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佛教与儒者士大夫》序

杨曾文

按语：笔者2012年申请立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创新课题《宋代佛教与儒者士大夫》于2021年完成，2023年7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将序文于此发表，谨请朋友指正。

       本书是笔者于2012年通过申请得到立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学部委员创新岗位项目”的最终成果。

       按照原来的计划，本书应在2014年底完成结项。然而在收集资料和撰写过程中，深感2年内是难以写出作为专著的“宋代佛教与儒者士大夫”所应涉及的基本内容，不仅涉及的人物多、领域广，而且需要参考和运用的资料可谓浩如烟海，再加上笔者因患病医治花费了不少时间，到2014年底便不得不以专题论文集的形式上报结项。

       然而此后笔者从未放弃原定撰写专著的计划，而是继续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陆续撰写各个章节。现在，总算到了统稿成书的时刻。

   笔者申请这一项目时，已经年过古稀，8年走过来竟成了气血不足的老人了，每当回想起搜集梳理资料和逐章逐节写书的经历时，真是感慨万分！生老病死，人人难免。笔者经常自勉：人老，心可不能老，要挺直腰杆，在学海中继续拼搏下去。对学术研究，对撰写专著这样严肃的事，是绝不能放松和降低要求的，应如同面临一场重要的“大考”一样，要专心致志、兢兢业业，才有可能交出合格的答卷，在世代相承的人文社科学术成果的大海中留下自己微小的一滴。

   为什么选择“宋代佛教与儒者士大夫”这一课题呢？笔者是经过长期的酝酿和思考的。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经过悠久的岁月在各个兄弟民族的共同积极参与下建成的。中华民族丰富多元而统为一体的传统文化，是在先秦的以阴阳、儒丶墨、名、法、道六家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基础上，经过秦汉及以后历代汇总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并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而充实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承前启后的历史过程中，肇始于魏晋南北朝，中经大一统的隋、唐王朝，直至明清，儒释道三教相互之间的交流、互鉴和会通发挥了重大作用。

   宋代上承隋唐，下启元明清，是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思想文化得到高度发展繁荣，影响极为深远。宋代朝廷在奉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同时，对佛、道二教采取保护和扶持的政策。宋初承袭隋唐设置译场翻译佛经做法，以国家的力量创设译经院（后改称传法院）组织中外高僧翻译佛经，并且创设任命朝廷重臣参与译经的制度，支持儒者参与编纂佛教史书，大力提倡三教一致和会通，致使在儒者士大夫中形成了亲近和研习佛教的风气，如杨亿、晁迥、李遵勖、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张商英、张九成、张浚等著名儒者朝臣，都与佛教有密切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继自前代以来的儒释道三教交流和会通的思潮，汇成了深刻影响宋代社会和思想文化的时代潮流。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最高理论形态的理学（道学）形成于这个时期，在文学、史学和艺术等文化领域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理学家程颢、程颐和朱熹虽对佛教采取排斥态度，然而他们皆曾长期出入佛道，在构建理学体系过程中皆参考和借鉴过佛教的思想。佛教在两宋也得到新的发展，富有现实主义风格的禅宗占据了中国佛教的主流地位，在民众和儒者士大夫中很受欢迎。

   无庸赘述，儒释道三教之间的交流和会通是通过拥有鲜明个性和思想感情的具体人物来实现的。那么，在宋代的儒、佛二教之中，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儒者士大夫和佛教高僧在二教交流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在思想文化方面有过怎样的交流，有什么相关结果和著作呢？两宋理学的创立到底与佛教有什么关系，理学思想如何等等，就是本书阐述的主要内容。

   笔者从事佛教研究已近60年，在撰写此书之前对书中涉及的不少问题已有过接触或进行过研究，对中国哲学史也有相当的积累。本书依据经过疏理的文史资料和佛教文献，按照设定的“宋朝社会与佛教”、“儒者士大夫与佛教禅宗”、“亲近佛教的儒者及其著作”、“排佛的儒者及其著作”、“理学和佛教”五大框架，对两宋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佛教和儒家的概况、代表人物和事件、著作和学术思想、社会影响等，设章分节，作深入系统的考察和论述。

   在宋代儒者士大夫与佛教高僧的友好交往中有很多富有趣味的故事情节。例如，北宋吕蒙正三次拜相，然而在年轻时竟有过衣食无着的贫困经历，一位寺僧将他及其全家请到寺院居住，供给衣食和生活日用，并备以读书场所，在他进参加京科举考试之时，赠以盘缠。吕蒙正考中状元，步入仕途日益腾达，以至官拜宰相，誓报佛教之恩，训示和带动全家族成员世代奉佛。其侄吕夷简、侄孙吕公著，皆官拜宰相，都与佛教高僧保持联系。一代文豪、诗人杨亿，与临济宗元琏、汾阳善昭的弟子慈明楚圆等著名禅师有密切交往，亲自参加参禅、谈禅活动，奉诏参与修订中国第一部“灯史”《景德传灯录》。在徽宗时一度担任宰相的张商英，从原来反佛到虔信佛教，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被看作是“文殊菩萨道场”的五台山，撰写《续清凉传》，宣传文殊信仰，还撰写了会通儒释道三教的《护法论》。南宋两度出任宰相的杭金派领袖张浚，是两宋之际著名的临济宗圆悟克勤禅师嗣法弟子大慧宗杲的得力外护，在遭遇秦桧毁谤排斥而被贬官流徙南北的困苦日子里，宗杲给他写信表示亲切慰问，并应请派弟子上门陪同其母计氏奉佛禅修，传授“看话禅”。在张浚部下任“军事参议”的刘子羽与其弟刘子翚，也皆亲近宗杲，从受法语。朱熹幼年，遵照父亲临终前的遗训，携母远到崇安五夫里依止于刘子羽、刘子翚兄弟之家，并师从他们受教。朱熹在刘氏兄弟教诲和熏陶之下，励志崇德修身，苦读儒家经典，积累文史知识，在思想上既服膺崇尚仁义和刚正忠烈的张浚，也对大慧宗杲怀有崇敬之情。朱熹为求得“悟道”之教，曾经师事宗杲的嗣法弟子道谦，从他了解到很多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和修行方法。在朱熹建构理学体系的过程中，得到知友张栻、吕祖谦二位的理解和协助。张栻是张浚之子，吕祖谦属于吕蒙正的七世孙……。对于这些，本书有详略不同的介绍。

       在本书最后的统稿阶段，因为笔者年老气力不足，眼睛视力下降，特请明杰法师对书稿作二校，然后笔者作最后一校。明杰在2003年从中国佛学院毕业，曾在笔者指导的研究生班专攻中国禅宗历史和禅宗文献，此后在香港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分别取得佛学、哲学硕士学位，现在中国佛教协会任综合研究室主任，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他在繁忙工作之余，认真细致地校核书稿，提出不少修订的建议。笔者已向他预定，在书的清样下来之后请他代校全书。

   笔者从上世纪末开始，应请为中国佛学院和其他地方的佛学院指导硕士研究生，先后有多位法师通过论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在各地寺院或佛教协会任职。

   定明法师原在北京广化禅寺任监院、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办公室主任，在我指导下从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硕士班毕业，2019年荣任福建省福清县黄檗禅寺的方丈，有意以黄檗禅寺为平台开展佛教禅宗文化的学术活动，不仅联合学界举办学术会议，结集论文出版《国际黄檗禅论丛》，还计划组织教内外学者撰写由笔者和他共同主编的《国际禅学研究丛书》。本书完成，即拟作为《国际禅学研究丛书》的第一部书，拟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以往笔者的专著《唐五代禅宗史》《宋元禅宗史》《隋唐佛教史》皆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而将此书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是有缘由的。笔者与姚长寿博士在30年前将日本高等院校参考教材《印度佛教史概说》译为中文，经在上海的朋友陈士强先生关照由复旦大学出版，得到读者的欢迎，然而在多年前已经脱销。去年通过电话请陈士强向出版社反映此事，希望能重印以满足读者需要。经他介绍，笔者与复旦大学出版社陈军同志取得联系，很快得到回音，说是出版社决定以新版出版。在此后与陈军多次就书稿问题交换意见，感到他思路敏捷，办事认真。因此想到能否将我即将完成的《宋代佛教与儒者士大夫》书稿交复旦大学出版社以较快速度出版呢？此后经过协商和提交“图书选题申报”，终于将此事落实了。

       这也许是笔者最后一部专著了。虽然心中尚盘算着有很多值得考察研究的学术问题，但限于身体的状况，到底今后还能做些什么，心中是无数的。

     此书写得如何？笔者不敢自是，现敬奉在诸位读者面前，请予以评定，不吝赐教吧。

2021年10月3日于北京华威西里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