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韓焕忠《佛教庄子学》——杨曾文
(2022-11-30 16: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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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韓焕忠《佛教庄子学》
杨曾文
说起来,韩焕忠还是我的老乡,都是山东人。他是山东曹县人,生于1970年,先后就读于山东大学历史学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取得硕士学位,然后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师从方立天教授,2003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任教于苏州大学哲学系,教课之余,勤于哲学与佛教的研究,日积月累,成果斐然,著有《天台判教论》《自觉觉他——佛教教育观》《华严判教论》,并着力于考察佛教与儒家、道家三教关系,著有《儒佛交涉论》《佛教四书学》等。现为苏州大学教授、宗教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庄子》的结构和整体特色、所谓“内、外、杂”三篇的构成和内容风格、古来的注疏和研究与引述、在中国哲学或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等等,可以说都是构成“庄子学”的内容。当出自战国后期的庄子后学之手的《庄子天下篇》用如下简洁而意蕴深刻的语句评介《庄子》:
芴(或作“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
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环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或作“调”)适而上遂者矣。
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通览《庄子》三篇总体内容,主要有以下突出特色:(一)以寂寥虚无之道,为天地万物之本;(二)道既是天地基质、本体,又是规律、规则,有天道,有人道;(三)道“无所不在”,“在瓦甓”乃至“在屎溺”;(四)相对主义贯穿全书,认为天下万物无绝对的对立、差别、不可踰越的界限,生与死、古与今、大和小、内与外、是与非等,皆相对而存在;(五)追求无所待、无寄托的绝对自由境界——“逍遥”;(六)强调语言在描述真理上的不圆满和相对性,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七)在充满想象、汪洋恣肆的描述中,向人们展示了蕴藏内容丰富、情节奇异的历史故事、传说、典故、恢弘夸张的寓言以及鲜明生动语汇的瑰丽宝库。唯其如此,《庄子》受到历代人们的重视和喜爱,引述、诠释和作各种发挥的著作不胜枚数。
直至佛教传入和盛行,《庄子》也成为佛教界僧俗人士用来解释教理和借以发挥创新之见的重要经典,以至如韩焕忠所考察和论证的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佛教庄子学”。
何谓“佛教庄子学”? 韩焕忠作出如下定义:
佛教庄子学既包括高僧和居士引用《庄子》中的名词、概念、术语诠释佛教经典,又包括高僧和居士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庄子》进行的评论和比较,还比较高僧和居士运用佛教的名相、概念甚至思维方式对《庄子》进行的引用、注释和疏解。
回顾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以后的传播历史,开始是大小乘佛经并行传播,因为佛经皆标榜是佛所说,人们对二乘的差别并未引起注意,直至进入东晋十六国时期以后,才开始发现大小乘佛典内容存在较大差异。承魏晋玄学盛行的余绪,老庄思想影响仍遍布社会,为正在广泛传播的大乘般若思想的提供肥沃的土壤。因为老庄的道之“虚无”、有无之间的相对机辩思维与般若的空义、空有不二的思想有相似之处,故为佛教界僧俗人士用来诠释、宣传大乘佛教义理带来方便。正如道安在《鼻奈耶序》中坦言:“经流秦地,有自来矣。随天竺沙门所持来经,遇而便出,于十二部,毘曰罗部最多,以斯邦人庄老教行,与方等经兼忘相似,故因风易行也。”在总括所有佛经体裁的所谓“十二部经”中,毘曰罗部(也音译毗佛略)即方等(或方广)经,实指大乘经。道安之时,大小品《般若经》、《正法华经》《维摩诘经》等已有翻译。正是这些大乘佛典宣说影响深远的诸法性空、中道、实相等思想。这些思想恰与老庄思想有相似或相契之处,为素有老庄修养的儒教士大夫理解和接受大乘佛教提供捷径,也为佛教高僧弘扬大乘佛法提供可借以发挥的语汇和思想空间,于是发生如道安所说大乘方等经典“因风易行”的情况。岂止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可以说直至进入隋唐、宋元明清乃至近代以后,老庄道家与佛教互相借鉴、互相发明、彼此吸收的现象仍然存在。对此,韩焕忠在上述六章中援引大量历史文献资料作了条理清楚的介绍,相信读者在阅读中可以看到,得到到不少收益。
在今天,我们重新回顾作为佛教传入中国后三教会通的一个重要现象的“佛教庄子学”的成立和发展,有什么意义呢?韩焕忠归纳出以下几点: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佛教中国化问题;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三教相互关系;有利于我们全面理解《庄子》的影响,并且由于佛教和《庄子》分属于两个非常不同的思想体系,资料极为分散,直至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出现研究佛教庄子学的专著,而且相关成果也不多见,搜集资料考察并撰写一部系统介绍“佛教庄子学”的专著还是必要的。
笔者对韩焕忠的这一看法以及他辛苦撰写的专著予以肯定并表示赞赏,谨撰写以上小序作为祝贺。
(2018年8月19日于安徽省泾县参加第二届水西佛教论坛期间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