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1910年11月，出生江苏无锡，出身于书香门第。

幼承家学，天资过人；青少年时，就喜好古经典籍。

在文学上，他是一个全才；

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作家、文学研究家；

鼎鼎大名，谁人不知？

他晓畅英语、法语、德语，

亦懂拉丁文、意文、希腊文、西班牙文。

治学：古今互见、贯通中西；

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有“文化昆仑”之誉。

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他甘愿寂寞、辛勤研究、淡泊名利，享誉两岸三地。

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懈努力。

 

就在一百多年前的冬天，

钱钟书出生于江苏无锡市一个家庭里，

他的父亲钱基博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古文学家、文史专家和教育家。

在这个男孩满周岁抓周时，

他抓到了一本书，于是家人便给他取了“钱钟书”这个名字。

出生在书香门第的钱钟书，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一代鸿儒就在那里成长，并造就了一代人间传奇。

 

由于大伯钱基成没有儿子，钱钟书的父亲便把他过继。

这样，大伯便成了钱钟书人生中的第一个老师；

大伯对他的教育倾注了很多心血，无微不至。

 

钟书四岁，伯父教他认字；六岁，送入秦氏小学学习；

不到半年，因为一场病，伯父不再让他上学，而是呆在家里。

后来进了私塾，伯父又嫌不方便，干脆自己教育。

上午伯父出去喝茶，

给二铜板，让他去看小人书，再给一铜板，让他去买酥饼吃。

钱钟书经常跟伯父去伯母娘家；

那是一个大庄园，钟书成天贪玩在园里，耽误了一些课时；

伯母娘家人都抽大烟，总是吃夜餐，生活无规律。

一回来，父亲见钟书染上许多坏毛病，大骂孩子。

钟书十一岁时，考取东林小学，而伯父不久也去世。

尽管父亲负责他的学杂费，但其它开支无法弥补；

没有作业本，他就用伯父曾钉起的旧本子；

笔尖断了，他就削尖竹筷代替。

十四岁的钟书考上桃坞中学，父亲则在清华大学任教当老师；

父亲对钟书的作文始终不满意，

钱钟书从此用功读书学习，阅读了大量的书籍；

渐渐地，他可以代父亲写信、写诗，

父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意。

 

秀才出身的钱基成信奉“教之有方，顺天致性”的自然主义；

在家学的熏陶下，钱钟书人如其名，

钟情于文学，喜好博览群书，打下的国学基础很坚实。

中学时代，钱钟书先后就读于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辅仁中学；

这两所学校都是教会学校，注重英文教育。

这段求学经历，为他打下了很坚实的英文功底。

 

1929年，钱钟书已经20岁了，

此时的他，风华正茂，已经颇具才气。

满腔热情与才华的钱钟书报考了清华大学外文系，

准备大展宏图，一拼高低。

然而考试成绩却是很不乐观，不如意。

酷爱文学的他，由于严重偏科，中英文成绩极佳，英文甚至考了满分，

但数学只考了15分，离奇。

按照清华的规矩，这样的学生是不能被录取。

就在钱钟书的清华梦将要破灭时，

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看到他的成绩，

惊呼“此乃奇才”，决定破格录取。

此事亦成为罗家伦老师生平一段佳话，值得回忆。

钱钟书最终成为清华的一名学子；

他与清华结下了一段深厚的缘分，

掀开了他精彩的一生，又是那样动人、传奇。

 

“围城”内外：才子自风流。

由于钱钟书入学时的特殊待遇和独有才华，

入学后立即名震校园，成为清华出名的才子。

 

钱钟书的学长吴组缃先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他与曹禺等人在咖啡室与钱钟书偶遇；

曹禺说：“钱钟书在那里喝茶，还不叫他给你开英文禁书看？

（书库随便看，但书太多，摸不到门）”

于是吴组缃就叫钱钟书给他开三本。

钱钟书随手拿起一张纸，轻轻松松写下了三、四十本书（英文名字），

并且用英文写下了这些书的主要内容和各自的特点。

这个故事流传甚广，可见钱钟书读书数量之多，令人称奇。

 

文坛昆仑，一代鸿儒。

当年在清华大学有“三杰”：钱钟书、颜毓蘅、曹禺。

而钱钟书实为三杰之首，又格外显得出众无比。

教文学的吴宓教授称赞他：

“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为不易。

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当推陈寅恪先生，

在年轻一辈中应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

这是很高的赞誉。

 

那时候的清华大学与现在并无二致，

男多女少，女生都是被宠爱的。

那时候的女生宿舍，有个很典雅的名字，叫“古月堂”。

古月堂不设会客室，男生们便都立在门口，无论春冬，无论寒暑，

古月堂前总能看到一两个焦灼的影子，

眼巴巴地盯着大门，盼着那一位千呼万唤始出来。

不知从何时开始，这些男生中多了面容俊朗的钱钟书；

而杨绛，就是他要等待的女孩子。

 

杨绛，原名杨季康，也是一名才女，

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

她虽出身名门，但身上毫无千金小姐的傲气，

浑身散发着恬静淡雅、朴素无华的气质。

加之才貌出众、秀外慧中，

身边不乏众多追求者，然而她都不为所动，无暇顾及。

直到这一年的春天，她结识了钱钟书，才春心落地。

杨绛不亚于钱钟书的聪慧和才气；

她和他，一个是书香门第的才女，一个是出身名门的才子；

门当户对，佳偶天成，牛郎织女。

连她的母亲都说：

“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1935年春，钱钟书参加了教育部公费留学资格考试。

当时国民党教育部，

将英国退还的庚款，用做国内青年去英国留学的奖学金，以资鼓励。

但这种公开招考的录取名额极为有限，

英国文学就只有一个名额，

钱钟书以绝对优势名列榜首，顺利得之。

消息传来，杨绛极为高兴，有哪一个念西方文学的人不向往英国呢？

她与老师商量，用论文形式代替考试，提前一个月毕业，同去。

七月中，两人正式完婚。

一个月后，他们双双离开了江南，

从上海起航，乘船去了英国，暮想朝思。

 

钱钟书在牛津拿到学位之后，他们又一起去了法国巴黎。

在巴黎大学读书比牛津自由，

他们更加肆意的读书，阅读量叫人叹而观止。

 

在牛津和巴黎的数年里，是钱钟书夫妇最快活的日子，

用杨绛自己的话说就是“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他们在巴黎呆到1938年，那年秋天的时候，

他们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到了战火硝烟的中国，一切重新开始。

 

“民国第一才子”的傲慢与顽痴。

钱钟书出生于书香门第，但不像父亲那样一本正经，讲规矩。

他读书时全神贯注，但放下书本时，却又全没正经的样子。

好像无处寄放能量和无尽的兴致。

年轻时的他，少不了盛气，也难免恃才傲物，有锋芒外露的样子。

 

1933年钱钟书毕业于清华外文系，

校长亲自告诉他：要他留校，破格录取。

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

想挽留他，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助一臂之力，

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造就传奇，

可他一口拒绝道：

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

其率真狂傲可见一斑，谁人敢比？

难怪作家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评价他：

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狂人”之一。

对于这样的评价，钱钟书本人却说：“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

 

1927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版钱穆的《国学概论》，钱穆请钱基博写序；

钱基博把此事交给钱钟书这个聪明伶俐的儿子。

钱钟书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未改一字。

就这样，冠名钱基博的《国学概论》序言，

竟出自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钱钟书之手，不禁让人拍案称奇。

 

学识上恃才傲物的钱钟书，

在生活中却痴顽、率真的像个孩子。

没有风度翩翩，没有一代鸿儒的样子。

 

解放以后，他们和大名鼎鼎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邻居；

两家各养了一只猫，有时难免争斗；

爱猫如命的钱钟书便亲自上阵帮忙，格外生趣。

据其夫人杨绛先生文章记载：

“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

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

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

一代鸿儒，有时竟像一般的孩子。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也许对钱钟书来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他平生淡泊，独钟情于书，人谓“书痴”。

他曾经对杨绛说“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

面对繁华的世界，钱钟书似乎甘愿做一个纯粹的读书人，

在充满书香的纯净世界里，铸造围城围困自己。

他沉醉在自己的围城中，用知识建造自己的世界，乐此不疲。

他沉浸在书的海洋中，用自己平生之所学，

著写了《管锥编》，注解了中国十部古籍。

这部书被人称作“完美主义的学术经典”，

堪称20世纪中国学术所达之巅峰，令人惊叹不已。

 

他著有《管锥编》、《谈艺录》和《围城》等。

其中前两种学术著作仅引征多达4000多种书籍。

而《围城》则倾倒一时读书之人，使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40年代初版后，人称：

“交谈不说《围城》记，纵读诗书也枉然。”

 

《围城》以时时处于精神危机中的方鸿渐（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历程为线索，

广泛地触及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和众生相，

对当时种种社会弊端和人生病态，给予尖锐地揭露和讽刺、抨击，

并着力探讨人际间的基本关系、人的基本处境和人生的基本意义，

并就这些问题，作出了形象而富有哲理的阐释。

《围城》“展示了传统对于现代中国自我围困的主题”。

 

他36岁创作了小说《围城》，却在70岁才真正成名，被当代人提及。

他从不接受媒体的采访，也没有留下一本自传；

身为一代鸿儒的他，狂傲不羁，率直与顽痴。

 

钱钟书一生淡泊名利。

对于世人趋之若鹜的名，他有与众不同的看法，独树一帜。

在《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一文中写道：

“人怕出名啊！出了名后，你就无秘密可言。

甚么私事都给采访们去传说，通讯员等去发表。

这么一来，把你的自传或忏悔录里的资料硬夺去了。

将来我若作自述，非另外捏造点新奇事实不可。”

基于此，钱钟书对名有一种本能的害怕并时刻保持警惕。

钱钟书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

但终其一生，却从未接受过任何荣誉。

 

面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风雨，

他的童心不得不跟着变得苍老的样子。

虽然他不减当年才气，但他的热情与欲望却在逐年递减、降低。

在许多年间，他似乎没有什么新作问世；

放下手中犀利的笔，他开始由创作走向研究，

用半辈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为世界文化奉献自己。

 

偶有文章涉及如何评论钱钟书的议题，旁出歧义，

也有一些人认为，钱钟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无论别人如何褒贬，钱钟书却等闲视之。

1989年《钱钟书研究》编委会成立，

他对这事却极力反对，曾向发起人之一的学者舒展抗议：

“昆仑山快把我压死。

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

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

又说：“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

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

　　

 

钱钟书不喜欢抛头露面，不喜欢记者采访写稿子。

为此，他拒绝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

拒绝摄影记者的镜头，即使是电话采访也一概拒之。

1990年，《围城》拍成电视剧播出后，

钱钟书有如日中天的名气。

希望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

而他却闭门谢客，也很少接触媒体；

钱钟书自己解释说：

“如果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在他的眼里，有那些时间，倒不如多看点书，好好学习。

 

1991年，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名人录》，

将钱钟书列入第一辑，结果被他婉拒。

友人告诉他对方有巨款酬谢，钱钟书冷冷地说：

“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

《东方之子》是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

主要是以国内优秀人物为拍摄对象，

很多人将能成为“东方之子”，并引为毕生之荣耀，努力趋之。

然而，钱钟书至死不接受采访，坚持到底。

他说：“我不需要出名。”

　

为潜心治学，钱钟书拒绝各种社会头衔，拒绝出席各种学术会议，

拒绝为他父亲举办百年诞辰纪念，拒收国外多所大学的盛情邀请的帖子，

拒绝法国政府授其勋章，拒绝美国的天价讲课费，

拒绝祝寿，拒绝出席国宴，拒绝一切浪费生命的各种应酬……

钱钟书的这些拒绝、不合作，这些矜持和风骨，

充分地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操守，始终淡泊名利。

 

1998年12月19日，88岁的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

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

“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长梦，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

相守、相助、相聚、相失。”

回首这一生的长路，他用一颗真挚纯粹的灵魂，笑对人情世故。

倾其一生，用知识建立起纯净的“围城”，

这座围城孤傲地耸立，无二独一。

 

思考和感想：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像芭蕉文犹绿；

功多艺熟；成功往往源于乐趣与志趣。

要想使学问登堂入室，必须如醉如痴。

钱钟书的成才成功，源于他嗜学如命，酷爱文学书籍。

 

他从少年的狂妄，走向日后的成熟低调与淡泊名利，

是因为他悟出了人生的真谛。

他也许是舍弃了人生的功名利禄，

才使得自己淡定、坦然面对人生，延年益寿，直到88岁的年纪。

人生留下了什么？有什么价值？

留给后人评说去……

 

作者：追梦1979

2016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