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人还没觉得空气有什么问题。80年代初，我家在南三里屯，当时我还是个爱锻炼的人，每天早晨五点多就开始绕着工人体育场跑大圈。所谓大圈，就是现在工体外的大马路，一圈大约三四千米，我能跑两圈。

那时候早起的真多啊，冬天的早晨，路上全是影影绰绰跑步的人。有时候，还喜欢追着自行车跑，骑车的看见有人追上来了，自己故意调整速度，永远和跑的人保持着三五米的距离，你快他也快，你慢他也慢。这就成了带跑了。其实双方并不认识，只是觉得这么做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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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冬天，每个家庭都有两件必须要做的事情。一件是购买冬储大白菜，都是几百上千斤地买，然后吭哧吭哧搬上楼去，搁在楼道里。另一件是买蜂窝煤。无论平房楼房，家家户户都有个铁煤炉子，还有小小的铁铲、夹子和钎子，这都是生火的必要工具。当然，有煤炉就要有烟筒，每家的烟筒从玻璃窗伸向屋外。有烟筒还要有风斗，斜插在最高处的窗户上，为的是避免煤气中毒。烧煤炉子，一方面是为了补充暖气不热的不足（有些房子，甚至都没有暖气）；另一方面，那时候燃气入户很少，煤炉子还得烧水做饭。

当时的大街小巷和楼群里，都有骑着板儿车送煤的师傅。大爷大妈拦住师傅，张嘴就是“下午给我送两车”，透着豪爽。

一个冬天，普通一家人大约要烧两三百块煤。要事先储备，买下来，师傅会和你一起帮着往楼上搬。蜂窝煤易碎，只有纯熟的人可以徒手搬，妇女小孩，得用簸箕或者脸盆盛着，这就增加了额外的重量。小孩一次搬两块，而体力好的人，一次可搬八块甚至更多。上千斤白菜加上二百多块煤，往楼上搬非常辛苦。

卖蜂窝煤的时候，还需要买三十块左右的烟煤。它和蜂窝煤外型相近，不仔细看分不出来。仔细看了，会发现烟煤薄一些，颜色发灰，更沉一点。烟煤是生火用的，将烟煤用夹子放进炉膛的最底层，炉膛下面再塞进废纸，点燃，拿把扇子扇风，很快烟煤就会燃烧，之后再压进普通的蜂窝煤，炉子就点起来了。

当然，如果实在点不着，或者烟煤用完了，还可以换煤。用一块新的蜂窝煤，去邻居家换一块正烧着的煤——把那块煤从炉膛里夹出来，放在铁簸箕上，端回自己家，再夹进炉子中去，也能生起火来。是否能熟练生火，是衡量一个人是否会过日子的标准之一。

所以说，邻里关系很重要，因为经常要彼此帮助。现在邻里不说话，没什么求人的事，也是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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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好火，一家人可以围坐在炉子边，烤白薯，烤馒头片，把粉丝放在火上烧，看着细细的粉丝哧啦一下肿胀开来，就可以当零食吃了。炉子上水开了，还可以泡个脚，相当美。

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空气？确实有煤烟味儿。但那时候总是刮大风，白毛风一卷，天空崭新崭新的。北京人当时主要发愁风，太不讲理，穿军大衣都能给吹透了。风大，所以空气还干燥，外地的朋友来了，大多得流鼻血。流上两天，适应了，就不流了。我跟他们开玩笑，说鼻血就是给北京的献礼。

风大，沙子就多，好多姑娘围着纱巾出门。后来沙子加黄土，多得越来越不像话，成了沙尘暴，时不常来一回，天昏地暗的，好像天空就应该是黄色。当时最有煽动力的说法，是沙漠离天安门只有七十多公里了。这不能够啊，于是大家被动员出去捡树种。我记得捡的最多的，是杨树上掉下来的那种“毛毛虫”，每个单位都好几麻袋，说是要运到甘肃和内蒙古，用飞机撒到沙漠上去，治理风沙。后来才知道，那不是种子，而是花序，得成熟后雌性的花序里，冒出杨絮来，飘啊飘的，才是种子。直接撒花序，不知道管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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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杨絮，也是困扰北京人喘气的东西。这种东西无处不在，甚至能钻到窗子里来。我住郊区，屋子里就经常猫毛和杨絮滚成一团，扫上一遍，没过几天又是一大堆。

杨絮的愁没发完，非典又来了。那是北京第一次大规模地普及口罩。到什么程度呢？地铁里，要是没戴口罩，别人就会觉得你不正常。那时候口罩业太不发达，棉口罩买不到，就只好买那种不知道什么材料做的一次性口罩，毫无弹性的一个穹隆型，还是粉色的。我跟人说，这哪是口罩啊，长得跟胸罩似的。好在大家都戴，也就没有谁笑话谁。我一直怀疑那东西根本没有用，好在不贵，戴着也算是个心理安慰。

在依次与狂风、沙尘暴、杨絮和非典抗衡之后，北京的人们终于开始抗雾霾了。

第一次直观地看见北京的空气脏，还是因为去外地出差。有一阵，我老是嗓子发痒，咳嗽，就是严重到自己觉得需要吃药的那种。可说来也奇怪，只要坐上飞机到外地，一下飞机，立刻神清气爽，用《大腕》里的话说，“他不咳嗽了”。在外地嗨了，回到北京，三四天之内又是老状况。我还一直归咎为北京空气太干燥呢，直到有一天，中午回北京，飞机快降落的时候往窗外看了一眼，只见湛蓝的天空中，竟然有个灰黑色的、粗大的、半透明的柱状物。只见我们慢慢接近它，然后一头扎进去——北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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