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日离开旅馆出租汽车去热那亚机场，由热那亚飞巴黎到北京，这次没有叫公司车辆送机，意方的公司车辆非常脏，他们自己也说脏的车是公司里的，自己的车很干净，我提醒同事到了机场给司机若干小费，也算壕了一把，大家皆大欢喜回家；意大利航空公司飞机起飞以后若干小时到达巴黎上空了，已经看见凯旋门了，却由于浓雾飞不下来，转头飞向里昂，这个出乎我们意料，尤其我旅行包里有很多高档威士忌白兰地，提行李袋不太方便，出了里昂机场看见环境果真比意大利城市面貌干净一点，一个服务人员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坐高铁陆地去巴黎，可是同程一个阿拉伯人式样的人老是跟着我们后面，感觉不怀好意，最后在火车站警告他不要跟在我们后面，才怏怏离开，火车是法国高速铁路TGV, 第一次感觉到欧洲高铁的平稳和速度，火车启动的时候，我在封闭厕所里观察启动情况，的确没有感觉火车起步了，大约2小时到达巴黎火车北站，又没人管了，我们在火车站外面纳闷，怎么没有人把我们送到戴高乐机场呢？戴高乐机场在哪里？天也黑了下来，我和同事在火车站外面焦急的想办法，问了几个路人，他们说遇到这种情况只有我们自己想解决，对于法文我们一窍不通，不知道如何辨别戴高乐机场，同事又说没什么钱了，我就凑了20美元出租汽车钱去机场，问了几个司机给了不同出租价格，一个华人司机说要30美元，约200法郎，但他匆匆忙忙的离开了，一个中东人模样的司机带我们去机场说好的价格是40美元，晚上又是巴黎交通大堵塞时间，一路上慢慢吞吞，我们心急火燎，不知道司机把我们送到哪里去，不过总算到了机场，司机找给我们的零钱是作废的法郎，这点我们当场没有辨别出来，不过司机领我们进入卫星厅，一下子没有找到芬兰航空公司柜台，后来风雨中转免费机场巴士才找到芬兰航空公司柜台，柜台说今天走不了了，明天转赫尔辛基飞北京，或者后天直接国航飞北京，我们不愿意去赫尔辛基折腾，选择了后天国航去北京，芬航给了我们2张券，我们一看是住宿和晚餐券，他送我们到机场大巴上去了机场附近易比斯旅馆（Hotel Ibis）, 外面已经漆黑一片，旅馆里也是人山人海的排队住宿，我们总算安排上房间，这次是一个人一个房间，晚上点餐吃饭，芬兰航空的晚餐券还是比较充足的，吃了我们这次出国最好的饭菜，餐厅里人头攒动，都是误机的乘客在吃饭，几个女服务员忙的不可开交，我喝了红酒，吃了牛排，也可能我们的机票是公款的天价，全程16000人民币，考虑通货膨胀原因，折合现在要5万人民币吧，现在来回欧洲单价1万人民币可以了，由于这个价钱所以给我们各种福利照顾多了点，我出国第一天就丢了行李，里面各种衣服没有替换，鞋子只有一双坚持到底了，也买了各种衣物，拍新的穿了不舒服，所以还是老旧的好，老旧的也破了一点，不影响美观。

     28日依旧是浓雾，我起床以后去巴黎圣母院看看，到了机场地铁站，站牌是法文看不懂，一个加拿大人帮我们辨认出圣母院站点，又和一个会说法语来自布基纳法索的黑人确认了地铁方向，好歹上了地铁，转地铁的时候又是看不懂转那个地铁，我和北京同事在站台上嘀嘀咕咕的怎么办，北京同事一口标准京腔被边上一个法国妇女听懂了，帮我们找到了该去的地铁，顺顺利利的到了圣母院，协和广场和罗浮宫，到处浓雾，圣母院和埃菲尔铁塔远看都没看清楚，晚上顺利回到旅馆，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觉。

     29日早上，旅馆班车去机场，在机场商店里购物，营业员说我手中的法郎都是废止的钱，不能使用；在出境处被拦下，说我们没有法国签证是如何入境的？反复解释了一下巴黎机场浓雾的事情，被放行进入国际厅，在候机厅里突然遇到几个港务局军工路装卸区的人说认识我，我完全想不起来他们是谁，飞机是国航的双层大飞机，大部分都是法国游客去中国旅游的，比较友好，港务局的人在飞机二层贵宾室里，飞行途中我特地去看望了他们在飞机上聊了半天，也是消磨时间。

     30日到达北京，其实应该多算一天就是12月份了（12月1日），北京的同事在机场哪里都有熟人，在机场顺顺利利的出关，我去东便门外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高层建筑内办理住宿，这里就是马季相声里的前三门建筑，外面大里面小，3米的房间只能放一张床睡觉，面对的是城墙和北京火车站。

     12月2日休息一天，同日突然遇到作家俞天白送他的儿子去德国留学，也住在文汇报北办住宿，我以前并不认识他，一口慢条斯理的诸暨当地口音，勉强能听懂，他的儿子非常健壮，说为了留学有个好身体，一直在锻炼着，文汇报北办的老顾说他是大作家，他的作品“大上海沉没”（八五期间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奖）几乎可以和茅盾的“子夜”媲美，这个令我肃然起敬，日后又看到他写了“儿子”（上海第一届文学作品奖）和“留德家书”等作品，他的儿子大约在2000年以后回国，上海电视台采访了他们两个人，说了留德的各种沟沟坎坎，当时俞天白为了送儿子去德国留学花费了28万人民币，他说值得这个钱，我只能自惭形秽，我的全部存款最多2万元，哪里也去不了；俞天白早几年去过意大利，并且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酣畅淋漓的意大利游记，我以前偶然拜读到了，感觉文笔的确不凡，这次当面亲耳聆听他的各种想法，很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回到上海以后，我和他通了几次电话，他每次不厌其烦的和我沟通文学的事情，他以前是出版量锋芒正剑的“萌芽”杂志社主编，鼓励我向“萌芽”投稿，我试了投了几次，偶尔被刊物汪主编在屁股位置刊登了；说起来渊源，俞天白是1958年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我的一个长辈是上师大历史系教授和创办人，但我没好意思和俞天白说这个事情。

     12月3日起床以后整天昏昏沉沉的，主要是房间里暖气引起的，我可能不太习惯这个暖气，休息了一天。

     12月4日去总公司汇报工作，我也不急的回上海上班，还是在北京一个人吃吃玩玩，探亲访友，有点公务跑跑，单位也无话可说，也有几个在北京读研究生的亲戚一起玩玩，也有若干外地赶过来的朋友见见面，听说北方人的饭量很大，我邀请了他们在某宾馆里吃了自助餐，当时自助餐还不怎么流行，几个朋友在读研究生的朋友都没吃过自助餐，我告诉他们喜欢吃多少就吃多少，不特别计算餐费，他们开始还不信，后来大口吃土豆面包，才明白怎么回事。

     12月5日继续去总公司汇报工作。

     12月6日火车回上海，我在出国第一天被芬兰航空公司丢失的行李包一直没有找回来，和芬兰航空公司北京办事处的人通了很多电话，发了一些传真，公司又不让发这些私人传真，我只能去朋友哪里去发，发一次传真很贵的，芬兰航空公司开始只肯赔200美元，在我的一再坚持下，6月16日下午，瑞航一个工作人员在上海出差，在虹桥飞机场和我交接，赔了400美元；还有出国有一个指标可以购买紧俏物资，他们一般买音箱照相机什么的，那些东西我看不上眼，没买什么东西，指标浪费了；乌克兰货轮在12月底到达上海，货物安然无恙，只是在最后的时候，那个乌克兰大副要我把他船舱底的木板换取茶叶，港务局的人看了以后，说木板不值钱，交易没有成功；货物到位以后，江阴利港电厂顺利发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