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需要实干家，不需要键盘侠。”近日，某足球明星在微博上怒怼一位知名小品演员，以回应后者对某足球队的批评。

　　遇到批评，常见的反驳便是：外行有啥资格品头论足？

　　其实，稍懂历史即知，小品演员谈足球，还真不算外行。在古代，俳优与蹴鞠同属百戏，均归太常寺中的太乐署管理，穿越回去，小品演员和足球运动员算得上“同行 同事”。

　　我国自东汉起便形成了在重大节日庆典上举行百戏表演的制度，除娱乐、休闲之外，还有其他目的：俳优可以起到劝谏、下情上达的作用，元代学者杨维桢曾称赞说：“一言之微，有回天倒日之力。”至于蹴鞠等技巧类项目，从战国时代就被视为“讲武之礼”，是为了“用相夸示”，隋炀帝曾在西域办过几次大型表演，让“胡人大骇”，“竟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并遣兵戍之。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诸蕃慑惧朝贡相续”，暂时稳定了西北局势。

　　时代发展，如今百戏细分为杂技、魔术、小品、摔跤、足球等，已是术业有专攻，但内部仍有相通处，即隋文帝斥百戏时提出的“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务求实绩，而不是凑热闹、养闲汉。

　　至少古人是这样看的：只要坚持这一标准的批评，就是内行意见。

　　晏子的身材为何缩水

　　古代专有“优谏”一词，指俳优在演戏中进行的讽谏，其中代表人物有优孟、优旃（音如毡）等。优旃是侏儒，秦二世想用油漆涂饰城墙，优旃说：太漂亮了，早该这么干，但得先找一间能阴干城墙的大房子。秦二世大笑，遂止。

　　司马迁在《史记》中设《滑稽列传》，称俳优“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岂不亦伟哉”。自古劝谏难，司马迁本人也因此受害，自战国起，出现了士大夫俳优化的倾向，体现在对晏子的塑造上。

　　晏子是齐国名相，因“晏子使楚”闻名，他用辩才维护了国家荣誉和利益，但学者王绪霞在《晏子未使楚考》中指出，这是后人建构出的伪史：

　　其一，在《晏子春秋》中，晏子至少出使楚国两三次，均不录具体时间，且《左传》中无载。

　　其二，当时只有吴楚等国君称王，齐君不称王。《晏子春秋》中，晏子一口一个“王”，是战国人的习惯。

　　其三，以“圣人”称晏子，在他生前不可能。

　　其四，《晏子春秋》中有“万乘”，是战国才出现的词。

　　其五，《晏子春秋》记晏子见过吴王夫差。夫差继位于鲁定公十五年（前495年），据《史记》载，晏子已于5年前去世。

　　晏子的父亲晏弱是名将，曾征战4年，灭掉莱国，享国老待遇，晏子因而成了齐国大夫。身为名将之后，晏子的身材可能不矮。古代俳优多侏儒，《晏子春秋》这么写，显然是想把晏子塑造成“俳优之神”。

　　汉人“幽默”让人受不了

　　《晏子春秋》或成书于秦末汉初，正是劝谏最难的时期。

　　秦始皇“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刘邦则鄙夷儒生，“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汉武帝更可怕，他说：“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如此氛围，大臣们都被逼成弄臣。仅汉武帝一朝，便有东方朔、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严安、枚皋等。

　　司马相如有政治理想，却“常称疾避事”。在《大人赋》中，他写道：“使句芒其将行兮，吾欲往乎南娭（同嬉）。”连神仙都想逃走。东方朔则自称“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喝醉后唱：“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汉代人善写刻板文章，其“幽默”让人受不了。比如戴良的《失父零丁》，如此描写他爹：

　　我父躯体与众异，脊背伛偻卷如胾（音如字，意为切成的大块肉），唇吻参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能备。请复重陈其面目，鸱头鹄颈獦（音如歇，即短嘴狗）狗啄，眼泪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纳无齿牙。食不能嚼左右磋，似西域骆驼。请复重陈其形骸，为人虽长甚细材，面目芒苍如死灰，眼眶臼陷如羹杯。

　　作者假借寻父，挖苦有生理缺陷的人。汉代文人最爱这种哏，蔡邕用《短人赋》挖苦侏儒，王褒用《责须髯奴辞》，称有胡子的奴隶“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牦”，几近于骂。环境太压抑，文人们也变得刻毒。

　　唐廷对俳优限制多

　　三国时，曹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娱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他的儿子曹丕、曹植都喜欢开玩笑，俳优再度受重视，常用底本是《吴质别传》。吴质是魏国名臣，不知为何要拿他“砸挂”，该书已佚，仅存目。

　　隋文帝曾废百戏，但隋炀帝又集天下艺人三万余人于东都洛阳，设教坊，唐代因之。据《新唐书》，唐初太常寺散乐人计382人，仗内散乐人1000人，音声人10027人。唐玄宗时规模进一步扩大。

　　借口“俳儿戏子，言辞无度，非所以导仁义、示雍和也”，唐廷对俳优限制多，只许低级趣味的幽默。比如清代黎庶昌从日本抄回的《古逸丛书》中（唐玄宗天宝六年，即747年的抄本），有《肥人篇》称：“昔者刘仓，腰带三丈，孟业身重千斤；满奋遍体膏流，赵伯肚脐藏李；董卓脂燃数日，赵女嫁易两夫；陈群马不能胜，庾嵩大车才受。”还是蔡邕、王褒式风格。

　　唐朝有参军戏，犹今天的“二人转”或相声。一人扮“参军”，一人扮“苍鹘”，以问答搞笑（后期也有三人或多人演出），比如敦煌石窟中发现的《茶酒论》，扮演茶的挖苦饮酒误事，扮演酒的指责茶廉价，争执不下，最后扮演水的看不下去了，斥责道：“茶不得水，作何相貌？酒不得水，作甚形容？”

　　唐朝幽默多似耍贫嘴。韩愈写过《毛颖传》等，用毛笔的命运讽刺世道人心，却被后人责为“出于谄谀、戏豫、放浪而无实者”。

　　“谐音梗”也能救人一命

　　唐宋是中国从贵族社会转向平民社会的关键期，主流不认可玩笑，却不乏有勇气的人站出来。

　　唐玄宗喜马球，对俳优黄幡绰说：“欲得好马，不知谁善相马？”黄幡绰说：几位丞相都善相马。唐玄宗问何以知之？黄幡绰说，我看他们每天骑的都是好马，肯定深通《马经》。唐玄宗大笑，却也没追究。

　　唐宋优谏特别擅长谐音梗。唐昭宗准备任夸夸其谈的朱朴为相，俳优穆刀绫便扮演佛教徒，念经道：“一切诸相，即是非相。”谐音“若是朱相，即是非相”，唐昭宗猛然醒悟。

　　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蔡京为敛财，铸“当十钱”。宫廷宴席上，俳优装扮成卖浆者，一钱一杯，有人买了一杯，付“当十钱”，卖家说：“我刚摆摊，没钱找，要么您再喝9杯？”对方喝了五六杯，实在喝不下去，说：“幸亏‘当百钱’还没出。”宋徽宗悚然，下令停“当十钱”。

　　宋高宗时，御厨煮馄饨不熟，被下狱问罪。两名俳优扮书生见面，互问年庚，一人称“甲子生”，一人称“丙子生”，有俳优说：“都该下狱问罪。”宋高宗问为什么，回答说：“饺子（甲子）、饼子（饼子）都生，和馄饨生同罪。”宋高宗大笑，赦免了厨师。

　　南宋理宗时，奸臣丁大全任相，与宦官董宋臣勾结。一次内宴，俳优敲锣，另一俳优推开他，说：“不奏乐，整天叮叮咚咚的，你要干什么？”他回答说：“现在干啥事能离得开叮咚（丁、董）？”

　　明朝俳优有骨气

　　明初舆论环境恶劣，据焦循《剧说》引《国初事迹》：朱元璋让乐人张良才说平话，张良才布置舞台，擅写“省委教坊司”招子，贴在门柱上。朱元璋知道后，大怒：“贱人小辈，不宜宠用。”让人将他捆起来，扔到水中。

　　明中期后，直言者渐多，比如俳优阿丑，得知保国公朱永令手下士兵给他家盖豪宅，就扮儒生，在内宴上诵诗：“争帝图王势已倾，六千兵散楚歌声。”这是唐代胡曾《咏史·乌江》中的名句，另一俳优说：你记错了，是“八千兵散楚歌声”。二人争论不已，最后阿丑说：“你还不知道？那2000兵正给保国公家盖房子呢。”

　　明代理学家鄙夷俳优，认为他们“染神丧志”“非徒无益”。但明代俳优颇有民族气节，在大是大非上绝不退让。

　　明清之际，许多明臣投靠新主子，包括著名诗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伟业。在宴会上，他特意点《朱买臣休妻》，因座中有人姓张，剧中有角色名“张石匠”，欲以调笑。可俳优每唱到“张石匠”，都改成“李石匠”。就在吴伟业称赞俳优聪明时，俳优突然把台词改成：“姓朱的有甚亏负你？”

　　剧中主角姓朱，明朝皇帝也姓朱，此处是一语双关，吴伟业大惭，避席而去。

　　甲申之变（1644年），某大司马投降，后仕清，一次在西湖赴宴，俳优表演《铁冠图》时，突加入一句台词：“臣兵部尚书吴年齿迎接圣驾。”“吴年齿”即“无廉耻”，大司马只好半道退席。

　　连慈禧太后都敢挖苦

　　清朝也不乏耿直的俳优。

　　学者李颖在《明清俳优戏的语言艺术》中钩沉，光绪时一次堂会，天热，座中皆武将，着装严谨，奴仆却多赤膊。一俳优指台下问丑角刘赶三：“此何炎炎，而彼何凉凉者？”刘赶三说：“各位老爷都是吃过冰的。”“吃冰”指武将贪污军饷。

　　刘赶三连慈禧太后都敢挖苦。一次去宫中唱《十八扯》，刘赶三扮皇帝。临入座，突然到场口说：“吾为假皇帝，尚能坐，彼真皇帝日日侍立，又何曾得坐耶？”因慈禧看戏时，光绪只能站在一旁。刘赶三当众指出，慈禧只好赐光绪坐。

　　光绪年间，一次公演《清溪洞》，上海俳优何家声扮孙悟空，追逐妖魔时，何家声只摇晃、不变身，另一俳优问：“人人都要看你变法，你为什么竟变不出来？”他回答说：“你看！诸位大人没有一个想变法的，为什么你单单让我变？”

　　甲午之战失败后，李鸿章的御赐黄马褂被剥夺，俳优杨鸣玉演《水斗》时，扮龟丞相，对手是鳖形大将军，穿黄马褂，杨现场“砸挂”，加了句台词：“如有退缩，定将黄马褂褫夺不贷。”表达了百姓对清军战败的不满。

　　话音未落，包厢座中一少年起身大骂，他是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畬。剧终后，杨鸣玉向李经畬乞罪，经畬立掷以茶盏，骂不绝口。杨不久病逝，有人成一联：“杨三（指杨鸣玉）死后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

　　从今天的眼光看，杨鸣玉的批评未必准确，但李经畬那么回应，更让人厌恶。（黄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