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上下的那几年，我碰到的每件事都以失败告终，那段日子我熬得很苦。婚姻以离婚告终，写作一败涂地，钱方面也是捉襟见肘。……”

那时候的保罗·奥斯特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文艺青年，已不算年轻。“缺钱缺到无以为继，在无穷无尽的惊惶中难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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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从来没有富裕过。可十几二十岁，谁把穷当回事儿？年轻就是本钱，骑一辆破自行车满城晃荡，蹭别人的烟抽、宿舍住，在校门口的大排档喝到车轱辘话连天，然后踉踉跄跄跑到女生宿舍楼下大喊大叫；留长发或者剃光头、写诗、弹吉他、议论姑娘、为海德格尔争论不休……

很多男人的年轻时代，本质上和保罗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后者更荒诞、倔强、天马行空。一个渴望冒险的半大小伙儿，连高中毕业典礼都懒得参加，揣着自己打工挣来的1500多美元，跑去欧洲穷游；在避开人流的城市街巷，穿着快要破掉磨脚的旧鞋，形只影单地蹒跚游走；脚因趾甲倒长而疼痛，又听人说起“趾癌”，不免忧心忡忡。

大学4年，钱也根本不是问题，保罗甚至幻想着过一种挨饿的诗人生活。还像以前一样打零工，做那些不用太动脑子的蓝领工作，结交奇奇怪怪没规矩的人；在各种干扰中继续写作，很多作品不了了之，半途而废；某一天突发奇想，要办一场奖励失败的写作竞赛，后来蓦然领悟，“设置这场竞赛的真正动因是要宣称赢家是我自己”，而那不过是因为恐惧，为自己的未卜前途深深焦虑。

班里的诗人、作家们都开始为未来做切合实际的规划。文学只能当爱好，这是普世真理。我们随手可以举出一堆作家，他们成名之前都是以各种各样“非文学”方式谋生，不少人也都穷得叮当响——据说，马尔克斯只能将《百年孤独》的下半部书稿寄给出版社，因为邮费不够。更多作家过着双重生活，靠正式工作赚大钱，然后挤出时间写作。保罗知道太多这样的例子，眼看着曾经和他一样“晃荡”的同学们回归“正途”，慎重处世，尽管忧心，焦虑，纠结，可他还是放弃大道走上“独木桥”。

多年以后，在回忆父亲的文章里，保罗写道：我现在明白了我一定是个糟糕的孩子。或者，如果说糟糕不够准确的话，至少是令人失望的，我是混乱和伤感的源头。对他而言，制造出一个诗人儿子毫无意义。”

其实知道，这或许是一条不归路，眼前放着鲜活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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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姆，《巴黎评论》的创始人之一，曾经的知名作家，于声名鹊起时，消失于文坛。精神病院的电击疗法，摧毁了他的神经系统，只要拿起笔，双腿就会肿胀，疼痛难忍。不再能写作了，表达的欲望却“变本加厉”地强烈起来，不管任何场合，没人能阻挡得住那些在毒品的刺激下，汹涌喷薄、快如闪电、喋喋不休、无休无止的演说。休姆继承了父亲的一笔遗产，倘若安稳度日，生活应该不成问题。可他把那笔钱兑换成50美元现钞，塞给大街上的陌生人，催促他们赶紧花掉，以此“证明人类可以清醒自我、打破金钱禁锢思想的魔咒。”

保罗将他带回自己的公寓，以为只是让他借住一晚，休姆却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一群学生发现了休姆的行踪，随即挤进保罗的房间，喧喧闹闹地聆听休姆传道。无处藏身的保罗带着论文逃回母亲家，让休姆“限期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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