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夏”大忙

就在眼下5月下旬到6月下旬的这个时间段里，在农村，我的家乡，正展开着一场和这个季节一样如火如荼的“四夏”大忙，在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段里，大量高强度的农活集结在一起，只要身为过农民的人都知道“四夏”大忙的艰辛与不易。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写在每个农民脸上与年龄不相仿的苍老，都是在这个季节里打磨出来的。

所谓的“四夏”大忙，一夏指的是夏收，即完成冬大麦、冬小麦及油菜籽的收割；二夏指的是夏种，即水稻的栽插及旱田作物的下种；三夏指的是夏管，即水稻、棉花、黄豆及花生等的田间锄草、打药、施肥；四夏指的是交夏粮，即把夏收的麦子送到粮站去上交公粮。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曾经亲生经历过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四夏”大忙，每到这个季节，农村的中小学都会比城里的孩子多一个假期——为期一周左右的“忙假”，在这个特殊无比的假期里，还没有力气干农活的孩子们俨然成了煮饭大军，通常会在家里把饭菜烧好，然后用钢精锅、搪瓷缸装好饭菜送到田间地头，好歹总算解决了农忙的大人们吃饭问题。

这种一次又一次的经历，那种艰辛、那种劳苦、那种无奈，一次又一次地在我心底积淀，最终在我的记忆深处汇集成一种挣脱的力量。

夏收

随着季节的到来，灌足浆的麦子一天天枯黄下来，父亲总会不时去去田间看看，看看啥时候可以开镰了，他总希望麦子能够早收割，早上场，早脱粒，早晒干，早归仓。前几天，父亲就把搁在床铺底下的几张镰刀拿了出来，一大早把湿漉漉的磨刀石支在船梆子上，俯着个身子边磨边不时地用手到河里舀点水洒在磨刀石上，这种带水磨是一种很细的磨刀方式，它能够使最后磨出来的刀刃锋利无比。

由于这个季节早晚的温度相对还适宜一些，一旦麦子开镰了，父母总是会在清早五点钟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就吃好早饭下地割麦子去了，高强度的体力劳动，那么早的早饭很快就撑不住了，通常都会配上咸菜再带一锅早饭到地里去吃。

割麦子和割稻子比起来，显然割麦子的强度要大多了，因为那时的稻子是横平竖直、整整齐齐、一把一把的长在地里的，你只要抓住一把，用镰刀把这一把割下来，然后按顺序一排排的平铺在身后的地里，等晾晒几天后再捆扎起来运到打谷场上脱粒，这样不仅减轻了一次性的劳动强度，经晾晒后的秸秆水分大量蒸发，无形中减轻了不少重量（我们那儿对这种收割稻子的方式有个形象的说法叫“放老虎”，这是农民对边割、边捆扎、边运输的一种畏惧，对只用镰刀割下来就摆在一边的稻子来说，就好比把一只只老虎放在一边似的，何其的形象）。

而麦子是杂乱无章的长在地里的，你一把抓下去也分不清到底是哪些被你抓在手里的，通常人都需要再次挪动步子，甚至还要再补上两刀，割下来的麦子还不能随地乱放，每一把都要摆在“草腰子”（就是用稻草编织的，用来捆扎麦子用的）上，等“草腰子”上割下来的麦子聚集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就要马上把它捆扎起来，人弓着腰割麦子时，从裤裆下回头一看，身后的空田里留下的是一捆捆摆放无序扎好的麦把。

每次中午时分，我送饭到地里的时候，总会趁着父母吃饭的间隙，也会帮着割些麦子，那种半蹲着、弓着腰、低着头，不时的要挪动步子，让我不一会儿就腰酸背疼，而且头上的汗总是沿着鼻子尖滴下来，有时还会顺着眼角流到眼角里去，这时你会忍不住用手臂去擦拭脸庞，手臂上沾着的麦芒会让脸上觉得刺痒无比，往往割不了多少就会扔下镰刀灰溜溜的跑了，可是你想想，难得父母他们没有这种感受吗？但他们又能跑到哪儿去呢？

等到一块地里的麦子全部割完，父亲就会把自家的水泥船撑到田头，再把散落在地里的麦把慢慢的挑到船上堆好，父亲一趟总能挑四个麦把子，而母亲和我一趟只能两个麦把子，这一趟一趟的来回挑，我的肩膀很快就吃不消了，再也不敢让扁担直接担在肩膀上，而是老是用双手半托着扁担，尽量减少肩膀上的承重，样子狼狈无比。

田里的麦把全部挑到船上之后，父亲还要把船撑到打谷场那儿去，由于船上的麦把会堆得很高，爸爸在后面撑船根本看不清船前面的情况，一般母亲会爬到麦把堆上帮父亲看着方向，而我会利用这个间隙回家烧晚饭之类的，有的时候也会故意偷懒，磨磨蹭蹭的等我返回打谷场的时候，船上的麦把已经搬上来一半了。天气好的话，麦把就散堆在打谷场上等着排队脱粒，要是天气预报要下雨，还要把麦把堆堆好然后用大彩条布盖起来。

在那时的农村，一天劳作回到家，最难受的是不能像样的洗个澡，因为这时的温度还不足以能够下河洗澡，只能在家里用个木盆舀点水洗洗，那种情形，我也不知道自己当初是怎么熬过来的。

父母草草地吃过晚饭，还不能洗澡，他们还要到打谷场上去帮人家“换工”（因为脱粒通常需要很多人，一家一户不能独自完成，所以一般都是张家脱粒时李家去帮忙，等到李家脱粒时张家再去帮李家的忙）。等轮到我家脱粒的时候，父亲站在脱粒机前，把麦把解开一把一把的把麦子送进脱粒机脱粒，这个活特别的呛人，虽说会戴上口罩，但一场脱粒下来，整个人真的跟从灰堆里拉出来的一样，而妈妈负责铲脱粒下来的麦子，我负责给父亲从麦把堆上往下拖麦把，“换工”的帮忙把脱粒下来的秸秆划走堆起来，整个流程忙碌而有序。

刚脱粒下来的麦子，里面短小的秸秆、麦壳、麦芒等杂质很多，一般会借着风力扬几次，我们那儿叫“扬麦”，就是趁着有风的时候，用一个叫“板掀”的木制工具把含有杂质的麦子抛向天空，随着麦子落地，质量稍轻的杂质就会随着风向飘到一边，来回这样扬几次，这麦子就干干净净起来。剩下的就是把麦子平铺在打谷场上趁着好太阳晒晒干，每天晒的时候，都会用一个叫“翻耙”的木制工具翻动好几遍，这样能够让麦子均匀嗮干以便储藏。

而现在随着收割机的全面推广，什么割麦子、用船运、上打谷场脱粒这些都不需要了，只要拿着蛇皮袋在收割机上等着装麦子就行了，以前还要堆在打谷场上供烧灶做饭用的秸秆被乱七八糟的抛弃在田里，等着这一大片麦地全部收割完之后，田间的秸秆采用最原始的办法——一把火付之一炬，每到这个季节，农村处处“狼烟四起”，大气的污染让乡干部坐不住了，一纸禁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农民们都害怕被处罚，起初他们响应乡里的号召，将田里的秸秆收集起来等着乡里派人来收购，后来发现根本就没有人愿意来收购这些秸秆，到了稻子快收获的季节，无奈的农民只好将麦子的秸秆推到河里，日积月累支线小河里的水慢慢变红、变黑，后来就像渭水河这样的主干河也红了，饮用水源全部被污染了。

又是一纸禁令：不允许推到河里。乡里派人下来组织秸秆还田，从理论上讲秸秆还田绝对是一个好事，先要将所以的秸秆尽量的粉碎短一些，每一块麦地必须深耕到一定的深度，只有这样才能把这块地里产出的秸秆自然消耗、腐烂掉，这就需要支付出一笔不小的额外费用，可是谁都不愿意出这一笔钱，到头来还是没有把好事办好，只能不了了之。现在，农民的确不把秸秆往河里推了，他们知道这样最终害的只是自己；同样在这个季节里，他们再也不焚烧秸秆了，而是把秸秆全部堆到田头，等乡里干部过了这阵子再也不问此事的时候，再慢慢的烧。

在收麦子的同时，油菜籽也慢慢饱满起来，由于油菜籽的特殊情况，一是一般种植比较分散，种植面积较小，二是一定要带青剐下来，太干太枯剐的话，菜籽会炸得到处都是。通常会利用收麦子的间隙时间，把带青的油菜籽用镰刀先剐下来，整齐的摆放在田里，太阳好的话，三四天的时候就可以到地里去“揉菜籽”了，去“揉菜籽”的时候会带上一个大的彩条布，到地里时，把彩条布铺在地上，然后抱几把晾干的油菜籽秸秆轻轻摆在彩条布上，这时的菜籽秸秆已经很脆了，人在上面轻轻的一踩，菜籽壳就会炸开来，把菜籽秸秆翻几个方向再踩踩，最后提着秸秆的根部用手使劲的抖几下，基本上这几把上的油菜籽就全部揉下来了。如此往复，这一片地里的菜籽很快就会揉好了。

这时全部揉好的菜籽里掺杂着大量菜籽壳和小秸秆，如果恰好田里有风的话，就可以把菜籽一捧一捧的高高捧起来，慢慢地松开手，菜籽中的杂质就会随着风飘到了一边，来回几下，油菜籽就干干净净的了。

夏种

就在磨刀准备开镰的三四周前，会提前准备两样种子，一是水稻种，二是棉花种。准备好的水稻种会被装进一个蛇皮袋里，扎好口袋被泡在码头边的水里，一直泡到水稻种破壳露出一点点白芽。而棉花种（就是棉籽）会洒上一点水，保持一定的湿度，然后装在一个相对密闭的塑料袋子里，等到棉籽破壳后备用。

为了育秧苗，要在自留地上整出一块秧苗田出来，秧苗田一般呈长方形，这块田一定要容易上水，具体大小则根据需要出秧苗的多少而定。先把这块地平整好，地的表面土要松好，四周的沟要挖好，等上好水后就可以把发了芽的水稻种和肥料一起均匀的撒在这块田里，要不了两天你过来看，老远就能看见嫩绿的一片了，后面一段时间主要是管好秧苗田间的水位，有的时候也要稍微打点农药。我们小时候，有一阵子流行捕蛇卖钱，记得就是在秧苗田里抓的蛇最多了。

而棉花的育苗相对秧苗就要复杂不少了，棉花育苗通常就在麦田的一角选个地方，首先需要挖一块长方形的浅坑叫“棉花床子”，“棉花床子”里的所有土都被弄得很碎，并且要和磷肥、化肥以及锅灰均匀的拌在一起，然后洒上一定量的水，用塑料布覆盖起来，过两天带上一种叫“棉花拨子”（有点类似像过去家里踩蜂窝煤球的那种工具，这个工具对着“棉花床子”里湿润的土，用脚一踩就会形成一个圆柱体的泥块，圆柱体的上面有个深深的凹槽，这个凹槽的位置可以用来安放破了口的棉籽，俗称“打拨子”）的农用工具、竹条子、大塑料布、包装绳以及破了口的棉籽一起到“棉花床子”边上来。先用“棉花拨子”把“棉花床子”里所有湿润的泥土都打成一个个圆柱体的泥块，并把这些圆柱体的泥块肩并肩整齐的码放在“棉花床子”里，全部码放好之后，就开始“丢籽”，就是把破了口的棉籽安放在凹槽里，为了确保成活率，通常一个凹槽里丢两个棉籽，全部丢好后会用一些细土均匀的撒在上面，以覆盖住棉籽为准，用喷雾器洒适量的水，然后用好几根竹条子绷在“棉花床子”上，上面再用大塑料布覆盖严实，最后“棉花床子”两边钉上好几根小树桩，用包装绳拉上从而避免风把“棉花床子”上的塑料布掀开。隔三岔五的要来掀开塑料布，用水壶子洒洒水，一两周小棉花苗就长出来了。

等麦子全部收割完毕后，就要喊生产队里的手扶拖拉机手把麦田全部翻耕一遍，早先的时候还要先把事先沤好的有机肥（就是用秧草和河里的淤泥捂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发酵而成的一种肥料）均匀的布散在田里再翻耕，后来几乎全部改用磷肥和化肥了，翻耕好了之后，要用抽水机把田里灌上深一些的水，用手扶拖拉机在水田里和着水把翻耕上来的泥土再打碎一些，到此秧田基本准备就绪了。

与此同时，父母就会早早的赶到秧苗地里，带上一种特别的小板凳——秧凳（这种矮小的凳子，两条腿之间用稍宽的木板连着，用这种凳子坐在秧苗田里不会陷下去）拔秧去了。拔秧不仅是个力气活，同样也是一个技术活，因为秧苗必须要将泥土中的根系一起拔上来，这样插在稻田里才能成活，所以劲使小了，秧苗拔不上来，劲使大了，秧苗或根系会断，需要学会用巧劲，所以这活一般都是母亲来做。拔上来的秧苗根系上附着着好多淤泥，需要在水中不断的摇晃，将淤泥全部洗掉以减轻搬运的重量，并用稻草捆扎成一小把一小把的，如果水稻田和秧苗田距离近的话，通常会用担子把秧苗一担一担的挑到田埂上，如果距离远的话，还要用船运过去。用船运的时候，先要在船舱里放一些水，装在船上秧苗的根系一定要浸泡在水里，以免秧苗干死。

到了真正插秧的时候，女人们是最辛苦的，几乎是从早到晚弓着个腰站在水稻田里，晚上收工回到家，手脚都被水泡得发白，整个腰都直不起来。开始插秧之前，母亲会先用秧绳从田的一头拉到另一头，和圩田形成一个长方形的空间，长方形的宽一般控制在十行左右秧苗的株距，母亲从田的一头边插边往后退，而我会从家里拿来洗澡用的木盆，把秧苗装在木盆里在水稻田里拖，一边拖一边把秧苗平均丢在母亲的身后，以方便她拿取。早前光用有机肥的水稻田里，蚂蝗特别的多，我要是觉得脚上或腿上有些痒痒的话，抬起腿看看一定是被蚂蝗叮着了，这东西能从人的毛孔里钻到人体里去吸血，如果我发现迟了的话，说不准蚂蝗的半条身子已经钻到体里了，拖出来时准是鲜血淋漓，特别瘆的慌。不过后来用化肥的田里蚂蝗就少了很多，再后来随着农药的不断使用，蚂蝗就很难再见到了。

插秧绝对不是一般的农活，不是谁都能上手的，我那时候就试过，如果我插的力气用大了，秧苗会插到泥土里很深，甚至整个秧苗都淹没在水里，这样秧苗就很难成活；如果力气小的话，刚插的秧苗会借助于水的浮力浮上来了，这样的秧苗也很快会枯死。插秧的时候不仅要时时保持株距的一致性，边插边往后退还要不时的用手把自己脚刚踩的凹塘填平，以便接下来一行的栽插，手还会经常被翻耕在泥土里的麦根扎到，有的时候甚至会凑巧扎到大拇指的指甲缝里，奇疼无比！后来人们在插秧时会准备一些橡胶指套戴着。

一田的水稻栽插完毕之后，站在圩田上你会觉得秧苗有些歪歪的，可是要不了两三天你再过来看看，秧苗一个个笔挺挺立在水稻田里。

而现在水稻的种植过程中，什么育秧苗、耕田、拔秧、插秧等全部免了，等收割机把麦子收割上来，把田里的秸秆清理一下之后，就用抽水机往田里注上水，直接把化肥和稻种一起播到田里就可以了，这种种植方式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水直播”。家里的那些秧绳、秧凳什么的都已经退出历史的舞台了，甚至已经难觅踪影了。少了那份耕种时的艰辛和一道道本应有的环节，在收获的季节里，也很难从人们的脸上寻觅到那份来之不易的喜悦之情，一切好似变得那么的垂手可得。

随着棉花苗的一天天长大，棉花苗长到三、四叶左右，棉花的移植也即将展开。首先先要在准备种植棉花的大田里用“棉花拨子”开上一个个横平竖直的窟窿，根据棉花的生长要尽量通风、透光的需要，棉花的株距一般比较大一些。等大田里的窟窿全部开好后，在窟窿里会丢一些磷肥、化肥、菜籽饼等拌起来的“底肥”，接着去把“棉花床子”上的塑料布和竹条子掀掉，用小铲锹把棉花苗连同下面圆柱体的泥块一起铲起来，摆到篮筐里一个人挑着到田里，一个人跟在后面把一个个棉花苗丢在刚开好的窟窿里，如果一个圆柱体的泥块上长着两株棉花苗的话，这时候要掐掉相对小的那株，最后在棉花苗的四周用些回填土填上，用脚略微踩实一些就好了，等满田的棉花苗都移植好之后，会用抽水机抽一些水到田里，但棉花毕竟是旱地作物，水储存在棉花田的时间不能太长，等刚移植的棉花苗全部湿润之后就会将田里的水全部放掉。

在我小时候，棉花在我的家乡有着大面积的种植，在那个年代，棉花算附加值最高的一种经济作物了，它种植、管理、采摘、出售都很繁琐，但农民们还是很乐意，因为它足以让人致富。而如今棉花的种植几乎在我的家乡已经绝迹了，你偶尔能看到的一些棉田，准时这家人家不是儿子要结婚就是女儿要出嫁，想给新人们弹几床新被子用，否则再也没有人愿意去干这个吃力不讨巧的事了。

黄豆及花生在我的家乡，很少有人家把它作为经济作物来大面积种植的，只是利用田头、圩岸等小面积的地方种种。黄豆及花生种植相对很简单，趁着刚刚下过雨土地湿润之际，用小铲锹在地上挖一条条缝，将黄豆或花生米丢到这个缝里，用脚轻轻地踩一下就行了，前几天多浇浇水很快就会发芽了。

黄豆主要是作为农村季节性的一种素菜了，什么“六月白”、“七月早”……都是黄豆的品种，听母亲说现在农村新鲜的黄豆能从六月一直吃到国庆节左右，吃剩下的老黄豆就留着换点豆腐、百叶之类的东西吃吃。花生主要是为了过年时的炒货准备的，讲究的人家在花生还是半饱的时候，挖一点出来用盐水一煮，特别的爽口。

夏管

水稻的田间管理有锄草、打药、施肥及打水（田间补水），在稻田里锄草很难和想象中“锄禾日当午”类似，根本就不需要拿什么锄头之类的东西，而是要光着脚踩到稻田的淤泥里去把各种杂草、杂稻用手去拔掉，杂稻因为通常长得都比较高，老远就能看出来了，有些杂草也相对好认，而有种叫稗草的杂草，外形几乎和水稻一模一样，只是水稻的叶片表面是毛啦啦的，叶边有锯齿状，而稗草表面是光滑的，我有好几次都没有辨识出来。因为水稻叶边是锯齿状，所以每次下稻田，不管天多热最好能穿上长裤下去，否则整个腿上都会被拉得横一条竖一条的小伤口，会火辣辣的疼。

稻田的田间锄草，基本上两个星期左右就要到田里看一看，有些杂草疯长得特别厉害，不拔掉它会妨碍到周围一圈水稻的生长。后来有了农药除草剂，在播种、插秧阶段就用上了，这对后面的杂草防治效果很好。

那时候常用的农药有1605、氧化乐果、甲胺磷，在现在看来，这些农用都已经是严禁使用的高毒、高残留的农药了，当时一农用喷雾器了装满水后只要放一到两瓶盖的农药就行了，防治效果的确非常的好，但当时的农民无论如何也考虑不到这些都是高毒、高残留的农药，因为当时的市场上也只有这些，别无选择，后来市场上有了一些如敌敌畏、敌杀死等高效、低残留的农药了。

水稻的打药基本上分两种情况，如果是茎、叶、穗上面的病虫害的话，通常用喷雾器从上面喷洒农药，这样防治、杀虫的效果比较好；如果是根部的病虫害，则通常在边往田里注水的时候，边把农药往水里滴，这样农药就能均匀布满整个稻田，对浸泡在水中根部的病虫害进行防治。

稻田的施肥有很多时候也是采用把化肥直接通过注水时的水流溶解后带到稻田里，特别是水稻已经长大的后期，人在稻田里已经很难走动，而水稻的初期施肥，一般是手夸一只装满化肥的水桶，在稻田里边走边撒，一般这种施肥方式会选择在午后，因为如果在早上的话，稻叶上会有水珠，化肥溶解在叶片的水珠上会“伤苗”，很不利于水稻的生长。

而打水是水稻生长过程中最最频繁的一件事，每个生产队里都会有一台打水机船，队里有一个人专门负责打水叫机工，每天机工都会按照计划到某一个位置的地方去打水，我家那块稻田要打水时，就会拿个油瓶装点柴油带过去等着机船一路打过来，轮到我家稻田打的时候，机工会把机船撑到我家田头的河边，把打水机的水筒对准我家稻田的水槽口，我在岸上协助拉住水筒把水筒位置放好，等水筒支好、机船固定好之后，我会踩在长长的水筒上从岸上把柴油送到机船上去，机工会把油桶里上一家没用完的柴油倒出来，把我家的柴油再加到油桶里，抽了一段时间水之后，会跑到稻田的最顶头去看看，要是水一到头的话，就可以通知机工停机了，油桶里没用完的柴油又倒回我家的油瓶里，接着又到下一家继续打水去。

打水是我暑假在家干得最多的农活了，记得有两件很有意思的事，一件事是有一次下田打水由于等打水的时间太长了，回家吃饭又怕错过，于是就和机工商量了一下，跑到玉米地里掰了几个玉米摆在柴油机沸腾的冷却水箱里去煮，煮好的玉米倒是挺新鲜的，就是有一股怪怪的柴油味，机工和我都烦不了了，统统吃完了。另外一件事是也是和这个机工在一起打水时，机工无意中用篙子打在水面上，就是这一打，河里的鲢鱼像发了疯似的往我们机船上跳，他越用篙子打，这鱼跳得更欢，我就负责在船上捡，没多久，船的夹仓已经有半仓了，遗憾的是很快被这个鱼塘养鱼的发现了，衣服没有来得及脱就跳到河里游过来，爬到机船上一看吓了一跳，嘴里在不停的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赶紧把活着的鱼一个个又放到河里去，我和机工当时很尴尬，最后有几条已经不行了的鱼，养鱼的分了我们每人两条。

交夏粮

等秧插下去不久，大队干部就开始挨家挨户的催着去交公粮，每个生产小队都会根据各个生产队的实际情况，组织本队里的农民尽量一起去结伴去交公粮。那时候每亩田都有一定的上交任务，这部分粮食是免费给国家的，因为每个粮站对公粮的收缴都是有考核的，粮站为了将上交的粮食能够尽早归仓，粮站通常会派出大船到每个村来蹲点收粮，我家每次很早就把该上交的公粮交掉了，听说我们队里有两户一直拖了十几年的上交都没有交过，后来上交政策取消后就再也没有人去问这些事了，这就是“钉子户”的好处吧。

那时候粮食市场属于国家统管，粮食市场还没有被放开，私自买卖粮食是一种违法行为，农民手上多余的粮食除了留着一些自己吃，再留些麦种以外，其余的只能到乡粮站去卖。粮站敞开收购粮食也就一两周左右的时间，全乡的农民基本上都要集中在这个期间去卖粮，那个阵势就可想而知了。

每次我家到乡里粮站去卖粮，只要时间上不和上学冲突，我总会跟着父母一起去卖粮，说是去帮父母看着粮船，其实最重要的是心里特别想到乡政府旁边的那个老头家去吃一碗馄炖。从我家到乡粮站要有十多里路的水路，那时全部要靠手来撑船，这一趟就需要近两个小时，所以每次头一天晚上就要把需要卖的麦子都装到船上去，用塑料布盖好，第二天早早的吃过早饭就出发了，等我们快赶到粮站时，远远的就看到粮站的河边上黑压压的全是卖粮的船，每个卖粮船都把篙子竖在船上，远远看上去像密密麻麻竹林似的。

船好不容易找个地方靠岸之后，就拿着粮油本子先去登记排个号，那时候因为粮食还不能完全称之为商品，农民卖给粮站的粮食的价格，是由国家根据粮食质量的优劣而统一制定几个层次的价格，要是今年粮食价格上调的话，农民还可以通过这个粮油本子拿到一定的差价补贴。

接下来就是等着头戴草帽、脖子上缠个湿毛巾，粮站上的质检员上船来检查麦子的质量，主要是看看船舱里麦子的杂质和水分含量如何，据此判断麦子的质量的好坏，从而决定麦子的单价。如果质量可以过关的话，质检员把单价写在粮油本上，父亲就可以把船上的麦子用笆斗装了扛到磅秤上去称重，称完之后司磅的会在粮油本子上记下具体重量，并同时发个竹签子给父亲，算“一炮”，父亲再把这一笆斗的麦子扛到卷扬机面前，倒到卷扬机的斗子里去，如此往复，父亲要把近两千斤的麦子就这样扛上岸，母亲只能帮忙往笆斗里装麦子，还有在父亲扛笆斗上肩的时候帮忙托一把力，我也只能帮帮往笆斗里装麦子，看看船之类的活，等到全部麦子都称过重之后，父亲就会带着粮油本子和一大把竹签子去排队等着结账。

如果质量实在不好的话，粮站通常还可以拒收，这就需要把船上所有的麦子都搞上岸，找个地方再晒一下、扬一下杂质，再去请质检员来检验一下，这样通常人就会特别的辛苦，说不准当天的麦子还卖不掉。我家门上有个二叔就在乡粮站做质检员，可是父亲一次也没有找过他，包括有一次麦子水分含量超标，父亲在粮站忙上忙下晒了大半天也没有找过他。

等父亲结了帐来，通常已经快过了吃中饭的时间了，我最盼望的那碗馄炖也就不远了，父母通常也知道我的心思，会把船上的东西收拾好，然后带着我一起到老头家去吃馄炖，老头家的那口大锅，好像我每次来的时候都在那儿滚着，仿佛从来没有停过火，锅里能看到有几个大骨头一直在炖着，难怪他家的清汤馄炖特别的好吃，用老头的话说是正宗的骨头汤下的馄炖，起锅后撒点胡椒面和蒜花，那个香现在真的很难再找到了。

麦子卖完了，这“四夏”大忙基本上也就扫尾了，一年中最磨人的日子总算过去了。

后记

自从我进城读高中后，“四夏”大忙就离我很远了，每次恰逢这个农忙的季节，在周六回来时，我也只能帮父母煮一顿周日的中午饭，再给他们送到地里去，他们的那种满足感让我至今难忘，而我往往就直接从地里骑车返校去了，心里的那种歉疚真的很难言表。后来随着妹妹的长大，农忙时她也帮父母分担了不少，等我放暑假回家时，基本上农活正好忙完了。记得妹妹那时候经常说我，“我哥哥最坏了，农忙忙死人的时候你不在家，我们正好忙好了，瓜果茄子都有的时候，你就放假回来了……”妹妹的话语的确是一个最真实无比的写照。

后来读大学，“四夏”大忙停留在了书信间，很难想象父亲在农忙时收到我的来信，然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在灯下给我回信的样子。“这几天比较忙，我和你妈一切都好，你不要担心田里的农活，专心自己的学业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报答……”

工作之后，“四夏”大忙仅仅止步于电话中了，就像今天我打电话回去时那样，母亲很平淡地说：“我们家的麦子今天收好了，全部装在蛇皮袋里了，已经被你父亲全部扛到家里了，前几天小麦的收购价还是一块零八分一斤的，这两天小麦全部上来了，收割的人说，这批新收割的小麦由于前几天一直下雨，水分含量高，而且有些已经发芽了，今天收购价只有九毛五分一斤了，你父亲最近不打算卖了，再等等吧……”

对我来说，今年的“四夏”大忙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