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底，作家远藤周作的长篇小说《沉默》，被美国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搬上银幕，并在梵蒂冈首映。罗马教皇方济各亲临小教堂观影，并对导演表示：多年前，自己曾经读过小说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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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好莱坞导演，虽然老马一向对基督教题材情有独钟（其上一部同类题材的影片是《基督最后的诱惑》），但得享梵蒂冈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却是头一遭。不仅如此，这也应视为梵蒂冈对原作者——已故天主教徒出身的东洋作家的致敬，足以洗刷作家生前所蒙受的“异教徒”的污名。

《沉默》是远藤周作1966年发表的作品（新潮社初版），在日本国内也曾被改编成电影（1971年，东宝），是作家的代表作之一。其实，彼时的周作已出道多年，不仅遍得包括芥川奖在内的各种文学奖项，且与安冈章太郎、吉行淳之介等一道，被称为战后文坛“第三代新人”，风头甚健。作为战后一代作家，远藤周作的成长道路非常独特，堪称“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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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战后文坛“第三代新人”，从左至右：吉行淳之介、庄野润三、安冈章太郎、小沼丹、远藤周作、三浦朱门、曾野绫子。）

一

1923年3月27日，出生于东京，三岁时，随父亲移居“满洲”，父远藤常久是安田银行的高管，一家在“满洲最罗曼蒂克的城市”大连定居。1929年，周作进入大连大广场小学校，却并不用功，成绩平平。由于父亲总爱把功课出色的哥哥正介与周作一起比较，动辄说教，令周作内心厌烦，有种自卑感。母亲远藤郁毕业于东京音乐学校（今东京艺术大学前身）小提琴科，非常勤奋。数九寒冬，身披棉衣，在家中连续数小时练小提琴，直拉到指尖流血仍不辍的一幕，令周作内心受到震动。母亲对“满洲”出身的保姆也很亲切。小学四年级时，周作的一篇作文《泥鳅》被当地的日文报纸《大连新闻》采用，得到母亲的盛赞。直到晚年，郁一直保留着那份样报。

周作的“满洲”记忆，大概也就这些，似乎并没有特别温馨高调的情节，这与家庭的变故有关。1932年前后，父亲在外面有了女人，父母开始不睦，终于在周作十岁的时候，协议离婚。数月后，父亲与小自己十六岁的女子再婚。周作兄弟随母亲回国，借住在关西的姨母家。郁在宝冢市小林圣心女子学院担任音乐教员，周作转入神户市的六甲小学校。

一家人受天主教徒姨母的影响，开始参加西宫市夙川教会的宗教活动。随后，连家也搬到了教会附近。1935年，周作进入关西名门私立学校滩中学校。同一年，郁和两个孩子先后受洗，皈依天主教，郁取圣名玛利亚，周作叫保罗。1939年，远藤郁邂逅德国神父、著名宗教学者彼得·J·赫佐格（Peter J. Herzog，日本名星井严），奉为终生的精神导师。但彼时，郁做梦都没想到，赫佐格神父竟对自己的命运发生“致命”的影响——此乃后话。

周作刚上滩中时，进的是重点班（A班），后成为电影狂、读书狂、段子狂，学业每况愈下，乃至被编入差班（D班），在183名学生中以第141名的成绩勉强毕业。据作家自己说：“出校门即成浪人，且一浪就浪了三年”。其间，虽曾进入私立上智大学德语预科，可不久即退学。父亲毕业于东京帝大，母亲毕业于东京音乐学校，兄长正介也进入东大法学部，周作内心的压力可想而知。

为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在已从东大毕业，进入递信省工作的正介的斡旋下，1942年，进京（东京）与父亲同住，边努力准备考学。常久给出的同居条件是：考入旧制高校（即旧帝国大学预科）或医学部预科。后周作照父亲的条件，逐一报考，但统统落地，最后只剩下一个选项——庆应义塾大学。周作自知医学部根本没戏，偷偷报考了文学部，结果“候补合格”。1945年4月，入庆应文学部法文科。常久得知真相后，大怒，与周作断绝了父子关系。

失去了生活保障的周作，不得不辗转在朋友家借宿，边做家教，打工谋生，狼狈不堪。后经哲学家吉满义彦的介绍，入住其兼任舍监的天主教学寮白鸠寮，从此打开了一扇窗。在吉满和寮友的影响下，耽读法国天主教思想家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的英文著作和里尔克。后又结识作家堀辰雄。与堀辰雄的交游，是周作人生的转机，使他挥别了此前的“劣等生”意识，转身为一名狂热的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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