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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问题始终困扰我：如何面对一个残缺的人体？在地铁上，在闹市的路边，在排队用积分兑换超市货品的队伍周围，在风景区车流堵塞的大门两侧，总会遇到那些胡子拉碴、衣衫褴褛的人，伸出一个只有一两根手指的手掌，或者扒开裤腿，露出两截被日晒得通红的残腿。他们乞讨，而我选择视而不见。如果非要说个道理，我会说，他们侵犯了我视野的干净权。

让肮脏丑陋的东西落在视线之外，是文明城市的一分子所享有的优势；我还可以说，这些人用卖残来绑架我的情感，还可以引用一些早就爆出的料，说这里有阴谋，是有人故意操纵他们卖残。于是我被保护了起来。即使没有这些保护，我也可以搬来一神教的博爱观，说造物主爱人，照顾到每一道伤口。《古兰经》里讲真主：“不管天上地下，即使小至一只蚂蚁的重量也逃不过他。”那多好啊，就不用我去费心关心别人受的伤害了。大大松一口气。

这几日读《青苔不会消失》，我感到，我回避去做的事情——沉默地直面他人的残肢羸体——被书的作者，曾经的调查记者、如今的非虚构作家袁凌，给代办了。他写的是因为矿难的幸存者，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常年深藏在家里，与等死无异。矿工给作者展示他的残体时问了句“你怕不怕？”然后，袁凌将他所见的如实描写：“我们看到他大腿上的疮口，已经深到骨头，塞着一坨卫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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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隔着文字接触真人实况，就好像作者在我和这个名叫“黄国林”的卧床矿工之间放了一块毛玻璃。总有人要去面对真实的，除了亲自负担这真实的人和他的亲属外，就是像袁凌这样的特稿记者。这是一个必须习惯伤悼的行当。

书里还有其他人，形形色色，大多数没有落到被推入等死深渊的矿工的那么悲惨的地步。苦难跟苦难是不一样的。

有些苦难，比如在北京大杂院里混租的外地菜贩顶着雾霾天卖菜，日日不辍，读者可能还很有点兴趣，因为这些人承受的生活对他们既新鲜又有安慰作用。在沂蒙山的村落，苦难表现为空巢老人的孤独，他们的儿孙都远走他乡打工去了，历史欠了他们一屁股必定要被带进坟墓的债。云南的中越边境，一些农民生活在昔日的雷区，他们的苦难是1978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后遗症带来的，枪炮和地雷留下了一群残疾人和他们走不出阴影的亲属后代。在汉江上游的众多村落，当地人的苦难来自被“南水北调”和工业污染摧残的江水，自然生态被严重破坏，文字中的水流令人怵目的恶心不亚于病残肢体：

“在2002年，运建立开始组建环保NGO‘绿色汉江’之时，滚河水成了黑河，上游的造纸厂让它像是制造出来的墨水，又透出淤血的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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