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宪宗赐给空海的礼物?

    实际上，日本的《山水屏风》不止一件，12-13世纪镰仓时代的《神护寺山水屏风》和14世纪室町时代的《金刚峰寺山水屏风》等作品完全就是日本画，画上的景色、人物、建筑、画法等全是日本本土的，时代性很清晰，没有任何问题。唯独东寺的《山水屏风》时代性模糊不清，因为这幅画的画法很早，但记录却来的比较晚。

    山水屏风是日本唐密灌顶的法器，在早期残留的少量记录里看不到相关记载。这幅山水屏风旧藏日本京都东寺，而东寺最早的山水屏风记录来自1241年，更早的时期东寺比较破败，长期濒临破产，所以有日本学者认为这幅画是13世纪的作品。当然了，这种说法在日本也是很有争议的，因为这幅画和13世纪的日本绘画区别太大。有人猜测，这幅画会不会是日本平安时期皇宫里的东西，然后赐给东寺的，这个说法也有问题，因为平安时代末期皇宫失火频繁到令人震惊，大内被烧17次之多，《山水屏风》这种作品之所以是孤品，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类似作品全都没有留下来。我个人认为，这件作品或许在更早的时期就进入东寺了，这才能保留下来。

    古代确实会摹古，但古人的摹本并非拍照，所以画师在摹古的时候，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后代的东西带进去。尤其是在画一些常见事物的时候，细节上不会那么注意。反之，如果有细节特别高古，那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尾。《山水屏风》上的马尾是扎起来的，不散开，很有特点。日本除《山水屏风》之外最古老的几幅绘画，如12世纪的《伴大纳言绘卷》、《神护寺山水屏风》等，画上的马都是散开尾巴的。中国五代以后画的马，也是散开尾巴的。辽宁省博物馆有一幅《虢国夫人游春图》，是宋徽宗摹唐代张萱的作品，马尾巴散开一半扎一半，不知道原画是否也是这么画的。目前看到马尾扎起来的作品，都是来自于唐代，如7世纪晚期章怀太子墓的壁画，还有大量的唐三彩，属于是唐代独有的特点。《山水屏风》上面马尾的扎法很清晰，应该是作者亲见而且很熟悉的东西，完全不似摹本。所以我推测，这件作品的年代可能比11世纪的下限要早，甚至不能排除来自中国的可能。

    如果《山水屏风》真的早于11世纪，那又能到什么时候呢？一个巧合是，按日本早年的记载，这件山水屏风就是唐代的作品，只不过日本的专家没有采信。日本僧侣故老相传，这件《山水屏风》乃是唐宪宗赐给空海的，那是真的的话，这件作品的年代可以早到公元9世纪初期。此外，根据1735年日本僧人亮快的《显密威仪便览》记载：“密灌及曼供，必用山水屏风一。本二品，一为《唐玄宗宸游图》，一为《京西高雄山图》。”日本《山水屏风》中最早的两件，是东寺旧藏《山水屏风》和《神护寺山水屏风》，神护寺就在京都西部的高雄山上，所以其屏风叫《京西高雄山图》。而《唐玄宗宸游图》就是东寺旧藏《山水屏风》。

    3、 画中谁是唐玄宗

    在草庐外面，有一老者，就是唐玄宗。他头戴陶渊明式的角巾，外着袍服，内有白裳。阶下有圆头鞋，在宋画上偶尔能看到。玄宗膝上有一个东西，看似是素琴，就是古人装风雅用的无弦琴。玄宗右手拿笔，左手持纸，正是标准的唐人写字方法。唐代写字法和平安中期的日本写字法是有区别的，日本宫内厅藏《小野道风像》上，画有平安中期书法名家小野道风（894-967）的写字方法，是一手三指拿笔，一手撑地，纸放在地上写字，与唐代写字法明显不同。玄宗身下是一块豹纹大兽皮，呈方形。古代兽皮地毯一般都是圆形，更没有这么大。这里应该是故意显示皇帝尊贵，用两整张花豹皮拼接起来的方形大兽皮毯。这个兽皮和直角凭几等物，都属于我们对古代物质文化的扩展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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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屏风》局部，左一为唐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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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任仁发《五王醉归图卷》（局部）中唐玄宗形象（右二深色衣服者）

    草庐边上有一个戴幞头的无须男子，应该是个宦官，还有两人梳唐代常见的童子发型“总角”，其中一人服饰华丽，腰缠蹀躞玉带，出门低首迎接那个疑为皇子的紫袍贵人。贵人手持一物，样子是唐代的长柄扇，其特别之处，是扇面中间有个故意做出来的长条形洞，前所未见。团扇在唐代叫宫扇，多为宫中所用，目前流传下来寥寥几幅唐代图像上，持团扇者都是女子，但是也没有说男子不能用。实际上这个东西是不是团扇也要打个问号，因为中间的洞完全不知道作何功能，从拿法来看，更像是个仪式品或者信物。此物画的十分肯定，应该是作者亲眼见过的。

    在我看来，无论《山水屏风》是唐人真迹还是日本平安时期的摹本，其主题无疑就是唐朝皇帝的出游图，《唐玄宗宸游图》这个名字不会有错，这个词和画面主题应该不是一个江户时代的和尚能臆想出来的，他应该是看过更老的记录甚至题签。

    有日本学者认为画面上是白居易，还有人认为主题不明，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来，《山水屏风》上的人物配置就是皇帝、侍者、童子、信使、臣子（或皇子）等等。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是一个人居然穿了紫袍，这在唐代是亲王及三品以上的才能有的服饰，日本直到江户时代还保留着紫袍为尊的传统。此人身后鞍马华丽，各种镶金，这在《虢国夫人游春图》上都看不到，应该至少是个皇子。紫袍贵人身后的马鞍上有兽皮，看来是花豹皮，这是日本没有的动物。日本正仓院存有奈良时代的马鞍，用了四居木和壶镫，是日本本土的马鞍形制，但是《山水屏风》上的马鞍用了两个居木和轮镫，是唐代的马鞍，还用了有雕花的金镫，华贵前所未见。

    在《山水屏风》下方，有一个方形的盔顶草庐，外有篱笆，无门窗，挂着帘子，属于早期风格。草庐顶上一个有点类似塔刹但是看不太清的装饰物，说明这个草庐等级比较高。庐内有幔帐，地上铺着一个大毯子，应该是史书里的“锦罽”。毯子上有个家具，看样子是个凭几，在唐代叫“挟轼”。以前人席地而坐，凭几可以放手或者靠一下，一般都是长条形或者圆弧形，但这个看起来是个直角的，应该是很罕见了。日本在平安时期也是使用凭几的，所以这个细节无论如何是不会画错的，古代应该有直角的凭几，只不过没有传下来罢了。

    4、 可能是日本高手摹本

    我认为，这幅画有可能是日本高手画师画的摹本，原因就在于人物的服饰有些地方比较奇怪。

    画上人物圆领窄袖，是唐代的样子，紫袍贵人上身衣服显大，应该是里面有半袖，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一个问题是，紫袍贵人的前裾非常细窄，裤子和下裳露在外面，出门迎接的童子也是如此。这种衣服在现存的唐代服饰图像里没有完全一样的，只有在唐晚期敦煌飞天图像上能看到少量类似的装束。此外，玄宗、迎客童子和紫袍贵人三人的衣服上都有花纹，不是唐代常见的团花团龙团兽，都是点状布局，玄宗外袍上是点出花草纹，前所未见。而童子和贵人的服装上是一团团的纹饰，多为一圈点围着一个点，目前中国出土的织物纹样里，似乎只有一件吐鲁番阿斯塔纳出土的蓝绢与此相似。古代日本有一种徽记叫七曜纹，是用七个点布局的，象征天上的七曜，我仔细看了《山水屏风》上面衣物纹样，一团花纹里有时有六个点、有时有七个点、八个点，应该不是日本七曜纹，就是无寓意的装饰。

    有一种说法，认为画上这些罕见的衣物和纹饰，是平安时期的画师在想象唐朝。我认为未必是如此，因为画家画的很肯定，应该是亲眼见过这种东西。日本平安初期也流行穿唐装，但是时间长了难免有变化，这些奇怪之处或许是日本自己发展出的唐装变体。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唐代真的有过这样的服饰，但在图像上失传了，所以我们看着不像唐代。就像那个硬脚幞头，要不是敦煌偶然留下了带年号的图像，我们根本不知道唐朝有。

    日本在平安初期认真学习唐朝的文化，于804年和838年两次派出遣唐使团，然后以朝廷的力量推行国家唐化，所以9世纪早期中唐的东西在日本留的特别多。但是在中国留的同期文物很少，原因是长期的战乱和灭法。日本东密的两界曼陀罗、立体曼陀罗、多宝塔等，在日本记录上都清晰记载是空海从唐朝请回的，但是我们在中国找不到任何与之相似的东西。还有奈良正仓院的文物，很多确定就是由遣唐使带回的唐代作品，但往往在中国找不到类似的图像和实物，所以以前有中国学者不承认正仓院有文物来自于唐代，原因就是他自己没见过。

    这是个没办法的事情，我们留下的唐代图像少的可怜，无论是建筑、服饰还是其他文物都是如此。我们凭着一鳞半爪的文物和图像想要完整的重现唐代，其实是做不到的。中国唐代图像资料有一大半都出于敦煌，然而敦煌地处偏远，9世纪前期更是被吐蕃长期占领。日本在平安初期大量输入唐朝风貌的时候，敦煌压根儿不是唐朝领土。当时的唐朝是什么样子，除了遣唐使带回日本的少量图像，绝大多数只怕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黑暗中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对日本留下的这幅《唐玄宗宸游图》心怀敬意。我不敢说这幅作品来自公元9世纪，但是我可以确认，这幅作品就算是日本画师的摹本，其底本也一定来自于那个时候的唐朝，来自于那个我们几乎完全看不到的黑暗时代。（谢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