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河长制”之后，北京今年又逐步实行“林长制”，以促进林木生态建设。历史上虽然没有“林长”之职，但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已置“司木”之署，掌管林业，并设“山虞”之职，管护林木，且对毁坏林木行为予以处罚。此后历代以法治林，古今相承。

　　历代设有林木管理衙署及官吏

　　殷商设“山虞”之职 明代置“上林苑监”

　　据《北京森林史辑要》记载：殷商时期设六府，“司木”为其中之一，掌管林木的官吏称“山虞”。周代设“六卿”，林业事项由其分管。《周礼·地官》载：“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计林麓而赏罚之。”当时国有林的管理由“地官司徒”下属的“山虞”“封人”和“林衡”负责，封疆、城郭、沟地的植树由“夏官”下属的“掌固”组织，木材加工则由“冬官”负责，至于地方上的森林也设有相应的管理官吏。此后还根据山林的大小，配置相关的管理人员：“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史一人，徒二十人。”这可谓是最早的“林长制”了。

　　以后各代都层层设有相应的林业管理官署及官职，只是称谓有所不同。秦代由“少府”兼管林业政令的发布、木材采伐、树木栽植和山泽税收；汉代置“大司农”管理农林，设东园主章专管材木；两晋时期由“度支部”主管征收山林之税；隋代将森林划归“行台省”经管，设官职为“农圃”；唐初沿袭隋制，后改由工部下属的“虞部”和“司苑”等官职分管草木园林事宜；宋代设“将作监”，掌管林木及土木工匠之政等。

　　古代北京地区森林管理机构的设置，与该时期全国的情况大致相同，只不过在很长时间内，上层管理部门并不设在这里。自元代开始，随着大都城的建立，作为国都的北京，森林的管理机制逐步完善。

　　元至元七年（1270年）二月，始置“司农司”，掌管劝课农桑、水利等事务，同年十二月改为“大司农司”，农林事务仍由其管理。

　　据传，有一年初春时节，世祖忽必烈外出巡视来到良乡一带时，特意召见巡视山林的官员，问其山林种植了哪些树种，有无滥伐林木之徒。并告知良乡县令：“已近春日，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以防林木肆燃，失职者当重责。”

　　明代朱棣登基后，对森林的管理更为细化。据《明史·职官》载：永乐五年（1407年）置“上林苑监”之职，“置典署一人，正七品，署丞一人，正八品，录事一人，正九品。掌山地、苑囿种植果树花木之事”。

　　《古代园林史话》记载：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曾多次巡视京畿山地，对郊野的林木种植、管护、砍伐多有指令。还将从山西等地迁至京畿的移民划归“林衡署”管理，在北京周边广植树木。

　　清代沿袭明代之制，有专门的森林看护人员，“各司其职，守护一方，统管植树培山，养护山林之事务”。乾隆皇帝曾传旨，令驻守西山脚下的健锐营八旗兵丁代管周边山林，责成“翼长”督促兵丁“四时巡山，以防林木失患”，“凡履职不尽者，当罚不赦”“于山林被毁、被盗者，杖责罚银兼之”。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春，乾隆驻跸香山静宜园，当巡视到香山南麓时，见山坡处有数十棵新伐的树桩，当即询问随行的健锐营右翼之长官，这些树木为何人所砍伐？又为谁所用？翼长言之不明。乾隆令其彻查，三日内禀报。三日后查明，山上数十棵树木为健锐营镶蓝旗佐领所盗伐，卖予门头村一村民建房之用，遂以上奏。随即乾隆传旨，严办镶蓝旗佐领，而健锐营都统、左翼翼长皆因管护山林“履职不尽”均受到降职和罚俸的处理。

　　历代发布林木监管律令

　　汉代“擅伐树木以盗论处”明代“禁伐山林，违者充军”

　　清代任熊绘《十万图册》

　　古代以法治林初始于夏朝。据《北京志·农业卷·森林志》载：夏朝有“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的规定。周代规定：“凡窃木者，有刑罚”。

　　春秋战国时期，培育森林、管理林业的意识基本形成，包括“敬山泽”“谋守山林”“以法治林”等，并对破坏森林者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管子·地数》载：“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然则其与犯之远矣。”《秦律十八种》之《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也不准采伐刚发芽的林木。

　　到了汉代，护林律有曰：“贼伐树木禾稼……准盗论”“人有盗柏，弃市。”宋朝制定法令禁止乱砍滥伐林木，太祖诏令：“民伐桑枣为薪者罪之：剥桑三工以上，为首者死，从者流三千里；不满三工者减死配役，从者徒三年。”并申明野外、林中禁火。庆元三年（1197年），朝廷又禁止内地人入林区采伐、购买木材。辽代规定“严禁烧山”，颁布了“令诸道种树”，禁止“非时放牧”的法令。金代曾下令，森林之中“禁纵火”“毁树木者有禁”。

　　元代的护林法令，较之前朝规定得更为详尽。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颁布了《道路栽植榆柳槐树》，令由各路、州、县首官负责林业，并在大都等路州县城郭周围、河渠两岸、传送信件的急递铺沿线及店铺左近，于初春时节栽种榆、柳、槐树，且监督看护，务使树木成材，禁止蒙古、汉军等骑马人员放任马匹损害树木，也不得随意砍伐，违反诏令要依照律条治罪。大都路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长城以南、太行山以东、拒马河——海河一线以北、以京城为中心的区域，除今北京市所辖各区外，还包括相邻的河北、天津部分地域。

　　明代永乐年以后大规模地修建宫殿和樵采伐薪，使北京周边林木大量损耗，由此引起朝廷高度重视。《明会典》载：宣德九年（1434年）下令：“大同、山西、宣府、延绥、宁夏、辽东、蓟州、紫荆、密云等边，分守、守备、备御，并府、州、县官员，禁约该管官旗军民人等，不许擅自入山，将应禁林木砍伐贩卖，违者问发南方烟瘴卫所充军。”并规定武官毁林降级，文官毁林贬至边远地区。对容情放纵者究问治罪，对保护林木有功者晋升。《明世宗实录》载：嘉靖十二年（1533年），令“锦衣卫选差百户一员，督令巡视山林。”“遇有偷砍树木作践者，应提问，应参奏，不得袒护。”明朝还对造成山林火灾、烧毁山林的行为施以重刑。《大明律》规定：“若于山林地域失火，杖八十，徒二年。延烧林者，杖一百，流二千里。”此外还规定：“凡盗园陵内树木者，皆杖一百，徒二年。若盗他人坟茔内树木者，杖八十。若计赃重于本罪者，各加盗罪一等”。

　　据《昌平文史》载：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三月，锦衣卫官员夜巡至昌平天寿山前，捉拿偷砍树木者三人，随即上报，翌日被收监。三日后又有两人夜盗林木被缉拿。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天寿山守备太监孟进宝带人巡视山林时，有人进言，称把总赵应奎等官军不行林木禁伐之令，与守陵太监勾结，盗伐百年古木十余棵。孟进宝查明后，劾至刑部提问。不日赵应奎与三名守陵太监被问罪，判予斩立决。

　　清代入主北京后，基本延续了前朝森林的管理制度，乾隆时期有所强化。主要是注意保护森林，号召植树造林，对毁坏、滥发林木的处罚更为严厉。

　　《大清律制》云：“皇陵山前山后各有禁限，若有盗砍树株者，比照盗大祀神御物斩罪定夺，放火烧山者俱照前拟断。”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朝廷又规定：“对毁坏树木者，损一株，穷者罚种两株，富者罚钱千文，以充公用。”

　　嘉庆十五年（1810年）清明，顺天府宛平县香山乡黄村（今石景山西黄村）邓氏兄弟三人于西山脚下祭扫烧纸时，引起山火，烧毁山林数十亩，被依律问罪，徒刑五年，罚银千两。

　　清代还设置护林碑，也称禁碑，告知满汉兵民保护林木。顺治十六年（1659年），为保护树木，在明长陵竖立禁碑，曰：“现存树木永禁樵采，添设陵户，令其小心看护”。次年又在香山法海寺立“严禁搅扰以肃善地事”碑，言：“一切满汉居民闲杂人等，如有仍蹈前辙，放牧牛羊，作践山场，砍树割草，践踏田苗，从重治罪，决不姑贷，须至告示。”宣统元年（1909年），在昌平南邵何家营立护林碑，明示：“筛海坟墓松柏树株不得任意砍伐”。（户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