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号称新诗诞生一百周年的2017年，写这么一个题目，未免有点儿“为诗一辩”的尴尬。最近的“中国背诗词大会”热潮下，赞美古诗词之高超者，往往会顺便表示一下对新诗的轻蔑，比如景凯旋教授的《诗歌是个人朝圣，与集体无关》就有一段这样的话：

“直到今天，我还是对现代诗存有偏见，背诵得很少。文学的最终标准是时间，我怀疑，今天的诗歌几百年后是否还有人记得。在我看来，首先，诗歌应当具有音乐性，要能背诵，现代诗大多是分行散文，只能看，不能读。其次，诗歌永远是读给自己听的，不是读给大家听的，因此现代诗似乎只适合年轻人写，到了一定年龄，如果缺乏哲理，再写下去就难免矫情，而旧体诗直到老年仍然能继续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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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可以说代表了中国的一般古典文学爱好者对新诗的偏见。但一个人对新诗的偏见，其实暴露了他对诗本身也存在偏见。“今天的诗歌几百年后是否还有人记得”——杜甫的同代人当年也是这样轻蔑杜甫的。杜甫自己也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在几本唐人所选的唐诗选里，几乎都没有选杜甫的诗，直到杜甫去世九十年后，《唐诗类选》和《又玄集》才选进了一些现在看来并不能代表杜诗最强音的诗篇，虽然当时韩愈、李商隐、杜牧等大诗人都已经很推崇杜甫了。

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杜甫的诗就是唐朝的新诗，和大众的想象不一样，李白是复古派，杜甫才是不断实验的先锋派。但很明显，无论是唐朝的时尚还是今天对李杜的印象式判断，大众还是更倾向于李白，因为李白的诗人形象更接近读者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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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景教授人云亦云地用音乐性去质疑新诗这一点（换做市井小儿都会挂在嘴边的说法就是“不押韵那还叫诗吗？”）——且不说古诗的音韵和今天的普通话发音距离有多远，还有几个古诗词爱好者能唱出一首本来可以唱的诗词？——新诗到底有没有音乐性？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分出了两派，一派是从闻一多、徐志摩开始，到卞之琳、林庚、吴兴华这些极致的新格律实验者，他们吸取东西方格律诗传统，讲究音步、顿挫等，以在白话上复活文言诗对形式的追求，所谓“带着镣铐跳舞”；另一派是戴望舒、废名等自由派，戴望舒的名言是：“诗不能囿于固有形式和韵律。诗之韵律抑扬存在于诗情而且文字语音之间”（《诗论零札》），他提出更深刻的内在韵律说以求超越传统诗歌已经教条化的格律，这一点已经在他之后七、八十年的新诗写作者处得到了实践和成熟。

简言之，新诗不是没有音乐性，而是创造了新的音乐性，并不拘泥于旧诗的格律。前述两者的主张和实验都成为了今天新诗的财富，隐藏在许多不为大众周知的诗人的诗篇深处。

“现代诗大多是分行散文”亦是大众对新诗的粗俗玩笑，一个大学教授的认识竟然也止于此，挺遗憾的。对于散文化，八十年前的诗人废名早有高见，他的《谈新诗》系列文章，其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新诗与旧诗的关键区别，他说：“我以为新诗与旧诗的分别尚不在于白话与不白话……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诗的价值正因为它是散文的。新诗的内容是则要是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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