天宫搬迁到广福观，因为广福观无法容纳道录司已有的规模。据此推测，烟袋斜街上的广福观或许只是道录司的一个分支机构。由于烟袋斜街达官贵人云集，声名远播，人们便将这座道观说成了道录司所在地。尽管不够严谨，这种说法也是成立的。更重要的是，在许多人心目中，烟袋斜街上的广福观成了道教文化的象征。

　　中国道教文化的源头在黄帝，而老子则是道教文化的继承者、总结者和发扬光大者，所以道家思想又被称作黄老学说。如果说黄老学说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棵大树，那么先秦的诸子百家思想则是这棵大树上结出的果实。就此而言，也可以将植根于道教文化的广福观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

　　后来，广福观一度成为民居。2008年8月，修复后的广福观正式对公众开放。2011年，被认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当我徜徉在修葺一新的广福观时，这里已成为什刹海展览馆。前殿、三清殿、三清殿东边的崇玄殿、西边的演法殿分别以“什刹海与北京城”、“建都所依，济运通漕”、“海域新貌”和“京华胜地”为主题，介绍什刹海地区的地理样貌、人文古迹、历史底蕴、民俗风情等。以数字沙盘、手机AR、多点触摸屏等多媒体展示手段，使人真切感受到什刹海地区积淀已久的运河文化、王府文化、园林文化、非遗文化、四合院文化、名人文化和老字号文化。

　　尽管我没有看到有关烟袋斜街和广福观的专题介绍，但烟袋斜街作为什刹海地区的一条小街，广福观作为烟袋斜街上的一座道观，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已经蕴涵其中了。（岳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