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获了六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间谍之桥》里有一个名叫普莱尔（Frederic Pryor）的角色，虽是配角作用却不小，在后来的换囚谈判中，这个被拘于东德监狱的美国留学生几乎成了事情成败的关键。他的最终获救，也让美国在这场换囚案中以一换二的比分完胜冷战对手苏联，扬眉吐气，以至于事隔多年，还劳动了斯皮尔伯格，拍了这么一部主旋律电影为当年的功臣树碑立传。

电影里的普莱尔原本在西德留学，柏林墙即将完工的那天，他骑着自行车穿过仅剩的一个豁口，前去东德通知一个熟识的教授。当他带着教授的女儿再回到墙边时，豁口已经被堵住了，墙建成了，普莱尔被守墙的士兵现场逮捕。和这部电影里的大部分角色一样，这个普莱尔也是根据真实人物改编的，生活中的他退休前一直在大学里当教授，如今已经年逾八旬。《间谍之桥》上映后，他对媒体说，当年自己并没有试图解救什么金发美女，只是那天刚好去东德听一个演讲。但虚构和真实的世界至少在一个注脚上是重合的：“我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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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历史就像七巧板，从半个多世纪前搬过来一块，掸掸灰，往今天的框架里一放竟然能严丝合缝。1月27号飞往美国的国际航班上的一些旅客，到了目的地一下飞机，遇到的情况跟当年站在柏林墙边的普莱尔几乎一模一样。他们还在天上的时候，地下的情况发生突变，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系列行政令，其中包括暂停接收难民、暂停来自七个穆斯林集中国家的人进入美国、立即开工兴建美墨边境墙。那些拿着美国签证甚至美国绿卡被扣留在机场的人中包括正在美国大学就读博士的留学生、美国现役军人的母亲和前往美国交流访问的学者。在一面突然竖起来的墙面前，每个人都措手不及。

虽然总统令签发一周后，西雅图的联邦法庭就作出了全国适用的暂缓执行决定，在下次变故翻盘到来之前，已经获得签证的七国国民开始陆续被允许入境，但总统令引发的恐慌并没有因此而停止。那些好像一夜之间冒出来的传闻，仍然在虚实难辨中如野火般传播蔓延。

有人说接下来的行政令将宣布领取福利的持绿卡者会被驱逐出境；有人说今后申请工作签证的收入门槛将高过十万美元；有人说曾经让众多中国人抱得美宝的出生公民权也会被取消。在纽约，有人看到警察在地铁站里常规检查以为是在查移民身份，吓得拔腿就跑；有留学生开始担心就业前景；有人担心中美关系一旦走低，中国就会被列为禁令中的第八国；有人担心十年签证也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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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每条传闻都有依据，很多担心或许最终会被证明是想得太多，但它们的出现至少说明这是个人心惶惶的年代，空气里弥漫着动荡不安。即使你不是穆斯林也不是偷渡客，也难免会被这种焦躁的氛围搅得心神不宁。因为如今住在美国的人，往根儿里说，有几个不是别处来的外人？

这种内外之别本来就是自打人类部落群居时期就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执念，在相对和缓包容的环境中，也一直都是被文明和善意盖在下面却从未消失的暗流，一不小心尚能翻出波澜。在自上而下推广起来的建墙运动中，更是不可避免的会被搅动起来，就像被吵醒的怪兽或找到了出口的岩浆，迅猛喷薄横冲直撞，所到之处不分青红皂白风卷残云，哪还分得清伤到的是谁？即使你根本没住在美国或许都没法不被感染，微信朋友圈里已经开始流传一个帖子：“应该请特朗普来当北京市长，建墙拦截外地民工。”

有些人会从“法”的角度来为这种内外之别找依据，本地本国土生土长的人们理应比别人优先享受各种资源，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有义务向全世界穷困潦倒的难民敞开大门，那些未经许可越境的偷渡客本身就已经触法，哪还有什么权益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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