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多个博物馆中，都将一种有着长长脖子、小小脑袋的恐龙作为馆标，它也是全世界小朋友都熟悉的一种恐龙，这就是马门溪龙。

1952年金沙江马鸣溪渡口，附近正在修筑公路的工人们开凿岩石时,在那里发现了许多像骨头样子的石头，得到消息的杨钟健立刻赶过去进行研究。

杨钟健发现，这是一种过去世界上还没有发现过的新的恐龙化石，于是，杨钟健就给这种恐龙取了个名字，叫做马鸣溪龙。不过由于杨教授是陕西人，说出了定名之后其他研究人员因为口音问题，误将“马鸣溪”听为马门溪，从此，马门溪龙便出现在各种文献上，而马门溪龙也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恐龙之一。这个故事后来成为了考古界的一个传奇。

在举世闻名的大英博物馆内，杨钟健——一位中国科学家的照片，与达尔文、欧文等世界级科学泰斗悬挂在一起，供世人瞻仰。杨钟健也是享此殊荣的唯一亚洲科学家。

杨钟健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古人类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今年是这位科学大师诞辰120周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九三学社中科院委员会、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共同举办了活动，一起追忆纪念这位杰出的地质古生物学家。

1897年出生于陕西省华县的杨钟健，1917年入北京大学理科地质系，1923年毕业后赴德国慕尼黑大学深造，师从国际古生物大师布罗里和施罗塞教授，攻读古脊椎动物学科，并以开篇《中国北方啮齿类化石》优秀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是中国学者的第一部古脊椎动物学专著，开创了中国学者对古哺乳动物化石研究的新时代，标志着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诞生。 

1928年杨钟健回国，不仅领导了新生代研究室，也就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还负责了轰动世界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掘。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极大地支持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改以往对人类演化历史的认识，而杨钟健有关爬行类研究成果和论著，对实证“大陆漂移学说”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从古哺乳动物学和第四纪地质，到爬行动物和中生代地层，凭借卓越的学术贡献，l936年和l937年杨钟健曾被选为中国地质学会的两任理事长，并荣获葛氏（葛利普，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纪念金质奖章。

杨钟健院士还曾担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校长、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等职，并荣获多项自然科学奖项。

在杨钟健从事考古经历中，亲赴野外考察长达半个世纪，足迹遍及全国，科学研究领域几乎涵盖了古脊椎动物学中从鱼类到人类的所有主要类群，为这一学科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正是他的杰出科学成就，1955年，杨钟健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除此之外，杨先生还分别被推选为莫斯科自然博物馆协会名誉会员、古脊椎动物学会荣誉委员和英国林耐学会会员。杨钟健院士1979年1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杨钟健热心科学组织规划和科学普及工作，是我国地学和自然学科初创阶段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在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科的发展中，杨钟健显示了作为战略科学家的韬略，他提出了“两种堆积”“四个起源”的研究战略，在其去世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依旧影响着中国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学科的发展。

杨钟健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中国“黄土之父”刘东生、古鱼类学家刘宪亭、古爬行动物学家孙艾玲等一批杰出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都出自杨钟健先生门下。

“杨钟健先生是一本大书。”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在纪念杨钟健院士诞辰120周年时说，杨钟健热爱祖国、学术救国、淡泊名利、安心治学等崇高品质，值得学术界认真研究和学习。

在杨钟健开创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与古人类学研究事业上，几代科学工作者秉承其科学精神和工作作风，将我国这一学科研究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公认的最重要的研究中心之一，多个领域的研究已居世界前沿。

“大丈夫只能向前”，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周忠和说，杨钟健的这句诗，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 

    （ 蔡文清）

提到恐龙研究 离不开杨钟健

中国是世界上命名恐龙最多的国家

杨钟健院士一生的科研领域几乎涵盖了从鱼到人的全部古脊椎动物学，重点是对中国古哺乳动物和古爬行动物化石及中、新生代地层的研究，同时对地质学的其他学科、生物学及考古学等多有涉猎。杰出的科学成就使他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我国古生物学的一座丰碑。

“回顾中国恐龙研究历史，我们无法相信，如果没有杨老的贡献，如果没有杨老早期搭建的框架，我们可能都没有机会做这样的研究工作。”中科院古脊椎所著名恐龙专家徐星说，中国是世界上命名恐龙最多的国家，有将近十种恐龙都是直接或间接用杨老的名字命名的，包括近年来命名的“杨氏钟健龙”，这些都是中国恐龙研究者对杨老尊重和感激的表现。

中科院古脊椎所徐星研究员是目前世界上最为活跃的恐龙研究专家，他将中国恐龙研究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都跟杨钟健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其中第二个时期可称作“杨钟健时期”，因为我国的恐龙研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乎是由杨钟健一个人承担起来的。

1938年杨钟健在云南禄丰领导发掘工作，采集到大批恐龙及原始哺乳类化石，杨钟健与同行核对了化石出土地点和层位，确认了禄丰红层的时代，这批化石最后运到了位于重庆北碚的抗战时期中国地质调查所总部，进行修理研究。1939年，杨钟健率先披露了禄丰盆地的发现。

1941年杨钟健再次记述了禄丰县城西北沙湾发现的恐龙骨骼化石，命名为”许氏禄丰龙”，并于同年在北碚装架展出。

许氏禄丰龙是一种早期的原始恐龙，个体不大，但颇具进化意义，它是我国第一具装架展示的恐龙骨架，不仅各大块骨骼均有保存，就连尾巴末端的小尾椎骨也完整，装起架来，栩栩如生。

抗战胜利后，禄丰采集的化石也随迁到了南京，目前这批化石大多保存在南京地质博物馆，那具闻名于世的禄丰龙骨架的正型标本，杨钟健从重庆运到南京，又从南京带到北京，现存在中科院古脊椎所古动物馆中。

在徐星看来，杨钟健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直主持我国的恐龙研究，他的研究区域覆盖全中国，涉及恐龙主要门类，重要发现除禄丰龙、马门溪龙外，还有中国龙和青岛龙等。

“是杨老搭建起了中国恐龙研究的框架，培养了中国的第二代恐龙研究学者。” 徐星说。

杨钟健是第一位涉猎多领域的专家

杨钟健在古脊椎动物学中最早接触的是小哺乳动物，他研究的是中国北方的啮齿类化石，并以此在1927年获得博士学位，一篇博士论文更是揭开了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脊椎动物化石的历史篇章，从而在中国创立了这一崭新的学科。

杨钟健在古两栖、爬行动物领域的研究同样卓有成效，其中对卞氏兽研究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卞氏兽是爬行动物向哺乳动物过渡阶段的代表。卞氏兽标本最初是杨钟健的同事卞美年于1938年在禄丰采集的，故而得名。这类化石，此前南非、欧洲曾有过报道，均被归入哺乳动物。不过，他们的标本远不如禄丰的完好，只是一些破碎的牙床，而禄丰标本不仅有头骨和下颌，还有部分头后骨骼。

抗日战争时期，杨钟健在西南曾对这些标本作过初步研究，认为可与南非的对比，也可归入哺乳类。杨钟健的研究发现发表后，引起国外有关专家的兴趣，并展开了对它的系统分类问题的探讨。

卞氏兽既具有哺乳动物的特征，如牙齿已分化为门齿、大齿和颊齿，并具颊齿齿尖等；也还保留有原始的、爬行动物的特征，如下颌除有增大了的齿骨外，还有爬行动物骨骼的残余。究竟卞氏兽及其近亲是原始的哺乳动物，抑或是进步的爬行动物？也就是说，爬行动物与哺乳动物的分界线应该划在哪里？这是当时考古界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为此，杨钟健在1944年出国考察时，随身带着卞氏兽标本，在国外作进一步的修理和研究。最后，杨钟健确认卞氏兽应是爬行动物，是一种接近哺乳动物的爬行动物。这样，此前已归哺乳动物的南非和欧洲的种类，也统统被归到爬行动物中去了，从而推迟了哺乳动物在地球上的最初出现时间。这是古生物学上的一次重大的分类改变，也是杨钟健对古脊椎动物学的又一重要贡献。珍贵的卞氏兽标本也因此名扬四海，被各国编入了教科书。

中科院古脊椎所刘俊研究员说，杨钟健院士是我国第一位涉足古两栖、爬行动物多个领域研究的专家，是这个领域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以及奠基人。

自然博物馆离不了博学的杨钟健

杨钟健同时也是一位知识渊博得令今人难以置信的学者。

除学术研究外，杨钟健的语言能力也非同寻常，除了英语、德语之外，还熟悉拉丁语与希腊语。

杨钟健还是一位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他发表过四本游记和散文集，还写了两千多首诗词。这些诗词虽然大都没有发表，但在他的亲友和学生中传诵。1976年，在他79岁时，还以“八十不老”为题，写了“年近八旬心尚丹，欲与同辈共登攀”的诗句勉励自己。

杨钟健的书稿《剖面的剖面》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相比我们年轻一代，到野外多是直奔化石地点，很少过问四周，这样是愈做愈窄，知识面狭窄又限制了思维的开拓，就会制约我们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对比前辈我们不应当反躬自问吗？” 

曾受杨钟健亲自指点的中科院院士吴新智曾朗读过这段文字。他说，杨老的研究领域是相当广泛的，当前的年轻学者们应该继承杨老的这种精神，在研究领域收窄的同时，不断放大自己的研究视野。为了古生物学未来的长足发展，他希望用这段话、用杨老的这种精神与所有年轻古生物学者共勉。

杨钟健不仅是我国古脊椎动物事业的开创者，同时也是我国自然博物馆事业的拓荒者和热心推动者，他曾参与了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筹建工作，并且从1959年北京自然博物馆成立起，一直担任馆长职务。矗立在北京和其他省市的自然博物馆里的由他描述和命名的青岛龙、马门溪龙等巨大骨架，是对他的古脊椎动物学贡献的永久纪念物。他在有生之年有一个重大的心愿，那就是建立国家级的自然与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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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科技不断用于恐龙研究

中科院古脊椎所著名恐龙专家徐星说，目前我国的恐龙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不仅传统化石点的研究取得新进展，许多新的化石点陆续发现，重大成果不断涌现，新一代恐龙研究者继往开来，用薪火相传的科学精神谱写中国恐龙学研究的新篇章。

与杨钟健等前辈相比，新一代恐龙研究者有一些突出特点，首先是他们幸运地置身于一个恐龙发现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国恐龙化石发现的频率和数量远远高于以往，徐星认为，这里面的原因既与研究者的数量在增加有关，数量增加了，相应地组织了更多的野外考察与发掘，二是更加细致的野外工作导致了一些经典的化石点产出许多新材料和新属种，比如，全国范围内大型建筑工程的实施导致了一些新化石点的意外发现，比如江西赣州和浙江天台化石点的发现。

不过，令人尴尬的是，新发现大量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竟然是违法发掘，在经济利益驱使下，以化石产地附近农民为主的大量非科学工作者私自发掘化石，这些非法采集活动导致许多化石惨遭破坏，同时也损失了相关地质学构造，其中不乏尚未被人类认识的重要化石，令人痛心。

徐星认为，相比于杨钟健院士那个时期，现阶段的古生物学者明显扩大了恐龙学的研究范围，许多新方法和新技术被应用到恐龙化石研究当中，如运用CT扫描技术可以在完好保存化石的情况下获得过去需要破坏标本才能获得的信息；运用骨组织学方法可以精确地确定标本的发育阶段和发育模式；运用稳定同位素等地球化学方法可以恢复恐龙生存时的环境，甚至了解恐龙的生理；采用定量方法可以探讨恐龙地理区系的形成；运用复杂模型的计算机模拟还可以分析推测恐龙的行为等。非常重要的是，一些学者开始真正参与到恐龙系统学研究当中，并且把系统学思想应用到恐龙学研究的其他方向，甚至开始结合现代生物学资料来理解恐龙演化，这些尝试和努力将有助于中国恐龙研究发展到更高水平。

徐星认为，中国恐龙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已逐渐成为世界恐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量化石的发现不仅让中国恐龙学者有机会在恐龙分类学和形态学方面大显身手，而且能够促使他们在其他方面开始探索，中国恐龙学者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 ，置身于世界恐龙学热点研究领域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思考和探讨理论问题，让中国恐龙学研究真正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蔡文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