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黄天柱 泉州历史文化中心 

我国的城隍信仰甚为盛行，著于民间，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古城之内更为普遍。他是由一种自然崇拜和社会矛盾而逐步发展形成的神祗，所以城隍神的影响，全在于通过人们对他的信仰来实现，来起作用，也表现了人们对城堡的依赖感。本文拟就泉州城隍及其神化的过程和所司的“职能”作一概述，与诸家共识。

一、泉州城区城隍庙及其外传

泉州自唐以来，就是海交贸易大港，世界上几种主要宗教和我国土著的儒教、道教、民间神祗，都在泉州传播，兼容并存。城隍神被归入道教范畴，泉州城内奉祀城隍神的庙宇有3座。晋江县城隍庙，据传始建于唐代，从全国情况看，唐代建城隍庙的城市并不多，但晚唐的泉州已是商贸经济发达的城市，所以泉州建城隍庙也应在唐代后期。晋江县城隍庙唐、宋、元各代的庙址，未见详载。仅有明万历间，为纪念北宋名臣韩琦出生地而建的生韩古庙，县城隍则附祀其中。经过近200年，才于清乾隆十七年(1752)，重新立庙于原谯楼的西北侧（即今泉州六中），其规模仅有前后殿和两庑。嗣后，又于清嘉庆、道光重修，1917年起，被用作泉中中学校舍。

泉州府城隍庙，据《泉州府志》卷16载，系始建于宋嘉祐二年(1057)，原址在治东萼辉铺，因受封为“明烈王”，故称“明烈王庙”。明洪武三年(1370),又下诏取消了前一年对城隍的封爵，只称某府、州、县城隍神，自此它才称为府城隍庙。该庙于明永乐、正统、正德间3次修缮，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庙址被改为参将署，知府俞咨伯移建于资寿寺故址（即今北门梅石街新村小学)。清代乾隆间2度增修，道光十年(1830)又重修。原建筑有山门、前殿、正殿、后殿、两庑和斋舍，规模宏大壮观。民国时期逐渐衰落，沦为兵营。新中国成立后，曾作为工厂，今为校舍，仅保留后殿而已。

泉州城内的另一座城隍庙，即是龙宫庙。据《泉州府志》卷16记载：“龙宫庙，在府治的三教铺，祀城隍神，求雨屡验，为民御灾疗病，普沾其泽，功德在民。”该庙未见记有始建年代，但顾名思义，龙宫庙早年应是奉祀龙王神，何时改祀城隍，也无明载。据郑焕章撰写的《泉州一城三城隍庙考》一文中，推论是在清道光以后的事。该庙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重修，民国间又加以扩建。据说当时庙宇有前殿、正殿、斋舍、护厝和避雨亭，今在九一路登仙桥巷五中教师宿舍的原址旁，仅存临时搭盖陋屋一间。1995年4月略为修整，只有10余平方米，尚继续奉祀城隍神，附祀观音与土地神等。

明、清时期，泉州地区人民大批出国和渡台谋生，他们多随身带去家乡的神像或其香火，以求庇佑旅途平安或作为侨居地的保护神。随着人口外流的众神中，作为城市保护神的城隍爷也是其中之一。

台湾奉祀城隍爷早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便开始了，但大规模地奉祀，还是1683年清政府统一治台以后的事。郑成功入台，安溪张、施二姓迁居台湾的重寥村和施家村，带去二尊城隍神，在台奉祀，“数百年来，其分灵在台湾各地的‘清溪城隍’庙宇已达221座”。

随着华侨的出洋，城隍信仰也跟着华侨的足迹在海外传播。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闽籍华侨吴让的后代吴天成继任泰国宋卡城主时，在宋卡城美人街中段择地建造城隍庙，供奉城隍爷。宋卡城隍庙在泰国具有很大的影响，当时暹逻国王拉玛三世还特赐该庙的用品和祭品，暹逻僧王和八位高僧还专程由曼谷前往主持祭典仪式，庆典持续五昼夜，典仪隆重，热闹非凡。至今该庙香火旺盛，是当地华人华侨举行宗教活动和聚会的重要场所。又如新加坡有好几座的城隍庙，柏城街的城隍庙地位最高，被称为都城隍庙。传该庙由瑞于人于光绪卅一年(1905)建造，且其一切建筑形式，皆模仿中国，可见侨胞对乡情的深厚和对城隍爷崇敬之心。

迁外的城隍庙规制和崇祀诸神与大陆相似，正规的庙宇类似府县公堂，大殿中端坐城隍塑像，前置公案，除列香炉、烛台外，还有笔砚、火签、惊堂木。左右侍立判官、吏目和“肃静”、“回避”木牌。两廊有二十四司、四大将，偏殿、后殿祀圣父母（城隍爷父母）及夫人，还有其他役吏、差官等近百尊神像。城隍神态严肃，判官、差官面目凶煞，阴森可怖，很有威慑感。

二、城隍的神化及崇祀过程

梁绍壬《两般秋雨庵笔记》卷4说，城隍始于尧。《博物志》则称：“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自禹始也。”城邑最初是由原始部落为保护群体的安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而成的，不一定是夏禹所造作的。修筑高大的城池，则有城墙、城楼、城门，以及城墙外侧周围挖的护城河等。据《周礼》记载，早在周代，每当收获之后，天子要祭八种神（即八蜡）：一先啬，即神农；二司啬，即后稷；三农，即古代田官；四邮表辍，即造庐舍、开路、划界、农田规划的人；五猫和虎，以捕食危害农作物的老鼠和野猪；六坊；七水庸；八昆虫，希望免受虫害。水庸其七也。赵翼《陔余丛考》卷35载：“水则隍也，庸则城也。”《正义》亦云：“坊者，所以蓄水，亦以障水。墉（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坊与防、堤通。城墙实际也是一种堤坊，原始自然崇拜认为，凡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事物皆有神在主宰。《五礼通考》曰：“功施于民则祀之，能御灾捍患则祀之。”城池是直接与捍卫人们安全有关，有功于民，所以这个城神，称为城隍，是由祭坊与水庸形成的。

东汉末年至唐初，群雄蜂起，战乱频繁，攻城略地，兵匪为患，民受其扰，苦不堪言。城墙、护城河为主的城防设施更加突出，城隍神的地位虽有所提高，但其资历不深、流传未广，记载很少，仅为某地之民间信仰。据《天平府志》记载，我国第一座城隍神祠，即芜湖城隍庙，系建于三国吴赤乌二年(239年)，迄今已有1700多年了。至南北朝时，城隍的影响才逐渐扩大。《北齐书·慕容俨传》载，北齐大将慕容俨守郢城（河南信阳县南），受到梁大都督侯瑱，统水陆大军的重重包围，并于上流的鹦鹉洲用荻苇浮江，后又用铁链锁江，以断齐军粮道，郢城军民大恐，则祈佑于城隍祠。事有凑巧，不久狂风骤起，刮走荻苇，嗣后又暴雨频仍，江水猛涨，铁链锁江也成泡影。郢城军民认为这是城隍之佑，并以此鼓舞军心，在慕容俨率领下，以一当十，大败梁军。自此城隍之威名，从南方逐渐扩展到黄河以北。

到了唐代，城市经济日益发达，商业十分繁荣，城隍信仰有所增加，各城镇多有建庙奉祀，但还不是普遍盛行。如李阳冰于乾元间(758一760)任缙云令，所撰《缙云县城隍记》云：“城隍之神，祀典无之，惟吴越间有尔。”这条记载虽然不尽事实，当时尚未列入国家典祀，但也绝对不是仅存于吴越间，其他地方的民间崇祀城隍神还是有的，只是时间不长，或不太盛行。阮葵生《茶馀客话》卷4云：“然成都城隍祠，大和(827一835)中李德裕所建，张九龄祭洪州城隍文，杜牧祭黄州城隍文，李商隐集中尤多，则不独吴越然也。”到了安史之乱中，一些城市的保卫战打得很艰苦，百姓遭受灾难，对城隍的崇祀加强了，影响也扩大了。所以唐中叶以后，城隍的崇拜较为兴盛。陆游《宁德县城隍庙记》云，唐以来郡县皆祭城隍。赵翼《陔余丛考》卷35亦云，唐中叶各州均有立庙崇敬城隍神。

宋代的城隍神被正式列入祭典，各府、州、县的政府衙门，每年都要在其辖境内的城隍庙按时举行祭祀仪式。当时的城隍神与社稷神有着同等地位，然在民间对城隍的信仰却大大地超过社稷神，有的地方只祭城隍神，就不理社稷神了。民众心中把城隍神当作阴间的地方长官，与同级的地方行政长官相仿，即是阳世府、州、县行政长官的神灵世界的化身了。阴间城隍神还可鉴察阳间官民的善恶举动，故在民间更将社神和稷神也统统地归由城隍管辖。《续文献通考·群祀考》卷3云：“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正月，上都建城隍庙。七年(1270)大都始建庙，封神曰佑圣王。文宗天历二年(1329)八月，加王及夫人曰护国保宁。”这是元代在京师建立国家级城隍庙之始，是整个国家的保护神。宋代虽然也在京都东京及临安有奉祀城隍神，但那时仅是京都所在府城的城隍，不是国家级的城隍。

朱明立国之初，天下安定，新王朝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朱元璋很会利用神鬼作为驯服人民的工具，城隍既然在民间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自然要加以利用。据《明史·礼志》3载，洪武二年(1369)正月，革除前朝对城隍的封号，重新封京都城隍为“承天鉴国司民升福明灵王”，开封、临濠、太平、和州、滁州的城隍皆封王爵，各府城隍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各州城隍为“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洪武三年(1370)，又下诏去府、州、县城隍封号，只称某府、州、县城隍神，然所规定祭典礼仪一直为后代所沿用。

城隍原为城墙和城濠，后被神化了，而渐渐有了人的形象和人的性格，即为神人化和世俗化。自唐代开始以至明、清，就有一些忠臣、孝子、保土有功的英雄、耿直廉明之士，或为善爱民、造福桑梓的仁人等死后的人鬼，而被官府或民间奉为当地城隍，希冀他们的英灵如生前一样，护佑百姓、惩恶扬善。也自唐开始，城隍才有封号，特别是五代、宋、元、明诸朝，更有王、公、侯、伯的各级爵位封号。封其城隍为王者，见于后唐废帝清泰元年(934)，封城隍而及其夫人者，见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从而形成一个与阳官平级，又具有神秘感和灵威感的城隍神祗崇祀网。

三、城隍职能的演化

城隍神“职能”最初是“保护”城市，不受水火、兵匪、盗贼的侵扰，这也是城隍的自然属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城情况的变化及社会发展的不同，城隍的“职能”也不断地扩大，几乎是对城市和城里人实行全方位的保护和管理。从唐代起就已充分表露出来。现将其“职能”范围作一介绍：

“捍卫城堡”：上述北齐大将慕容俨守郢城时，大破梁军包围，保住城池，城中百姓赖以安全，认为这个胜利是城隍庇佑。李防《太平广记》卷302转引唐·戴孚《广异记》“韦秀庄”条，记述开元中滑州刺史韦秀庄在城楼上遇见城隍，神说：黄河之神欲毁我城，再过五日，要与其大战于河湄，要刺史派二千弓兵帮助。到时果见黄河上空一股白气与城楼冲出的一股青气，相互萦绕。韦命士兵万箭射向白气，白气败退。这一战，逼使黄河改道，离滑州五、六里远。上述二次城隍“显圣”，已超出城濠之外了。许远《祭睢阳城隍文》有“智井鸿翔，危堞神护”之句，即盼望城隍保佑军民守城御敌。

“保护黎民”：唐张九龄《祭洪州城隍文》云：“城隍是保，民庶是依”。句中的“城隍”，即指城墙和城濠。这句话的意思是，城隍神不仅是城池的保护神，也是城中百姓的保护神。

“防涝布雨”：《李太白全集》卷29《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云：鄂州水患，江水暴涨，外城倒塌，刺史韦公对城隍抗辞曰：“若三日雨不歇，吾当伐乔木焚精祠。”胁逼城隍止雨保城。杜牧为黄州刺史时，有《祭城隍祈雨文》二篇，以求雨解旱，则城隍既有止雨的职能，也有降雨的神通。

“卫道护善”：《金石萃编》卷156载张《华州城隍神新庙记》云：唐昭宗乾宁三年(896)，李茂贞叛军进攻京师，华州刺史韩建迎昭宗驻跸华州避难。韩建企图乘夜刺弑昭宗，忽见华州城隍喝阻韩建，责其有恩不报的弑逆行径，故有卫道之职能。宋·洪迈《夷坚志·支志》癸卷2“滑世昌”条，记有善士滑世昌梦城隍来告，明日有火灾降临，君家当罹祸，但君平时为善，阴功昭著，上帝命赦其家。次日，当地发生大火灾，唯滑世昌一家人无恙，可见城隍又有护善的职能。

“管领冥籍”：宋·李肪等编的《太平广记》卷124引《报应录》说，唐洪州司马王简易重病垂死，梦一鬼卒执牒追命，简易随其进见城隍神，神命左右取“生死簿”检对，发现果然抓错，就把他放回人间，所以城隍掌有冥籍，人死后的灵魂也归他负责。

“司掌功名”：《夷坚志·乙志》卷第20“城隍门客”条记云：建康士人陈尧道死后，在梦中告诉同舍郭九德说他为“城隍门客”，郭询问该乡今有何人登科，陈尧道说非其所职。数日又托梦向郭九德说：“君来春必及第。”郭果以明年第进士。又黄森死后为城隍判官，魂附其妻身，有人问及来春乡人谁及第，也曰：“但有郭九德一人耳。”其言与前梦合。

“镇邪驱魔”：《夷坚志·支志》乙卷7“朱司法妾”条记有朱琮妾不堪琮妻王氏虐待自刎而死，遂为祟。琮请皂阁山道士禳之，道士牒付城隍拘禁琮妾，崇则息。又《夷坚志·三支》乙卷8“南京张通判子”条言，张通判之子被鬼所祟，张请擅法术的路当可治之。路书符，城隍神至，路问：“尔知张氏有鬼祟，何不擒捉？”神云：“已擒在此。”马叙伦《石屋馀渖》“狐祟”条，记有杭州袁文薮为狐祟，家中之纸忽自起火，因吓之曰，将控诸城隍，火竟不戢。所以城隍对在其辖区内鬼祟，有驱擒的职责。

“执行上命”：《夷坚志·乙志》卷17“宣州孟郎中”条载，几个地方瘟疫流行，当地的城隍神都不许瘟神在辖境内肆虐，且坚决驱逐之。但是玉帝命令他们在所辖区内行瘟，以惩罚该地的老百姓，城隍神也要执行上命，并召集其辖境内的各土地神，施行瘟疫的任务。

“荐福消灾”：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4“山川神”，记载：“城隍庙，在吴山，赐额永固。岁之丰凶水旱，民之疾病祸福，祈而必应，朝廷累加美号，曰辅正廉济明德广圣王。”

“灭虫保丰”：据明·李贤等撰的《天下一统志》记云，洪武年间，惠安发生特大的蝻螟灾，为害农作物，惠安知县陈永年为消灭蝗灾以保庄稼，向城隍祷告。忽然有鹦鹉蔽空而下，争啄食之，蝗患即息，是年幸赖好收获。

“惩治凶顽”：蒲松龄《聊斋志异》卷3“李司鉴”条云，康熙四年(1665),河北永年县举人李司鉴打死其妻。案发后，被广平府公差捉拿到府前时，突然抢夺肉铺屠刀，奔入城隍庙跪在神前，自言：神责其听信奸人，颠倒是非，骗人钱财，奸淫妇女。自行割去左右两耳、手指和切断阳物，当即毙命。城隍神对为非作歹的坏蛋，严厉惩处，大快人心，反映了城隍爷执法如山的形象。

“出巡平冤”：城隍出巡每年春秋冬各一次，春季在清明节，名为“收鬼”，把鬼缉拿，以免在农忙时危害百姓。秋季在七月十五日，称“访鬼”，当面“受理申诉”，平反冤假错案，使屈死鬼早人“轮回”。冬季在十月初一日，称为“放鬼”，把鬼放出散散心。

从上述披露的资料中，城隍爷在民众中是以正神而被崇祀的。但也有一些笔记、小说记叙某些地方的城隍神，或其属下胡作威福及违纪行为。

洪迈《夷坚志·支志》景卷7“鄂州纲马”条记，程某押解官马至汉阳，将择日渡江，其手下建议按旧例必具牲醴到城隍庙祭祀，以保途中之马无恙。程怒曰：“我取官马，关神何事？”不肯行祭，当晚马死几半，人们认为是程慢神之故。又该志癸卷6“城隍庙探雀”条中云，饶州城隍庙，雀营巢其间，有三少年踩神土像掏鸟窝，触怒了神，三子皆患昏热，医无效，家人备牲醴到庙请罪，亦无效，结果三少年及其父皆死之。还有乙志卷12“肇庆土偶”条曰，城隍庙中的土偶，偷了官库的银行赌，被人发现。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也有多篇提到有关城隍的事，其中如卷2“庙鬼”云，新城县城隍庙的土偶，化为妇人外出作崇，该县诸生王启后受其骚扰，以至病颠、这个作祟土偶后被神将所收。同书卷6“小谢”文中，谈到女鬼秋容经过渭南县城隍庙时，被西廊的黑脸判官摄去，逼充御滕。事后被秋容情友陶望三得知，陶生怒火中烧，赶到城隍庙指着黑脸判官大骂，秋容才被释放。卷10“席方平”条记述，东安人席方平之父被仇家羊富室之鬼魂贿冥使杖毙，席方平绝食，魂赴阴间申诉，但东安城隍及郡司、冥王都接受羊富室鬼魂的贿赂，并用严刑胁逼席方平罢讼。方平不屈，最后向二郎神投诉，席方平父子冤情始得昭雪。吴昌炽《客窗闲话》卷4“俞生”中云，邑庠生俞某夜深在街中小便，不意亵渎了城隍的仪仗，被城隍遣役抓到庙里，受到神的严责，并叱杖之。后因俞父及时赶到哀求，城隍才下令“发该县典史责一板”。上述的几段事例可看出有些城隍神，也像阳世的官员一样，利用手中的权力，贪赃枉法，谋取私利，作威作福，或纵容属下胡作非为，狼狈为奸。

总而言之，一千多年来，城隍与人们的功名利禄、吉凶祸福息息相关，所以城隍的信仰才经久不衰。另外一个原因是统治阶级长期鼓吹对城隍的信仰，以达到其利用神力，震慑臣民。正如朱元璋曾对大学士宋濂透露心里话：“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他还公开宣称：“朕设京师城隍，俾统各府州县之神，以监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俾幽明举不得幸免。”《新修东莞县志》卷18也称，朱元璋敕建城隍庙的目的是“调燮阴阳，统辖神祗，纠察善恶，主判生死，以彰报应。”所以对城隍的信仰，也是统治阶级作为统治臣民的一种手段罢了。

  主要参考资料：

  (1)晋·张华《博物志》。

  (2)唐·戴孚《广异记》。

  (3)宋·李肪《太平广记》。

  (4)宋·吴自牧《梦梁录》。

  (5)宋·洪迈《夷坚志》。

  (6)明·李贤等《天下一统志》。

  (7)明·陆容《菽园杂记》。

  (8)清·《续文献通考》。

  (9)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笔记》。

  (10)清·阮葵生《茶余客话》。

  (11)清·蒲松龄《聊斋志异》。

  (12)清·昊昌炽《客窗闲话》。

  (13)马叙伦《石屋余渖》。

  (14)伊飞舟等《中国古代鬼神文化大观》。

  (15)王玉奎《华夏超人谱》。

  (16)赵杏根《中国百神全书》。

  (17)马书田《华夏诸神》及《超凡世界》。

  (发表于《福建史志》1996年增刊，1996年12月)

本文选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丛书《黄天柱文史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