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则讣闻而言，漫画家“老王泽”王家禧逝世的消息在脸书被大量转发时，讨论氛围颇为矛盾：一方面《老夫子》代表了曾陪伴过香港的回忆，也确实娱乐过不少人的童年，另一方面，冯骥才早在1999年就已撰文指出“老夫子”其实是出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京津一带的创作者朋弟（原名冯棣）之手，后来他又遍访史料，为大家解画为何本来诞生在天津市井的《老夫子》摇身一变有了个家喻户晓的香港身份，“老王泽”更被坐实了确为“抄考”朋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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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创作者来说，一旦被卷入“抄袭”的丑闻里，几乎毕生成就都要前功尽弃。所以“抄袭漫画家”这顶不名誉的帽子，“老王泽”到死也难能摆脱。因而大家对逝者致意时的态度也多少有些微妙，“公道毕竟要还给原作者”，那么又该怎样评断和回忆属于香港的《老夫子》呢？

中肯的取态或许是不必一笔勾销，也不必将其永远封存在“怀旧”的神坛上。

只要在香港做过副刊记者，就一定写过“老夫子”这选题，无论是各大商场还是香港艺术中心，都筹划过《老夫子》主题展览或回顾展，因而人们其实也有不少机会重温到“老王泽”在上世纪60年代的手稿和绝版漫画。你看到那些原稿时，会觉得它们当然记录下了那个年代香港的生活面貌，而并非全然照搬朋弟笔下的故事，幽默感和生活痕迹也都明显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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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当初冯骥才先生文中对这段“抄袭公案”的梳理，其实最为唏嘘的是原作者的黯然命运和被时代所误所欠的公正评价。过去采访“小王泽”时，曾问他怎么看“老夫子”这个形象给人的“传统”印象，记得他答我说：“老夫子从来没传统过，它只是样子给人传统的感觉。”——是啊，因为那个穿中式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脚上穿着一对功夫鞋的“样子”，根本就是“拿来”的吧。最初出现在天津各种画报上的老夫子，带着遗老少气质的迂腐和陈旧观念，底层小人物的形象里糅合了相当“传统中国”的个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后来“老王泽”的“抄考”，老夫子或许只是个曾短暂流行的旧时代漫画角色，而不会有后来的大红大紫——虽然这并不能为任何形式的“抄袭”行为脱罪，可某种程度上却也是事实。

倘若老夫子没有“借壳上市”到香港，那么它的血脉也将中断在四十年代，并彻底湮没在其后“反右”的兵荒马乱之中。而王家禧，则是为老夫子“还魂”的那个人，他更把它推向了世界——他抄袭了朋弟，却也做到了朋弟在当时大陆的环境下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把老夫子“发扬光大”。

冯骥才文中也曾写道：“搬用和套用自古有之；话说明白，万事皆无。”大家最为原作者鸣不平的，也只是“说不明白”；才华非凡却在历史语境的阴错阳差中失去正名，因而回看文革期间《老夫子》在香港的风光与朋弟在大陆境遇的凄凉，才格外令人痛心。

抄袭本非光明磊落之事，但倒也不必用“可耻”两字就彻底盖棺。

像一直为“老王泽”讲话的香港漫画家杨维邦就说，“其实当年画漫画的人都係搵两餐（只是为了填饱肚子）”，王家禧在50年代带两个孩子初到香港时，大概从没想过会大红大紫，只想着画漫画能多赚点钱。后来《老夫子》红透香江，在那当下要勇敢站出来承认自己是“抄袭”，所需要的胆色绝对不是人人都有。而王家禧，他只不过是个凡人而已，他有所有凡人的弱点：欣喜于到来的名利、不想惹麻烦搞到被索偿……加上香港和内地当时又完全隔绝，天时地利之下，老夫子的酸甜苦辣，也就隐匿去了前史，摇身化作“耐人寻味”的香港记忆。

所以我一直记得早已子承父业的“小王泽”说：“父亲并未考虑过要赋予这个漫画形象重大意义，或是要变成伟大的漫画家。父亲只不过是个喜欢画漫画、又有漫画天分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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