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铁良留学过日本吗_兵团战士btzs

　　资料记载，1899年6月，湖北武备学堂选派的吴禄贞、万廷献等人以及来自河北、浙江、上海等地共40人成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批留学生（也有不少资料认为是1900年12月入学）。根据这些信息可以判断：这本相册是清代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的留学生（相册中的留学生正好为40名），其珍贵程度无需多言。

　　在细细浏览“湖北派遣留学生”这张合影时，被另一个熟悉的名字吸引：铁良。

　　铁良是晚清重臣，曾任军机大臣，清廷设陆军部之后，铁良任陆军部尚书。前不久，笔者翻阅《鼠疫斗士——伍连德自传》一书，还提到了伍连德与铁良的一段故事。

　　1908年，伍连德打算到北京，接受袁世凯此前对他的邀请，担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帮办（副校长）一职。然后正当他准备从天津坐火车到北京时，清廷政局突变，光绪帝和慈禧相继驾崩，袁世凯失势回乡。来到北京城的伍连德，在友人的斡旋下，得到了陆军部尚书铁良召见，铁良签署了天津陆军医学堂帮办的任命，伍连德由此开启了自己在中国的不平凡之旅。

　　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又在清廷担任陆军部尚书，一直在军界摸爬滚打，逻辑上似乎没有问题。笔者也没多在意。突然，“湖北”两字映入眼帘，一连串疑问一闪而过：这位满清贵胄为何由湖北选派？他和湖北有着怎样的渊源？

　　于是查阅铁良的生平，但是奇怪的是，资料里很少提到铁良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大多只有这样一句话：1903年，铁良到日本考察，回国后升为户部尚书。如果赴日考察属实，那是不是铁良赴日考察，也算作留学？笔者很快就推翻了这个解释：时间上存在明显误差。尽管第一批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入学时间有1899年和1900年两种说法，但不管哪种说法，都比铁良考察日本的时间早。

　　笔者第一个念头，日方在标注时写错了，将另一位满清贵胄良弼标注为铁良。经过查阅得知，良弼是第二期留学生（有资料说是第三期），铁良为良弼之误的说法也被排除。更重要的是，从多篇介绍铁良的资料中并没有发现他落籍湖北的记录。根据资料，他的祖父曾为江西吉安知府，但是后来家道中落。无奈之中，铁良只得放弃科举，自研财经、军事，后来成为荣禄手下一员。

　　为了确认铁良在1900年前后的经历，笔者查阅了《清实录》。铁良出现在《清实录》的第一条记录，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日。当天清廷召集了世铎、奕劻、溥伟、载沣、荣禄等满清贵胄以及数十位大臣（铁良排在后面），商讨对京城里的义和团采取何种态度：“究竟该拳民临敌接仗有无把握。世铎等须细加察验。谋定后动。万不可孟浪从事。”顺带提及的是，清廷显然并没有“谋定后动”，五天后（即五月二十五，阳历6月21日），向列强十一国宣战，引发“庚子国变”。慈禧和光绪也在不久后西逃。

　　虽然清廷遭受了极大打击，但铁良的升迁之途却似乎被打开。1901年七月，他被任命为大理寺少卿，署左翼总兵官。两个月后，他被任命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从国内的仕途轨迹来看，铁良不太可能在1900年前后作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第一批留学生。

　　这就有意思了。那么，照片中的铁良为何人？是标注者写错，还是这两个铁良并非同一人？

　　同时代有两位铁良

　　笔者开始查阅众多关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资料。在《留学前后——留日士官生群体特征研究》的文章里，了解到这样一个信息，《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将帅录》（陈予欢著）中收录了从近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左右四十多年来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员。

　　经过多方求助，找到了《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将帅录》的电子版。这本书收录了共1600多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员信息，书本按照学员的姓名笔画做了目录索引。笔者在“十画”（“铁”字有十画）那一栏，迅速搜寻“铁良”的名字，可惜的是，从头至尾，只发现一个“铁忠”的名字。笔者难掩失望：如果连这本如此全的书都没有收录铁良，那还有哪些资料可查？

　　就在失望之余，笔者进入“铁忠”的词条。没想到，短短几段文字，就让问题迎刃而解：这位铁忠就是苦苦寻觅的铁良。

　　这是怎么回事呢？且看这本书上的介绍：“铁忠，原名铁良，登记籍贯为湖北荆州府，湖北荆防镶白旗人。早年入两湖书院读书，1898年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赴日留学……1899年6月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学习（注——这也是第一批留学生入学时间为1899年这种说法的来源之一，日本方面的资料记载的时间是明治33年即1900年12月），1900年11月毕业。回湖北新军任职，旋赏候选知县。其时因与兵部侍郎、江宁将军铁良同名，奉命改为铁忠。”

　　原来合影中的那位铁良，并不是满清贵胄铁良，而是来自湖北的同名之人。

　　虽然疑惑得以解决，但头脑里还是多了一个疑问：这种说法的来源靠谱吗？在“铁忠”这个词条之后，作者也附有参考书目：沈云农主编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民国留学生名簿》（1977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十七辑）。

　　笔者找到了这本书的电子版。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民国留学生名簿》一文内，另附有一本写有“昭和五年（民国十九年）调”字样的《陆军士官学校入学中华民国前清人名簿》。这个小册子应该是按照日文的某种顺序列出了第1期至第22期的学员名单（截至1930年只有22期，此后还有10期留学生）。该名簿还分为“兵科”、“姓名”、“出生地”“任职地位”以及“现住所”等几项。经过仔细寻觅，笔者在手写版小册子的第72页，找到了铁良的信息：他是第一期学员，“兵科”为“步兵科”，“出生地”为“湖北荆州”，“职位”是“前两湖总督”，“现住所”则是“天津”。

　　这份调查表中的铁良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合影中的铁良能对应上，也就是说合影中的铁良是来自湖北荆州铁良，这个说法是比较确凿的。

　　有了这些线索，笔者查阅到了更多信息。在武汉地方志数字方志馆的网站中也找到了“铁忠”的词条。它对铁忠的身世有这样的介绍：

　　铁忠（1864-？），原名铁良，字韵铮。满洲镶白旗人，因祖辈驻防荆州而落籍江陵。少时入牛录官学，后入辅文书院。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赴日本留学，入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一期。1902年毕业回国，任湖北新军第一镇第二标标统。因与兵部侍郎铁良同名，遂改名为铁忠。

　　两份不同的材料都提到铁良改名为铁忠，应该可以作为比较可信的说法。查阅《清实录》，生活在京城的铁良正是在1902年农历的十二月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的。

　　留过学的铁良

　　有怎样的人生轨迹

　　那么，铁忠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综合武汉地方志以及《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将帅录》的记载，将他的经历介绍如下。

　　宣统二年（1910年），铁忠负责湖北全省军务，并开办湖北陆军测绘学堂、陆军讲习所和陆军参谋班，为清廷培养新军。1911年夏，武汉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作为清廷的利益代表，铁忠自然是想方设法扼杀革命。为防备军队起事，他与湖广总督瑞澂合谋，将集中在武汉三镇的“不稳”新军分遣至四川资州、湖南岳州及省内的郧阳、宜昌、襄阳各地。

　　10月9日，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3人被捕，主审他们的便是铁忠。最终，三位革命先驱英勇就义。但是，革命的烈火早已传播开来。10月10日清晨，武汉新军各标革命官兵向总督署发起猛攻，势如破竹，铁忠护卫总督瑞澂登上楚豫号兵舰赴汉口，而后继续指挥残部对革命势力进行反扑。失败后，铁忠乘车北上，抵达河南信阳。

　　在武汉地方志网站上，对于铁忠在辛亥革命后的轨迹介绍不多，只是说1912年南北议和后，东渡日本，不知所终。而在《中国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将帅录》中记载的比较详细：辛亥革命后，铁忠逃回北京，投至冯国璋部下。1912年任禁卫军司令部军需处处长，1913年获得北洋政府颁发的三等文虎章。1914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两湖总督署总督等职（这也与前文提到的1930年调查表中“前两湖总督”一致）。1923年1月，被北洋政府陆军部特任为将军府“穆威将军”。

　　曾杀害革命党人的清廷官员铁忠，在清廷灭亡后，摇身一变，居然成为民国北洋政府的座上宾，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吊诡与无奈之处吧。（姜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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