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愈来愈习惯忍耐回避。譬如前些日子的所谓“十一黄金周”，我这个没有固定收入又喜欢清静的穷作者就很识相，一直老老实实待在原籍住处，也不想去一箭之遥的闹市围观疯狂消费。然而欢天喜地还是强行植入，通过朋友圈和群里的照片与视频。就那么几天，看到那么多“亲们”在长城散步到钱塘观景，你除了觉得这是不可多得的世界双重奇观（自然和“人文”交织），就连度假亦然：他们永远一哄而上。

英国作家布鲁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引用过德国电影导演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一句话：“走路是美德，旅游乃原罪。”（Walking is virtue, tourism deadly sin.）在长城散步到钱塘观景的“亲们”，该是赫尔佐格眼里的“罪人”。当然，“罪人”不会觉得自己有罪，平时奔梦累成狗，节日就该畅游；“亲们”情愿花钱，集体受虐，也许还有异样快感，可在朋友圈炫耀：我见证了大假人潮。中国人是合群的民族，这个DNA很难改变。记得前些年，有人反驳境外媒体对中国游客的“诋毁”：“中国人嗓门大？我还觉得西方人讲话鬼鬼祟祟呢。”所以，岂止嗓门大有理，热热闹闹更不出奇。十多亿人的大国，要怪，只能怪祖国大地“景点”不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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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放之四海，旅游在当代，早也成了“苹果教”那样的东东，所谓“旅游教”。旅游教的教主当然是金钱，成千上万信徒，虽然心甘情愿奉上钞票，却是罪人也是未必自知的受害者。然而旅游教的最大受害者，该是世界各地人满为患的各类“景点”：原住民的生活被干扰，教主和教徒形形色色的欲望，几乎改变一切生态。Gentrification是个英文字，未必都是褒义，讲的也是城市改造，但是延伸其义到旅游教，似乎也讲得通：即让一个地方面目全非。

旅游或旅游业的英文是tourism，游客叫作tourist。好几年前，我住云南大理，不知在哪个网站读到一则英文报道，作者把tourist变音成terrorist。游客变成“恐怖分子”，我喜欢这类政治不正确。最近在英国《卫报》网站看到，威尼斯民众烦了无休无止的豪华游轮“入侵”，拥到港口抗议高枕无忧环游世界的terrorist到访。幸好，这个世界还有不是一切向钱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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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或更早之前，人类还没有当今这样的旅游教。那时交通不便或缓慢，除了有闲阶级可以游历四海，在路上的，只有出门办事的官员商贾、朝圣的旅行者和雄心勃勃的探险家。等到朝发夕至的喷气客机成了远程交通利器，更多人有了闲暇和闲钱，旅游，不论环球旅游还是国内旅游，才有可能变成利润多多的产业，不同种族的terrorist才会横行天下。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一大进步，人都有审美心好奇心，都有权利畅游祖国或看世界。但是，就像伴随所谓工业化商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而来的雾霾，旅游教也是一个怪胎。问题并不在于旅游是否创造就业拉动经济，促进不同文化相互了解，而是一旦成了教，它的走火入魔过犹不及，只会酿成“祸害”。

这方面，中国当代的例子太多也太不堪，不妨继续放之四海，看看西方从前的教训。一九五零年代初，以旅行文字著称的英国作家诺曼·刘易斯（Norman Lewis），在西班牙一个偏僻宁静的渔村法罗（Farol）断断续续生活了几年。他住在村里的寻常小屋，晚上爱去渔民光顾的唯一一家小酒馆，听他们用当地方言吟诵诗句，那是本地人之间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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