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瑞林读报所记忆的《文学大师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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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柴瑞林代表作《深宅暗室》 |
文学大师歌德
2001年8月8日《光明报第三版(文荟副刊)上边颜仲的木刻——文学大师木刻肖像。肖像投印在报纸上,伟岸的身魄,坚定的眼神,意气奋发的脸堂,使我疑视许久,并想到了歌德有伟大功蹟的人生。
歌德生于1749年,卒于1832。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思想家。著有剧本10多部。代表作诗剧《浮士德》,反映了德国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的斗争,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还有书信体小说《少年维持之烦恼》,长篇小说《威廉·迫斯特》、诗集《西车合集》、《爱欲三部曲》、长篇叙事诗《列那孤》等。他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重要地位。
特别是他几乎花费了六十年心血写的那部不朽的史诗《浮士德》。在《浮士德》中,诗人塑造了两个不同的形象:一个是深求真理、热爱生活,向往创造的浮士德;一个是妄自尊大、脱离生活、庸俗猥琐的瓦格纳。浮士德所探索的是生活气息浓厚的、能够回答人们迫切需要的知识;瓦格纳却追求僵死的文学概念、与生活脱节的空调理论。浮士德深感自己知识浅薄,不惜艰苦奋进,勇于投入战斗,反对那时轻视现实生活的人。歌德笔下浮士德在知识面前从不满足,不断进取;而瓦格纳日日贪婪地深居书斋阅读经卷,读完一卷再读一卷,从不想所读的东西有什么实际价值。歌德说,瓦格纳是干枯科学中的猥琐爬虫,诗人剧中另一人物摩诽期特的嘴道出了一条鲜明的哲理:
“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是一句真理,是每一个着意成功的人都应遵照的良师和准则。只要你翻开《列宁全集》,你就可以看到列宁在他的文章里不止三次五次的应用这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名言。从列宁的从事革命活动过程中,十分重视理论的学习,更为重视的是与实践的结合。“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列宁反复说过这样的话,说明他十分重视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才施之于指导运动的重要位置。
列宁的一生中,孜孜不倦地读书,更读得多的要算读马克思的书了,他如我们中国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遇到困难读全选一样只有在正确的,前人总结的经验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策略。据说,在列宁的办公室里,人们在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都苦恼迷茫,来回走动,而列宁总是稳坐案头,静心阅读马克思著作。在那种情况下读马克思的书,自然有它的妙用,决不是强装镇静,做做读书的样子。
对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的信念列宁坚信不移,他要在马克思那里找到迫切要解决的工人运动问题。列宁读书,绝不是教条主义的阅读,不是进入充满幻想的迷信之中,而是把书中正确的东西用来成为行动的指南。他绝不会如歌德剧中的瓦格纳把苦心用在文章的词句中,一条一条死记硬背,而是如浮士德那样可虑实际的生活,与现实相照的确凿事实,做出新的结论,从而推动理论问题的发展。我们的古人,当时有“才高八斗”的标准,或者有熟读五车书的饱学之士,那么有几个用于实践造福人类的卓越之人呢!当然,只要读书的目的明确,书读得越多越好,得到的经验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就越多。在一个乡村,有位农民,一辈子种植庄稼,衣着破烂,手上脸上涂满污垢,见人说话,没有一句让人感到有点精神或有点启迪的意义。人们都认为他没能耐,种植的庄稼也是年年欠收,全家生活处于食不果腹的情况,但据村上年长人透露,他确确实实是一个熟读了五车书的饱学秀才。他在旧中国无能力走出社会去,在乡间连小学老师都没当上,他太死板,他不会用学到的东西服务于社会和人类。有人说,难怪他没有能耐,他读的书太多了,变成了呆子。看看,像这样的死读书,读死书非但没用,还有害于人。
读书也如吃东西一样,吃东西是方方面面的,吸收各种“营养”,但到了人体内,他们的作用必须归纳为人体所需的养料,无论你吃的是粮食还是水果还是动物方面的成份,都必须变成糖,多余的变为脂肪贮存,一个目的是养活人体,不是吃进去,存起来即行了,不用费那么多事进行一系列化学反应和种种脏器的工作,那么,人只有死去,吃下去的东西和人身毫无作用。所学的知识不“消化”不用于实际,便失去了它的意义,学东西的人,变成歌德笔下的瓦格纳——一条龟缩在甲壳里的蜗牛,整日困居在书斋,“啃啮下一卷复一卷、一页又一页的经传”。而最终只能变成:“在干枯科学中的猥琐爬虫”。
伟大的导师列宁,把理论不看作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是这样,邓小平是这样,江泽民也是这样,富于创造的他们,从来不躺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词句上,而是考虑实际的生活,理论和实践结合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仔细地研究了客观现实,详尽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特征。据统计,列宁写《帝国主义笔记》所引用的书籍共一百四十八本,其中一百六本德文书,另外还有四十九种德、英、法的期刊杂志。列宁写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当然不是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结果,而是在充分战有资料、确切把握现实的基础上取得的光辉成绩。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做出了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断语,并根据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的结论。列宁的胆略引起了社会主义的咆哮,一时间,诽谤者有之,谩骂者有之。他们叫嚷:在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合乎情理的,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诬蔑列宁在说‘梦话’,通背了马克思主义。乍看起来,机会主义者似乎也不是一点没有根据的。不是吗?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确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马恩选集》第221页)恩格斯和马克思是根据他们那个生活时代得出的这个结论的。但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是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前进呢,还是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证实了列宁的伟大创见。
“应当说,那种脱离实际生活、不解决任何实际的理论,确实是灰色的;相反地,同实践紧密联系、不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是同生活之树一样,永远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要取得成功,要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艰苦理论学习,而去和生活实践结合,才是有力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