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玉敏

盛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书法艺术的美学精神从中和之美到狂逸天真，书法理论贯穿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从魏晋清逸之气的书风到盛唐宽博宏大、超逸曲直的线条，中国书法在互为对立的风格和技巧中，书写着时代对艺术的觉悟和智慧。如果说书法的本质作为侠义的艺术学的基本问题来研究，它因此就构成广义的艺术学研究的对象，从一般意义上说，书法的本性是由艺术的多重维度集合而成。其中包括书法的自然属性、书法的社会属性、书法的艺术精神。

首先是盛唐时期的文化背景和书学思想的渊源

这时期由于物质繁荣和社会安定，使得艺术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传统，文人著书风气日盛。官府通用书体和科举考试的确立，楷书得到极大的普及和发展，文士子弟、庶族平民都对书法产生了积极的兴趣。唐朝采用“修书”文化的形式，官方修德史书、佛典、类书等，需要精通专业的学者和大量抄写人员，这些方式都极大的促进书法的发展。

http://s12/mw690/003Ah1R5zy70FYzLBSX5b&690

其次，盛唐诗歌的繁荣与发展，涌现了浪漫主义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柳宗元、韦应物、高适、岑参等著名诗人。使唐诗达到中国诗歌史的创作高峰，这段时期被后人称为“盛唐气象，”这是一个有着博大雄浑、深远、超逸的艺术时代。这种创作精神在书法、绘画中得到了发展。例如盛唐时期著名书法家张旭和怀素的草书，以“狂”的特质，书写时代给予个人在艺术创作中的自由。这从当时的书法理论和书风创作的特点可以看出来，唐朝的书论从关注笔法、字的结构，到强调“神遇”和“心悟”。书法从注重外在结构，走向内心精神。如李嗣真在《书后品》说“吾作《诗品》，犹希闻偶合神交、自然冥契者，是才能也。”[1]又如说“伯英章草，似春虹饮涧，落霞浮浦；又似沃霞沾濡，繁霜摇落。”[2]这都涉及到书法与自然的关系，书法从自然中学习，是中国书论的中心话题。把自然的形态用于书法的点划之中。把自然的形象贯穿在书法的创作里。孙过庭提出“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齐，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高之形，”[3]这种笔式就是摹仿大自然风情云雨和物的神态风姿。而在创作中书法家模仿的不是自然的外形和动作，而是抓住自然的内在生命和精神。就像鲁迅先生说所：画家画的，雕塑家所雕塑的“表面上是一张画、一个雕像，其实体现他的思想和人格气质，”这来自中国人的性格和书写文化。

二、盛唐书法的艺术之美

书法创作是作者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物质与精神的和谐。书法的生命感就在性情的陶养，境界的提升，带有人生的理想和性格，这种气质是一种思考的、悠远的一种无言妙境，这种妙境通过书法的线条、笔法、章法和文本内容呈现一种精神特质。

（一）书法作为线条的艺术

艺术创作离不开字的形象和意义，它作为一种抽象的符号，以线条为语言，通过字的结构和笔法的运用，创作出具有自然美、形式美和章法美的书法作品。书法这种美，来自艺术家对生活的观察，它通过墨线的粗与细、曲与直、刚与柔，在字形的变化、撇捺的延长、横竖的对比中，书法作品形成多样与统一、对称与均衡、节奏与韵律中。在字与字的连接，行与行的张力中，使作品形成一种势，这种势是一种运动、节奏、情绪和生命的体现。例如怀素草书《自叙帖》被誉为“铁画银钩”的经典之作，全卷笔笔生花，如云海飞腾，似磐石坚挺。在抑扬顿挫中，完成绝笔之作。就像怀素自语“奔蛇走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笔下唯看激流电，字成只畏盘龙走，”可见草书的特点是，奔走疾驰，运笔速度快，点画符号替代文字的结构和部首，表达的是自由奔放的热情，以动荡的笔锋、奔放而流畅的线条，抒发对艺术的热爱和无拘无束的观念，这体现唐朝宗教对书法的影响，怀素作为僧人以“遗文得意，忘义了心”的读书观，影响了晚唐书风的发展，对后来的书法发展也起到积极的影响。怀素把自我的思想、道德和情感都汇集在书法作品的空间，传递出书法笔画的伸展和字形的解构空间关系，以期获得更加生动、书写出的更富感染力的作品。

不同的作者形成不同的风格和书法观念，从作品看不同朝代的艺术，源于一代的文化和社会思潮。书法家要在在超越前辈和超越自我的过程中前进，要注重人内在世界的精神，艺术有强烈的直觉能力和感知能力，深入对自然的情怀，感知自然的物象和对宇宙的认识。进而像孙过庭说的“心悟手从，言忘意得，进而翰逸神飞，神融笔畅。”心手相应才能达到书法艺术的能、妙、神、逸的最高精神。

（二）书法的文化精神

    在儒家传统的礼仪下，书法推崇人的温、良、恭、俭、让，这种处事之道。在书法线条中表现出“藏”峰，体现做人要中和美，不露锋芒，在笔笔回旋中体现含蓄美，在笔的婉转、顿挫中，体会笔锋的力量。虽然中国书体众多，风格多样，但是书法艺术的技法和书体，在创作者的实践中，形成不同的美感。书法线条崇尚的“藏锋”“不露圭角”的气质。这种象形意义就是用抽象的笔墨线条表现万物的天地精神。如唐代书法家张怀瓘提出的书法“不可以智识，惟有以心会。”这种心会的境界对书法的审美创造，不仅仅有创作者的思想，而是创作者把这种思想传递给观者的一种不断深化的审美体验，引起观者审美净化过程，这种净化过程，在柏拉图看来就是审美的过程“即是认识的形式，也是审美的形式。因为审美的对象与认识的对象一样，并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事物，而是超出事物之上的抽象的样式。对于一个个美的事物的玩赏，通过一般知觉就可以了，然而这并不是真正的美，真正的审美必需凭借于心灵，通过回忆，或者联想方可实现。”[4]所以说盛唐书法的创作在形式美、艺术美和情趣美的意象世界中，共同提高创作者和鉴赏者的审美精神，这种精神带给人一定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

http://s3/mw690/003Ah1R5zy70FYt5CLM92&690

三、盛唐书法的伦理价值

（一）人品与书品并重

我国历来就有“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的说法，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重视儒家文化，历朝历代在书法的功能性中，书法都承载文化精神和儒家的伦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盛唐的艺术非常重视人品和艺品，只有人的品格高尚，艺术创作者才会创造出符合大众审美趣味的艺术作品，而这种审美趣味来自艺术家对自己、他人和国家的一种责任，我们从颜真卿的《勤礼碑》的用笔和造型中感受到。从字形和笔法看，颜真卿作为太子之师，他的书法既有个人风格又有国家风貌，这和他的社会职业和学识有很大的关系，代表盛唐的审美取向，必然带有庙堂之气，书法字形以个人而言，代表端庄伟岸、恢弘正大的气象，当我们寻味他那古朴、厚重和饱满的笔锋时，他给后人带来的是书法的思想和人格的追求，不忘一代“鲁郡开国公”。所以颜真卿的书法给人一种饱满充实，堂堂正正的君子之风。

唐太宗也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家，对文学和艺术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艺术“释实求华，从人以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因而必须“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浮放”。[5]书法作为一门艺术不仅仅传承文化的精神，也是艺术家在实践中修身养性的过程,书法的精神以温柔敦厚、恰如其分，不偏不倚的传达出中国儒家文化的精神风骨，“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俊爽，则文风清焉。”“练于骨者，析辞必精”。[6]盛唐书论讲有力的笔锋和儒雅的气质，做到文才丰富，因为人只有在创造文化活动的过程中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就像现代德国学者恩斯特·卡西尔认为的“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作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文化塑造人，改变人的习性和气质。在书法艺术中，艺术家历来都书写抒发正义精神的诗词语句。如魏晋的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唐朝的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是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明朝的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等诗句，无不反映中国人对自我人格的尊重。

http://s7/mw690/003Ah1R5zy70FYuOcrse6&690

（二）道德人格和理想人格在盛唐书法艺术中的塑造

中国人注重伦理道德，从孔孟儒家的“博实于民而能济众”的圣人理想，把“仁爱”的思想，进行发扬光大，秦朝以后，司马迁提出“义侠”人格”到魏晋南北朝嵇康提出的，“托好老庄，贱物贵生，志在守朴，养素金真”。他们追求的是正义的精神和豪放的气魄。例如颜真卿的行书《祭侄文稿》在技法上已经达到“智巧兼优，心手双畅”[7]的娴熟阶段，但是书法家仅仅有娴熟的技法未必创作出时代的作品，这必需创作符合时代命运的艺术作品，这又和书法家的认识、胸怀、境界有很大的相关性。例如：当时颜真卿为了缅怀他的哥哥和侄子为国献身的精神时，怀着激愤的心情书写《祭侄文稿》，体现当时他的的情感。颜真卿把对家人的情感化为一种普遍的精神，这种国恨情仇的感情，全身灌注在书法的创作中，即按捺不住心中的情绪，必须控制肢体、肌肉、情感的释放，把已经达到无法控制又必需控制的理性，这种悲的情感，倾泻与作品中，这种来自于创作者和欣赏者自我认同的道德情怀，是艺术本身蕴含的内容和意义，体现书法家创作中理性和感性的高度融合。这种悲剧体现人情感的崇高性，而正是这种崇高感突出个人在面对家情、国情的奉献与责任上，个人生命实现的终极使命就是家国精神。此时颜真卿个人的痛苦情绪升华到一种国家情感，这种情感的艺术作品才是书法家存在的理性和意义。这种精神也体现了中国儒家的精神，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这个“仁”可以从他的身体和心灵的层面来讲，仁是做人的根本，每一个人在社会中都有义务和责任。当爱他人与爱亲人发生冲突时，应该“舍忠以取孝，”这种感情是颜真卿立身的准则和艺术创作的支柱。当这种博爱的精神和高尚的情操，以仁者之爱体现在书法的创作之中时，集中了中国人所推崇的勇敢、智慧、节制和公正的美的，真正将仁爱的精神实现。

四、盛唐书法的价值对后世的影响

    盛唐时期的书法，无论是楷书的严谨有法度，还是草书的狂放而不羁，这都属于艺术探讨的范畴，书法不仅仅有字面的语义，含有艺术的特征，同样属于真、善、美的范畴，它呈现人的精神诉求。书法作品体现时代特色和艺术家形成人类共同的美感追求。例如荆浩讲“度物象而取其真”书法是字有其形，又有其性。不在于它外在的形式，而是取自内在的法度，体现一种妙悟的状态，贴近生命的本源。盛唐时期书法作品传达的社会意义和对他人的影响，就如《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以修身为前提，关注自身的道德和修养，能够辨明真知，明辨事理。古往今来书法承载的意义就是它的文化内容。历代的诗词歌赋，都是书法家的最爱。所以书法之法，就是教育之法，文化之法，艺术之法。它的功能是以“止于至善”，为最高要求。而写字不是，它只能传达字面的语义，不具有艺术的美感和情感。在当代西方艺术思潮的影响下，现代书法艺术的创作呈现个性化和新异化，特别是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德国艺术家约翰·波伊斯曾经说：“人人都是艺术家。”人天生就是潜在的艺术家，但是书法艺术要经过后天的文化熏陶，技法的练习、境界的提升、社会的磨练，才可以形成书法艺术的精神气质。虽说书法创作要和文化与技法结合，对于艺术家而言，创作的过程就是一种精神，一种过程，进而是一种行动，它不是躯体的运动，而是心灵的行动。在创造的过程中，“它因事而殊，随人而异，必需具有机敏的感知，聪慧的思虑方能掌握，这种感觉与思虑的能力叫做见识”[8]。书法的见识让我们想起庄子哲学中解牛的故事，从手解、目解到神解，“表达的是庄子从“官知止而神欲行”，是一种得神应手的状态。在这个时候，依赖于外物同时也是区分物我的感官已经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可以通同物我的神气。解牛完全不是一种行动，而是由行动化为心灵的创作，而书法创作正是需要书法家在心力之外的理性中，被虚化为一种“生命之气”体现一种关乎创作的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中，就如颜真卿书法体现的生、拙、老、辣的境界，这种境界需要时间、需要创作者苦练、需要不断思考。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到的“智巧兼优，心手双畅”这一命题。中国书法艺术要继承传统，守正创新，书法只有心手悟有勤力，才能“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想成为书法家，没有苦练和大量的临帖，能成功的人，寥寥无几。但是书法仅仅下苦功夫是不够的。书法必须人工和妙悟相结合。

盛唐时期书法具有严整的法度和理性精神，作为一种具有法度的艺术，书法承载载着教育印迹和审美意义，这时期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的，但是书法要有明显的个人风格，风格和时代相关联，我们期待在守正创新的时代，艺术家承担开创的精神和时代使命，为当代书法艺术的审美精神开创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