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形神俱佳的绘画作品

徽宗自幼酷爱绘画艺术，十六岁起绘画就蜚声大宋朝野。

宋徽宗对绘画艺术的发展作了很大的贡献和有益的工作。

组织人力收集古今名画，把上自三国时期的曹弗兴，下至宋初的黄居寀（采音），的作品一共100来帙，分成14门，多达1500巻，编辑成《宣和睿览集》。

有画家邓椿赞叹地说：“盖前世图籍，未有如是之盛者也。”

《铁围山丛谈》的作者蔡条说，宋徽宗即位以后，着意访求天下书法绘画，自崇宁末年乔年负责御前书画所，后来又交代米芾接替他，那时候府内收集已经多达千余件。

据记载，宣和殿御阁有隋代画家展子虔画的《四载图》，号称高品，宋徽宗十分喜爱，每日欣赏，不愿释手，但因为“四图”缺失一图，徽宗遗憾不止。上天有眼，终于有一天在一个地方发现了缺失的那一图，徽宗不惜高价，买了过来配齐。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

宋徽宗还敕令编撰《宣和书谱》、《宣和画谱》，收藏了231家的珍品，作品多达6369件，详细分为：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鱼龙、山水、鸟兽、花木、墨竹、果蔬10门，分别评论和注释。注明说：“见善以戒恶，见恶以思贤”。这是我们国家一本不可多得的，研究中国绘画的资料。

宋徽宗对这些资料多年学习和研究不怠，自然博采众长。

宋徽宗的绘画早达到了不可攀比的、登峰造极的水准。

最受后人称赞的是他的花鸟画。

宋徽宗赵佶酷爱艺术，在位时将画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位置，成立翰林书画院，即宫廷画院。宋徽宗赵佶不仅擅长绘画，而且在书法上也有特别高的造诣。赵佶书法在学薛曜、褚遂良的基础上，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瘦金体”，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与其所画工笔重彩相映成趣。

宋代皇帝大都对书画有相当的兴趣，因而宫廷美术创作十分活跃。而徽宗正是以其特有的文人情怀，一改宫廷绘画历来的富丽倾向，创作出此类简淡的野趣之作。

宋代皇帝大都对书画有相当的兴趣，因而宫廷美术创作十分活跃。但宋徽宗堪称是一个爱好书画的极端的例子，他对艺术的兴趣要远大于料理国事。

作为皇帝，他政治腐败，生活奢靡，终招来靖康之祸，成为亡国之君。但就艺术而言，徽宗的确是位天赋极高的书画家，也为艺术史作出了极大贡献。

在执政期间，他除了上面所说的广泛搜集民间的古玩书画，聚集画家，扩充宫廷画院，主持编撰《宣和画谱》，他甚至还将书画列入科举制度，由他创立考试制度来测试画家。

画家进入画院后，要进行系统的绘画训练和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有时徽宗还亲自指导画家们作画。

宋徽宗将“格物”精神应用在绘画上，要求画师在皇家园林内潜心观察四时花草的变化规律，探究各类珍禽异兽的活动特性，以绘出严谨的作品。

目前流传下来的徽宗画作有二十余件，包括各种题材样式，其中以花鸟画最多成就也最为突出。

徽宗的花鸟画可分为精工和朴拙两种不同风格。

花鸟画“工笔”与“墨笔”之分始于五代，即“黄家富贵、徐熙野逸”。

前者为五代宋初的黄筌、黄居则父子，他们的作品“多写珍禽异鸟、奇花怪石”，“骨气尚丰满”，表现出宫廷贵族式的富贵气象。

后者是在野处士徐熙，其画“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绘画表现不拘泥于精勾细描，而是信笔抒写，略加色彩，开水墨野逸花鸟画之先河。

北宋初期黄筌一体的花鸟画在宫廷中独领风骚，画院以“黄家”画法为标准，这与统治者的欣赏趣味以及宫廷装堂饰壁务求华美的需求有关。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写生珍禽图》是今天可以见到的唯一的黄筌真迹，图中画了不同形象的龟、鸟、草虫，描写细致，形象栩栩如生。

从这幅珍禽图可知被称为“黄家富贵”的黄筌花鸟的主要技法:先用淡墨勾勒轮廓，然后施以浓艳的色彩。这种精细的勾勒填彩法，被宋代院体花鸟画家继承并发展，影响到其后数百年的画坛。

宋徽宗传世的花鸟作品大多是这类精致富丽的工笔风格。《芙蓉锦鸡图》是宋徽宗此类画风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图中绘锦鸡、芙蓉、菊花。用笔娴熟精练，双钩设色，描绘细致入微，体法严谨而蕴含变化。画上还有宋徽宗“瘦金体”题诗一首:“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翳。”诗里既写出花鸟的美丽，还盛赞锦鸡具有儒家五种伦理品德，赋予作品以文化含义。徽宗进一步完善了黄家的“富贵”体貌，表现物态更加生动自然，刻画精工之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同时构思不落陈套，含蓄巧妙，富有诗情画意，能引发观画者的无限遐想。

在徽宗的传世作品当中，墨笔花鸟画往往易被忽视。毕竟粗率意简的墨笔画在中古宫廷绘画中还是不多见的。赵佶传世的水墨花卉作品如《池塘秋晚图》，风格朴拙粗简，多表现林泉小景，芦汀苇岸，意境清幽雅逸，更像是文人的清赏之作。两种风格情趣截然不同的绘画出于同一画家之手，显示出艺术上的矛盾性。

宋代画坛另一重要现象是文人士大夫积极参与到绘画创作中来。文人画家与宫廷画师有着迥异的艺术理念和审美情趣，前者绘画更强调表现主观情趣，重水墨技巧和笔墨趣味，追求萧散简远、古雅淡泊的意境。史载，徽宗登基之前与当时著名的文人画家王诜、赵令穰交往密切，艺术不免受其熏陶。而徽宗正是以其特有的文人情怀，一改宫廷绘画历来的富丽倾向，创作出此类简淡的野趣之作。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柳鸦芦雁图》是此类作品最有代表性的。卷首画古柳一枝，柳枝轻拂。枝头树下栖息着四只白头鸦，或俯首，或鸣叫。画面另一端是三只栖息在池塘边的大雁，或饮水，或衔叶，情态生动。全图以水墨勾染为主，敷以淡彩，用笔拙重沉凝，富于对比。粗壮的柳干，细柔的柳枝，大雁白鸦的黑羽白肚，使整幅作品在疏密穿插、黑白对比方面取得很大成功。不过徽宗特定的皇帝身份，使他的墨花作品虽画江湖野趣，仍带有雍容气质而缺少荒远的意境。画中物象造型的写实严谨也并不与其院画风格脱节。

在徽宗亲笔画和代笔画的问题上，徐邦达先生认为，只有墨笔花鸟为徽宗的亲笔，工细赋彩的作品多是宫廷画师代笔。这种说法尚有争论，不过也可将其理解为对徽宗墨笔花鸟成就的肯定。元人汤蝆在《画鉴》中就评道:“徽宗性嗜画。作花鸟、山石、人物入妙品，作墨花、墨石间有入神品者。”总之，徽宗皇帝把文人情趣引入宫廷画院，改变以往宫廷绘画的单一面貌，开元代水墨写意花鸟画之先河，其墨笔花鸟画的积极意义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瑞鹤图》绢本设色，纵51厘米，横138.2厘米，是公认的宋徽宗存世工笔写实类花鸟画真迹，为存世绝少的宋徽宗“御笔画”。

此图画庄严耸立的汴梁宣德门，门上方彩云缭绕，18只神态各异的丹顶鹤，在上空翱翔盘旋，另两只站立在殿脊的鸱吻之上，回首相望，天空及宫殿周围的祥云皆以平涂渲染，更烘托出仙鹤动飞之势和曼妙体态，气氛祥和吉庆。画后有赵佶瘦金书叙述一段。

《瑞鹤图》曾收入《宣和睿览集》，金军攻入汴梁时，这件作品被拆成单幅的卷轴流散出去，清乾隆晚期被收进清宫，溥仪私自夹带出宫后流失到东北，最终成为辽宁博物馆的藏品。

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瑞鹤图》，是宋徽宗赵佶之“御笔画”，构图和技法俱皆精到：构图中一改常规花鸟画传统方法，将飞鹤布满天空，一线屋檐既反衬出群鹤高翔，又赋予画面故事情节，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次大胆尝试；绘画技法尤为精妙，图中群鹤姿态百变，无有同者，鹤身粉画墨写，睛以生漆点染，整个画面生机盎然。

《鹧鸪图》纸本水墨，纵88.2厘米，横52厘米，南京博物馆藏。

《鹧鸪图》画中鸟雀神态逼肖，笔力精劲，画上有赵佶签押于朱书“御书”上，幅内上方有清代乾隆皇帝的御题。鹧鸪虽在古人的诗词中屡屡出现，然除画名或题字张冠李戴者外，今天真正动物分类学定义的鹧鸪几乎皆未入古人的画作。常说中国的诗画同源，诗词与画关系密切，“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古人既在诗词中大谈其鹧鸪，则其于古人之画作中亦理应有重要之一席之地。然则何以在古人的画作中几全然未见鹧鸪？何以凡用鹧鸪题名题字之画，几皆犯张冠李戴之错？至此可知，古人诗词中屡屡提及的的凄婉哀怨，撩人心绪的“鹧鸪”实为格物之误，将八哥、红嘴蓝鹊等其他鸟类误当成鹧鸪。

赵佶的这幅《鹧鸪图》也一样，虽题名为鹧鸪，然画中却有3只八哥，一上、二下，下边的2只作缠斗状，栩栩如生，皆未见鹧鸪。赵佶在书画艺术方面却有精深造诣。他当政时期, 大大扩大画院规模, 提高宫廷画家的地位和待遇。在画史上有不少画以赵佶之名或假借其名流传下来。

《鸜鵒图》鸜鵒，音同“渠玉”，其实就是八哥。画面上方偏右松枝站着一只八哥，振翅屈腿，低首翘尾，有点跃跃欲试的样子，喙微张，专注地望向左下方。

那里有两只八哥在空中打架，战况想必很是激烈，张翅翻滚着翎羽乱飞。看热闹的很忘我，打架的很投入，描绘得好一幅自然妙趣，由此可见宋代绘画艺术达到了高峰，写实、传神兼备。

宋徽宗的花鸟绘画艺术留给我们都是永远的借鉴。

由于物象意念安排得巧妙和独特，从而暗示出超出有限时空意象的无限理想化的艺术世界。

写实技法的独特性。

赵佶在创作实践中，一直是力求由形似达到神似。

传说赵佶画翎毛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这正是为了由形似达到神似所作的技术性尝试。如《御鹰图》，论其艺术描绘，双勾谨细，毛羽洒然，形体生动而自然。尤其是鹰眼的神姿，英气勃发，显示着一种威猛之气。而艺术的格调，却是清新文雅，绝去粗犷率野的情味。尽管双勾是历来的表现形式，而这种新颖的画风，是形神兼备的高妙写生，已从朴实真诚之趣，变而为精微灵动，与崔白、吴元瑜等显示了一定的距离了。

又如《金英秋禽图》中的一双喜鹊，笔画细致，描绘对象无微不至。

以俊放的笔来表达细致的写生，真可谓神妙之至。

花的妩媚，叶的飘逸，枝的挺劲，草的绰约，石的玲珑，以及鸟兽的飞鸣跳跃，草虫的飞翔蠕动，无一不赖其魔术般的写实技巧款款传出，而了无遗憾。正如张丑题赵佶的《梅花鸜鹆图》诗：‘梅花鸜鹆宣和笔，十指春风成色丝；五百奇踪悬挂处，暗香疏羽共纷披。’所谓‘奇踪’和‘色丝’都是形容绝妙之意。这种写生传统是中国画最可宝贵的传统。

“诗、书、画、印结合的独特性。赵佶的绘画尤其是花鸟画作品上，经常有御制诗题、款识、签押、印章。诗题一般题在属于精工富丽一路的画作上，如《芙蓉锦鸡图》轴，左下角秋菊一丛，稍上斜偃芙蓉一株，花鸟锦鸡依枝，回首仰望右上角翩翩戏飞的双蝶，顺着锦鸡的目光，导向右边空白处的诗题：‘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鬼管。’全图开合有序，诗发画未尽之意，画因诗更显圆满。这首诗题，实际上已巧妙地成了画面构图的一部分，从中可以见出赵佶对诗画合一的大胆尝试和显著成就。画上的题字和签名一般都是用他特有的‘瘦金体’，秀劲的字体和工丽的画面，相映成趣。尤其是签名，喜作花押，元明以后，诗、书、画、印相结合已成为中国画的传统特征，但在北宋，却还处于草创时期，赵佶是善开风气之先的。

“赵佶临摹的唐代张萱的两幅作品：《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保留到今天，弥补了唐代绘画传世作品的不足。明朝的鉴赏家都穆曾怀疑所谓赵桔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画院画家所作，而只是签上了他的名字。

“谢稚柳先生对赵佶各种风格的花鸟画迹的考辨则是较为详审精到的。首先，谢稚柳根据赵佶各个时期不同风貌的画笔中前后统一的笔势特征，将《竹禽图》、《柳鸦芦雁图》、《御鹰图》、《金英秋禽图》、《枇杷山鸟图》、《四禽图》、《写生珍禽图》、《祥龙石图》、《瑞鹤图》、《杏花鹦鹉图》等定为赵佶真笔。

认为这些画以其精微灵动的写生和清新文雅的格调表现出赵佶画笔特有的性格和情意，与画院画家在表现形式方面的刻意追随是判然有别的。

其次，以笔势特征为主，“那停在芙蓉上的锦鸡与并栖在梅枝上的白头鸟，我们看不出与上列赵佶亲笔的笔情墨意，其中含蕴着共同之处，这些只能说是追随赵佶的格调，是无可逃遁的。”谢稚柳先生还根据《南宋馆阁续录》把《芙蓉锦鸡图》和《腊梅山禽图》定为御题画，“是‘三舍’学生的创作，或是每月考试的作品，被赵佶入选了，才在画上为之题字”。

“通过对宋徽宗赵佶花鸟画的分析和鉴定，我们可以得出，宋徽宗赵佶有提炼形象的高度能力，花鸟形象都作到极度的真实、通过外形描绘，表达了对形象的富有生命的感觉。通过对形象真实生活的了解：熟悉各种花的生长和在不同情况下的多种姿态，熟悉各种禽鸟、走兽的习性和动态。发挥自己主观的选择与组织作用，以达成一定的表现目的。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出赵佶对生命的热爱，对于生活的热情。在他的花鸟画作品中体现出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生活理想。这些是我们今天鉴定宋徽宗赵佶花鸟画作品的依据和手段，赵佶作品所表达的艺术思想也是今天我们学习的典范。”

宋徽宗的人物画水平也很高，比如非常有名的《听琴图》

《听琴图》是传为北宋宋徽宗赵佶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工笔画，此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画面中间，抚琴者黄冠缁衣作道士打扮，身旁立一木几香炉，只见他微低着头，双手拨弄着琴弦。背后一株松树，苍虬如龙，凌宵花攀附其上，红白二色花点缀其间，而树侧数竿青竹，青翠可爱。听琴者三人，其中两人朝服纱帽，左右对坐，凝神恭听。弹琴者左手边，一人纱帽红袍，一手持扇按膝，一手反支石墩，俯首侧坐，似沉醉于琴声之中;右手边，一人纱帽绿袍，两手相握于袖中，仰首微微前倾，似为琴声所动，翩思于天地之间;其后立一童子，似亦为琴声所吸引。在画前，还设有一玲珑山石，上有一古鼎，中插一束花枝。

画面上方，有“六贼”之首蔡京所题的七言绝句一首，“吟征调商灶下桐，松问疑有人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右上角有宋徽宗赵佶所书瘦金书字体的“听琴图”三字，左下角有他“天下一人”的画押。上有“嘉庆御览之宝”等印8方。

《听琴图》画中是以宋徽宗为中心，以他“溺信”道教为背景，因此是有迹可循的。这不是一般的人物肖像画，而是有真实的事件为依据。其中有许多有关政治、宫廷、宗教方面的内涵。

从画中解读出发，并以《宋史·徽宗本纪》相印证，由此追踪《听琴图》的作年。其中最突出的记载，就是政和七年(1117年)，恰恰也是《听琴图》的创作年代。

这一年可以看作宋徽宗也是北宋王朝政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的标志。

据史书记载:“二月辛未，改天宁万寿观为神霄玉清万寿宫。甲子，会道士二干余人于上清宝篆宫，诏通真先生林灵素，谕以帝君降临事。……乙亥，幸上清宝篆宫，命林灵素讲道经。”“四月庚申，帝讽道策院上章，册己为教主道君皇帝。”这是徽宗崇信道教，历年活动的一个最高潮，就是“册已为教主道君皇帝”。而《听琴图》中，徽宗本人，穿的是一身道服，正是以“教主道君皇帝”的崇高身份自居。所以，《听琴图》所描绘的正是宋徽宗在政和七年四月册为“教主道君皇帝”以后，与朝中权臣接见，抚琴论道，暗通心曲的艺术场景。其作年正是在政和七年(1117)，徽宗以“教主道君皇帝”的双重崇尊身份的艺术记录和历史纪念。

宋徽宗的山水画也气势不凡。《画继》上说，徽宗所画《奇峰散绮图》“意匠天成，工班夺造化，妙外之趣，咫尺千里。”

画面上出现的秀丽的山水，迢迢银河，琼楼玉宇，使人有身临其境，飘飘欲仙之感。

如《雪江归棹途图卷》，蔡京在题跋中称赞：“水远无波，天长一色群山皎洁，行客萧条，鼓棹中流，片帆天际，雪江归之意尽矣。”

宋徽宗的山水画在历史上被评论家推崇很高。

宋徽宗也擅长其它杂画，墨竹就是一例，不蹈覆辙，自成一家。他留下了可供后人学习和借鉴的作品，靓丽地烛照在历史的史谱之上。

继辉煌的唐代绘画之后，两宋是中国美术史上又一鼎盛时期。上承唐、五代，下启元、明，特别是南宋绘画的发展具有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就花鸟画而言，两宋的工笔花乌画历经三百多年的人文化育及艺术淬炼，达至光华灿烂之境，是这一画种臻于高度成熟、名家荟萃的繁盛期。

而宋徽宗赵佶对两宋花鸟画等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