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钱理群在谈到当下教育问题时，痛心疾首地说了一番后来被广为传扬的话：“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他后来曾澄清说，这其实是他和两位中学教师通信时对方提出的，他随后在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庆之际就说过，只是后来才传扬开来。他事后也多次重申“我对北大极度失望”，因为“北大最大的悲哀就是一批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老师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高智商的利己主义的学生”。至于这为何是他认为极严重的问题，是因“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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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痛恨全社会物欲横流的人们能从中得到不少共鸣。万维钢就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春藤的绵羊》中认为，其实中美两国的顶尖大学都在培养同一类知识精英：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都颇为淡薄，也不愿为社会活动多付出，自顾不暇，“根本没时间管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连高晓松都说：“你不去问自己能为改变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却问我们你该找什么工作，你觉得愧不愧对清华十多年的教育？”

当然，也有人不以为然，理论物理学家李淼便反问：“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什么不好？”他认为，利己和利他并不对立，而这些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符合经济学上对理性人的假想：人们原本就会通过精细的计算来利己，“李淼：这些人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我却认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正是他们”。

不论如何，在中国当下的社会语境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词一经传扬，迅速成为一个很好用的新概念，被人用来对一些自己看不惯的冷漠自私群体贴标签。不过，大多数人似乎在听到这个词时的反应多只止步于“啊，说得没错，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人”，但很少再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人？”又或者，觉得其产生仅须归咎于所谓“唯利是图的社会气氛”，然而19世纪末的美国社会也唯利是图，却也不见得那时的人们就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显然的一点是，钱先生之所以反感这些人，是觉得缺乏“超越一己私利”的理想，他们的高智商和社会活动技能，最终都服务于个人目的。不过说实话，近数十年来，几乎所有现代社会的民众都出现了一种“成熟的冷漠”，人们选择从公共事务中撤出，而把重心转向自己私人生活的小圈子，此即社会学家桑内特在《公共人的衰落》中所忧虑的现象：原先的“公民”成了所谓的“孤独的权利持有人”，即人们虽然联合起来进行一些合作，却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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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的情形有其特殊之处。传统上，中国社会就不重视公共性交往，一如建筑学家彭一刚在《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一书所所言，传统中国社会的聚落形态中，“有相当多的村镇根本没有可供人们进行公关活动的广场”，“与欧洲的情况大不相同，属于内向型的中国人所主要关心的则是自己的家园。”这意味着，中国人原本就以自身为核心的家族、家庭为关注重心，至于超越性的家国天下关怀，那是精英才配有的特权——所以《左传》中谈到鲁庄公十年齐鲁对战，曹刿想出力时，乡民却说：“那是精英们的事，你又掺和什么呢？”（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钱理群先生在批评时之所以独独指斥北大、清华的学生，恐怕潜意识里也有这一层传统士大夫式的抱负吧，觉得一般人也罢了，身为中国最高学府的知识精英却放弃了相应的大抱负和使命感，这才尤其不可原谅。

至于对普通人来说，中国文化虽然也强调“人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现状”，但这却只能通过行善、积德和事功，而善、德与功都须由社会界定和认可，也就是说，“个人努力的结果，只可以改变个人的境遇，而不是社会的现状”（张德胜《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由此就不难理解中国人常说的两句话：“莫谈国是”、“少管闲事”；前者认为一般人无权参与国家事务（那保留给权力精英），后者又将人们排斥在公共事务之外，因为家庭以外的所有事都是你管不了的“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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