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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学问，先要多读书，这是常识。但读书人总不能等到把天下的书读完后再去做学问。于是，刚入门的求学者、想入门做学问的爱好者都在寻求种种“速效”的读书方法，琢磨怎样读书才能有所收获、有所发现？从根本上说，读书像写诗，有法而无法。书读多了，自然就有收获，就有发现。但在实际生活中，花同样的时间读书，读同样多的书，有人收获很大，有人收获较小。就像烹调，同样的原料、配料，因工序不同，配制不一样，做出来的菜肴味道就大不相同。这样看来，读书还是有些方法和窍门。《古典文学知识》“治学门径”栏目的编辑约请我们几位青年学者来谈读书做学问的体会，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高招秘诀，而是因为我们对于刚刚跋涉过的道路和读书的甘苦记忆犹新，谈起来虽难免老生常谈之讥，但可能有种“亲历感”。下面就把我在从师求学过程中获得的并实践过的几种读书的方法跟朋友们交流一下。
　　　　
　　 一、 比较法
　　未入和刚入学术之门的时候，常常有这样的困惑：读完了几本书，还是摸不着头绪，发现不了问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去收集材料，更谈不上去解决什么问题。遇到这种情况，不妨试一试“比较读书法”。比较目的又有两种，一是同中求异，二是异中求同。
　  所谓同中求异，是就同一个专题或同一作家作品，同时找几本书研究著作来阅读，看学术界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找出彼此观点的相异、相左之处。找到了相异的学术观点或结论，也就是初步发现了学术问题。两种相左的结论，如果是史实方面的问题，必有一个是错误的；如果是理解上的问题，必有一个更接近于事实。要弄清楚究竟谁是谁非，就需要找相关的材料去论证。由收集材料进而论证、解决问题，这样就可逐渐找到做学问的途径、找到做学问的“感觉”，进入做学问的“状态”。
　  我做学问，是从研究宋南渡词人张元干开始起步的，当时是读大学四年级。读本科时能对张元干产生兴趣，或者说能够发现张元干有研究的 “前景”，就是得益于 “比较”读书法。当时为了便于掌握宋代词人的字号和生卒年，我自己编制宋代词人的字号和生卒年表，在制表过程中，比较了相关论著的记载，发现有的文学史著作和词集选本对张元干等人的生卒年和籍贯说法不同，因此就想探讨个究竟，看哪一种说法符合实际。读了张元干的《芦川归来集》后，发现张元干文集有明确纪年的作品中已明确提到自己的年岁，生年并不难确定。于是想进一步弄清张元干的生平事迹，由此而写出了本科毕业论文《张元干生平事迹考辨》。文章虽然弄清了张元干生平中的一些问题，但还有不少疑点未能解决，而文章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张元干本人的作品和常见的史书。阅读的书十分有限，有些问题自然无法解决。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继续收集有关张元干的材料。三年后，跟随本校曾昭岷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在曾师的指导下，广泛阅读了与张元干同时的数十家的诗文别集和大量史书，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材料，从而写出了硕士学位论文《张元干年谱》，并积累了一些与张元干同时的南渡词人的史料。
　　所谓异中求同，是指读理论书籍时，要从古今中外不同的论著中寻找某一理论的支撑点或研究方法。我们这些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理论的基础一开始并不很厚实，读理论著作时不容易把握其精神实质、理论体系。为了深入切实掌握一种理论方法，我常常“对读”不同的理论著作，比较其异同。我曾比较读过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名著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和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并从文学史观、文学研究方法等方面比较二书的异同，收获多多。要比较二者的异同，就要思考，思考后对原书的要义就容易记住和把握。同样的两本书，浮光掠影地各读一遍，远不如这样比较阅读的收获大。要做学问，必须熟读、精读、掌握几本“看家” 的书，将这些书的理论、精神、方法深入融化到自己的思想中去，会终身受用无穷。至于哪些书该精读，哪些书可以“看家”，那就因人而异了。人的素质不同，兴趣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追求。做学问的方式不同，对于书的要求也自然不同。
　　
　　二、纵横法
　　研究一个作家，既要横向地阅读跟他同时的作家的文集，还要纵向地阅读他前后的作家的作品。无论是实证考据，还是进行理论分析，都须如此。比如做《张元干年谱》，仅仅依据张元干本人的文集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从与他同时的诗人词人的文集中挖掘资料。与张元干同时的诗人词客有数十人，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读完。我的做法是，先“精读”与他有交游唱和者的文集，从中找出与张元干相关的直接和间接的资料，然后再“泛读”跟他没有直接交往的诗人的文集，从中也发现了一些间接的资料。比张元干晚一辈的作家，虽然与张元干不会有直接的交往，但他们的文集中也会有诗文涉及到张元干本人或其交游者的事迹。比如周必大的《益公题跋》，有关张元干及其友人生平事迹的题跋就很多；蔡戡《定斋集》中也有张元干的词集序。阅读的文集越多，掌握的资料就越丰富。同样的道理，研究五代人的生平事迹，不能不读宋初人的文集。依此类推，要研究苏轼及苏门诗人群，不能仅仅读苏门诸公的文集，还要广泛阅读苏轼身后的如南渡诗人群的文集、甚至更晚的南宋中后期诸家文集。
　　要真正透切地了解一个作家，既要熟悉与他同时的作家群，还要了解他之前和以后的作家群。熟悉了一群作家，经过比较，才能看出群体中个体的艺术个性。熟悉了一代或几代作家，才能弄清作家作品的源流演变、贡献地位。总的来说，研究一个作家，最好把能他放在一个纵横交错的历史坐标系上来观察、审视和评判。
　　比如，要准确地给辛弃疾的词进行历史定位，阐释清楚辛弃疾在唐宋词史上的贡献，就不能只读辛弃疾词，而必须将辛弃疾放在整个唐宋词史上来考察，必须研读辛弃疾以前的词人词作。明白了前人的词作在情感内涵、抒情方式上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才能弄清楚辛弃疾在哪些层面上有突破、有创造，才能弄清楚辛弃疾哪些是继承前人的，哪些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创新的？为此，我设计了三个层面：人物层、情感层和场景层，并分别从这三个层面着眼阅读辛弃疾之前的唐宋词作，资料收集到位后即着手考察唐宋词的流变和辛词的艺术特质及其独创性，最后写出了一篇长文《唐宋词的流变与稼轩词的地位》。由于文章太长，难以一次刊出，于是改成两篇发表，这就是分别发表在《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和《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上的《唐宋词的审美层次及其嬗变》、《英雄的词世界—稼轩词的特质及其新变》。
　　　　
　　　三、网罗法
　　也可以叫“一网打尽法”，就是每读一本书，把自己需要的、有用的所有资料全部记下来或摘录出，这样可避免为了不同的研究课题而重复翻检一本书。一本书，往往包含有多种信息、资料，有多种价值。通常情况下，我们读一本书，只关注某一方面的问题，只对某一方面的问题或资料感兴趣。比如，一本诗话或词话著作、一种野史笔记，其中既记载有诗人词人的生平事迹、趣闻轶事，也有对诗作词什的抑扬褒贬，还辑录有作品创作或传播的本事。你今天研究苏轼的生平事迹时，去查阅它，可能只注意其中苏轼生平事迹方面的资料，其它的资料就搁置一旁；明天研究苏轼的创作时又去查阅它，又只注意有关苏轼创作方面的资料；后天研究黄庭坚时，再去读它，则只注意黄庭坚的资料；过几天研究欧阳修，又只从中去寻找有关欧阳修的资料。研究十个相关的专题可能要读它十遍。这样读固然也有效果，但太浪费时间，不如读这本诗话、词话或野史笔记时，将其中你能想到的现在或今后需要的资料一次性地全部搜罗、勾稽出来。这样，既对这本书的内容留下完整的印象，又节省时间，避免重复劳动。
　　用这种方法读书，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读一本书之前目的要明确，大脑里要储存一些问题，或设计一些你感兴趣或准备要研究的一些课题。这样，读书收集资料时才有针对性，否则你不知哪些资料是你需要的，哪些是可以暂时弃之不管的。
　  至于怎样把一本书中的资料“一网打尽”，有两种常用的方法：一是做卡片或笔记，摘录资料；二是做索引。我自己的藏书，摘录资料时，一般只摘录其中的关键语句，无关紧要的字句用省略号代替，以节省时间。因为写文章引用时最终要复核一遍，到复核时再把全部原文（引文）补全。凡是借阅的书，我就完整摘录，而且抄完后要认真复核一遍，看有无笔误，以免引用时再借阅复核。要特别提醒的是，初学者和刚起步的研究生，做卡片摘录文献资料时，常常不详细注明文献出处，以致最后引用时又要从头到尾将原书翻检一遍，费时费力。文献出处，要注明到你一翻书即可查到为止。做索引，我常常做的是人名索引和主题索引。人名索引，用于生平事迹考证；主题索引，常用于其它专题的研究。
　　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宋词，研究宋词的一项基础工作是词人生平事迹的考证。因而凡是生平事迹不太清楚的、或前人没有做过年谱的词人，我都有兴趣，希望在他们的生平事迹考证方面有所收获、有所突破。读博士的时候，我就为撰写《两宋词人年谱》做资料上的准备。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是记载宋南渡前后半个多世纪历史变迁的资料宝库。研究南渡时期作家的生平事迹，不能不读这两部史学巨著。如果每找一个人的史料，就把这两部书从头到尾读一遍，那这一辈就别想读多少书了。所以，我读这两部书时，就设想了若干专题，既做人名索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人名索引已由日本人编出并正式出版），又做综合专题索引。这两部书一次读完后，不仅将《两宋词人年谱》中涉及到的人物的资料一网打尽，而且将我撰写毕业论文《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所需要的背景资料也同时收集到位。当时编制的的索引，直到现在还不时为我提供方便。主题索引还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增补，这不须重读第二遍，而是根据原先的索引再次利用这两部书时，觉得其中的某些资料别有用处，就可以增补上新的主题索引。
　　研究南渡词人群，南渡时期的诸家别集是必读的。我读这些别集，如同读《三朝北盟会编》一样，也自编多种索引。有了人名索引，要研究南渡有关人物的生平事迹，就可以随时检索利用。前不久我应一个刊物的约请，撰写宋南渡时期诗人邓肃的年谱，从确定选题到完稿历时一个多月。在自认为不太长的时间内能完成三万多字的考据性文章，主要得力于我以前做的种种资料索引。有了多种索引，就像自建了一个可以随时随意调用的“活性”资料库。
　　一边读书一边做索引，可能会减弱阅读时的快感和乐趣，也可能使读书的感受零碎而不完整。这也有办法，可以考虑读书时只标划出要做索引的地方，待全书读完后，再一次性地做索引。我常常是精力充沛的时候读书，等到精神不太好、或者精力不太容易集中的时候再去做索引。
　　　　
　　　四、 交叉法
　　　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要尽可能交叉阅读一些本专业之外的理论著作，使自己的知识结构形成立体交叉型，而不是单一的直线型。阅读面如果仅仅局限在古典文学的作品和相关史料的圈子内，就很难在研究领域上有重大拓展、研究方法上有重大突破。
　　怎样交叉读书？我的体会是，要注意阅读对象的系列化，使所获的知识系统化、块状化。学一种理论，最好能一次性多读几种书，以便深入全面地了解掌握这门理论的体系方法。如果今天读这门理论，明天又去读那门理论，这门理论读一点，那门理论也读一点，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每种理论都只是一知半解，知识呈散点状，也就不可能融会贯通，为我所用。要让不同的“知识面”而不是“知识点”相互交叉融汇，这样才能“生长”出新的知识体系。
　　你的理论视野开阔之后，就会发现许多新问题、新领域，可以让传统学科中的老资料焕发新的生命活力。比如，版本目录之学的“死”材料，可以变成文学传播史和接受史的“ 活”材料；金石学的著作忽然之间可以变成文学传播史的资料库。我在对作家作品的地位、影响进行定量分析时，就从版本目录学的资料中寻找到大量的数据；而在研究宋代文学传播方式时，两部集大成性的金石学巨著——清人王昶的《金石萃编》和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也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传播史料。
　  对于理论书籍，我的兴趣比较广泛，各种新兴的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和哲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理论著作，都有兴趣涉猎，并力图将新兴的理论与传统的学术交叉融合。我喜欢不断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途径，总是想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我现在治学的基本路数，可以说是“两招三式 ”。
　 “两招”是既注重实证考据，也重视理论建构。简单说是考论并重或考论结合。要从事考证，就要广泛收集、发现第一手原始资料。进行理论建构时，总不能老是用一些人们用得烂熟的“大路边”上的史料。新的学术观点，需要新的资料来支撑印证。为实证研究而收集的资料，既是实证研究的依据，也可以为理论分析奠定坚实的资料基础。也就是说，一种资料可以多次利用。而且考论并重，会不断地发现问题，会有做不完的论题。我做《两宋词人年谱》时，就有不少副产品，当时在收集谱主葛胜仲、立方父子、叶梦得、吕本中、向子諲的生平资料时，在《天一阁藏明代方志》中偶然发现了江西派诗人谢逸、谢薖和韩驹的有关史料，于是撰成《江西派诗人谢逸谢薖韩驹生卒年考实》（《文献》1993年第4期）一文，自以为彻底解决了“二谢”和韩驹的生卒年问题。前两年应江苏古籍出版社之约，与同门刘尊明教授共同主编《宋词大辞典》，其中词人、词集的条目主要由我本人撰写，所有资料一律查核原始出处，决不抄录拼凑现有成果。将宋代一、二千词人的生平资料全部摸查一遍，受益非浅。由于不断查核原始资料，也发现了不少新资料，解决了不少老问题。编这部辞典留下的一大堆宋人生平事迹考证方面的“副产品”，足够修改成一部厚厚的实证性的专著。而其中有关资料，又给我研究宋词发展史、宋代文学传播接受史时提供了有用的史料。
　　　“三式”是指“论”的方面，偏重群体观照、范式批评和定量分析。而这“三式”，是交叉阅读有关理论著作后逐步形成确定的。
　　群体的思维、群体的观照，是我近年来研究唐宋词史的主要思路。我坚持认为，一代文学风气的形成与转变，往往是由一代作家群共同完成的，因而研究文学史，要有群体的观念，要注意从作家群的更迭代兴的角度考察文学的流变过程。为此，我在《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中创立了“代群分期法”，根据词人群的更迭代兴对宋词作了新的分期，重新考察描述出宋词发展演变的历程，后来在《唐宋词史论》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形成这方面的想法和做法（群体研究），理论上是受到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文学社会学的启发，实践上则直接受到傅璇琮先生有关著作的影响。群体研究，是我研究的主要方向，至今只是对宋南渡词人群进行过全面的探讨，其他如以苏轼为代表的元祐词人群、以辛弃疾为代表的中兴词人群和宋末的江湖词人群、遗民词人群等还有待全方位的考察。
　　范式批评，则是我研究词史的主要方法。范式批评，是我“杜撰”的一个概念（参拙文《走向规范与科学——浅谈“范式批评”》，《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1期）。“范式”，语源学上是来源于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我所进行的“范式批评”，思维方式上也自然受到库恩有关理论的影响。我在唐宋词中总结出 “花间范式”和“东坡范式”，其实也融汇了接受美学和叙事学的理论方法。借鉴叙事学的方法来探索诗歌的抒情范式始终是感兴趣的课题。我常常想，叙事文学可以从理论上总结出叙事学，反过来用叙事学理论来指导叙事文学的研究，为什么我们不能从抒情文学中总结、建构出“抒情学”理论，从而为抒情文学的研究提供一套系统的理论方法呢？我有这种念头，但力不从心，只能先从具体的范式研究入手摸索出门径。
　　用定量分析方法来研究唐宋词，是我近几年努力开拓的一个领域。对唐宋词进行定量分析，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数据统计问题，它包含着有关理论方法。我是从计量历史学、计量文献学中获得理论上的启示，然后结合文学社会学、传播学、接受美学的有关理论，而最终摸索出一套可行的可操作的研究方案。拙著《唐宋词史论》第三章《定位论》，就是用定量分析方法所得的“实验结果”。最近我和研究生合作，又做了一些新的探索，并有新的收获，有关成果将在近期内恭请读者指教。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古代文学，前景非常广阔，我还会继续做下去，甚至有写一部《计量文学史》的野心。
　　
　　
　  五、 联想法
　　读书有两种情况，一是有目的的，即读某本书之前目的非常明确，要么是为了寻找理论依据，要么是寻找方法上的启示，或者是搜集某种资料，或者三种目的兼而有之。二是无目的的，即读某一本书或某一篇文章，事先并不知道它有何价值、有何用途，只是随意的读一读。遇到后一种情形，读书要注意用联想法，以增强读书的效果。
　 所谓联想法，就是读书时随时注意与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专题联想起来，一边读一边思考其中的理论、观点、方法对自己正在研究或将要研究的专题、课题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启发。我读任何一种理论著作或文章，总是要琢磨其中的理论、观点、方法与古代文学研究的联系，看能不能借它来研究古代文学某种问题或者解释古代文学中的某种现象。比如，我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唐宋词，是缘于一次偶然的阅读。1994年6月我偶然翻阅《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在当年第5期上读到顾云南先生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五年间作者队伍调查分析》，觉得很有趣味，很新颖，马上联想到怎样用该文的思路和方法来研究古典文学。正好由我主持的 “中国20世纪词学研究走势学术研讨会”将在当年10月份举行，需要提交一篇大会论文，于是我决定写一篇定量分析的文章来回顾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历程。写文章之前，先阅读了有关计量社会学、计量历史学和计量文献学的著作，以便在理论方法上做进一步的准备。资料收集完后，与刘尊明教授合作，写成了我们的第一篇定量分析的论文《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在《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发表后，反响热烈。次年，我应邀参加《文学遗产》创刊四十周年暨复刊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会前又写了一篇《〈文学遗产〉复刊以来论文和作者队伍的统计分析》（载《〈文学遗产〉纪念文集》），在会上宣读交流后，又引起与会代表的兴趣和关注。从此，我们下决心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词学，力图在词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中开拓出一个新的领域。
　　1995我随意翻阅一本传播学的读物，于是联想到应该研究古代文学的传播问题。今天的文学作品，可以通过报刊、广播、电视以至互联网等现代化媒介迅速传播，也可以通过出版社来出版发行。而在古代，文学作品是通过什么媒介、途径来传播的？历代文学的传播方式有哪些变化？不同的传播方式对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很少有人关注和研究。于是我想从我熟悉的宋代入手研究，带着这个问题，随时注意收集相关资料。到1990年终于写成三万字的长文，后改写成《宋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等三篇文章。
　   如果我们把这种读书的联想方式称作“启发联想”，那么还有一种 “对比联想”，就是读一首作品时主动地有意识地联想另外的题材内容或表达方式相似的作品，以进行对比，比较二者的异同。比如，读李后主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恰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时，可能联想到欧阳修的“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踏莎行》）；读蒋捷的《虞美人》（少年听雨歌楼上），或许能联想到当代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李词与欧词、蒋词和余诗表现手法相似，彼此间有明显的继承关系。类似这样的对比联想多了，形成了习惯，就会增强对作品的艺术感悟能力，也可以了解作家作品之间的继承关系。
　  上面所谈之“法”，是我尝试过的“偏方”。偏方固然有一定效果，但不是对人人都有效验。何况这些偏方，我还在不断地试验，不断地改进。所以读者朋友们不必尽信。“多读”才是做学问的灵丹妙药！

                                     原文刊载于《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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