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谈艺录

本篇开始，我们开始讨论东汉的碑刻（附砖文），因为东汉碑刻对中国书法史影响巨大（特别是隶书），所以，我们会说得比较细一些。

东汉时期，由于统治者提倡名节孝道，崇扬儒学，私学授受经学更为兴盛，到中后期，地主士大夫、外戚和宦官等集团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社会上树碑立石、崇丧厚葬蔚为风气，各种碑刻门类几乎齐全。

只是此时佛教尚未在中土兴起，因此，除造像记和佛教刻经尚未有之外，其他如碑碣、墓志、摩崖、石阙、画像石题字、石经以及其他类型杂刻在东汉尽皆大备，碑刻的数量多得难以估计。由此，给社会带来了沉得的负担，既靡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又增长了虚伪掩饰的风气。

（东汉碑刻的形制种类）

立碑刻石最盛者，当属山东、河南、四川等地为盛。

汉献帝建安十年（205），曹操以天下凋敝，不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立碑的风气于是稍稍煞住，到魏文帝曹丕在洛阳天渊池建九化殿，殿基全用洛中故碑累叠起来。又加后来历代兵燹灾厄，造桥筑路、牧竖毁损、亡佚镵（chán，刺、凿）灭，又不知凡几，而今考古从地下不断有所发现，存世两汉碑刻或刻石已毁佚而拓本幸存者，共约四百余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东汉碑刻，尤其集中在东汉中后期。

现存汉代碑刻最多的地区是山东、四川、河北、河南、陕西等省。此外，北京、山西、江苏、安徽、浙江、湖北、云南、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也有保存和出土。

古人对汉代书法的了解和对隶书的研习，其主要依据就是东汉的碑刻。因此，汉代碑刻非常重要。

本文主要说说碑刻的演变和形制。因为内容较多，只谈碑和墓志，其余几项，放在下篇讨论。

一、碑。

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毕沅曰：无故即物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所以说，碑，在古代本是竖立有墓圹前后或两边的大木，两碑之间有辘轳，引棺的绳索绕在辘轳上，将棺徐徐下入圹中。

陕西凤翔境内1986年发掘清理完毕的秦公大墓内，在土圹南北两侧各有一通高1.7-2米、直径0.4米的木柱，这就是早期的“碑”。

(秦公墓碑：最早的碑，不是石头的）

后来，碑改为石制，上面书刻文字，为墓主纪功述德。所以，这个“碑”，跟秦《泰山刻石》之类的“碑”，有区别。

东汉的碑，有一类型如琬圭形者，圆首，正中或偏上方有一圆孔，名曰“穿”，穿上部往往数道弧形凹痕，称作“晕”。其中，“穿”是意味着引绳索下棺装辘轳用，而“晕”，则意味着绳索在碑上磨勒出的痕迹，以存古制。

(左为圭，右为东汉《仙人唐公房碑》）

碑还有立于宫室宗庙者。《仪礼·聘礼》郑玄注云：“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bin，墓室）用木。”显然，古时墓圹用碑，皆是用木，而宫室用碑，才用石料，如图：

（东汉延熹五年《仓颉庙碑》）

这种立于宫室宗庙的碑多半作圭形，尖首，也有穿，宫室的碑用以测日影，以知季节时辰，而宗庙之碑，则以系屠宰前的牺牲。

典型的碑，有碑额，在碑正上方，上面刻碑铭题署。“穿”在碑额上，或在碑额下面。碑之正面称碑阳，背面称碑阴，两侧称碑侧。碑下有座，以起稳固作用，称为趺，趺多作长方形。

（明代的螭首龟趺碑）

前人以为碑要到六朝时才作螭首龟趺，其实东汉光和六年（183）四月立的王舍人碑，和建安十年（205）三月立的樊敏碑，均作螭首龟趺。可见这种形制起源于东汉。

汉碑较朴素，大多不加纹饰。

汉碑碑阳一般刻正文，记事颂德，如《乙瑛碑》《礼器碑》等。

(《乙瑛碑》）

墓碑列墓主名讳、里贯、履历。必妄引古之名人以为荣，叙述事迹也多夸饰，如《曹全碑》称全为周曹叔振铎、汉曹参之后；《张迁碑》称迁为周张仲、汉张良之后，又引张释之、张骞事。而张良、张释之、张骞这几个人籍里明显不是一地。

(东汉《张迁碑》）

正文如碑阳刻不下，则连续刻于碑阴。人之生前死后皆可立碑，立碑者除子女外，还有门生、故吏。碑阴一般列门生故吏姓名及出钱数目，碑阴写不下有写于碑侧者。非门生故吏而出钱者，谓之义士。

汉代各类碑刻中，以碑上所书刻的文字较为庄重、讲究，行列整齐，有些碑还划有棋坪方格书写。碑阴和碑侧的字相对于碑阳，要活泼、随意些。

2、墓志

墓志，是将墓主姓名，有的还附有爵里、卒葬年月、生平事迹及其他有关内容、写刻于砖、石（后世也有以木、瓷等为载体者）而设于圹中者。

汉代的墓志形式不固定，后人所加的名称也多不同，有葬砖、墓志、柩（椁）铭、墓室题记等。直到南北朝时期，墓志才发展为单设方形或扁（长）方形，尤其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设立墓志的风气大盛，墓志也作成盖、志两石相合的形式，并有了墓志或墓志铭这一正式名称，遂为永制。

在墓中形成设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早在周代就有了类似于墓志的“明旌”。“明旌”为丧具之一，二字急读，径称曰“铭”。明旌是出丧时作为幡信在棺前举扬，入葬后则覆盖在棺上。明旌作为丧具，一直没用至近现代。当然，使用明旌与设立墓志，用意不尽一样，所以周秦两汉的明旌，并不能看作是墓志。

但是汉代人往往在石棺、石椁上刻了类似的文字。比如20世纪30年代陕北出土的东汉郭仲理、郭季妃石椁，分别刻有“故雁门阴馆丞西河圜阳郭仲理之椁”、如图：

（东汉郭仲理石椁）

“西河圜阳郭季妃之椁”，如图：

（东汉《郭季妃石椁铭》）

这种棺铭、椁铭到西晋时就成了单设的墓志，这就是后来书法史上较重要的墓志资料，由此可见，早期有些单设墓志是从明旌、棺铭发展而来的。

西汉后期，墓室建造逐渐讲究，开始精致化，尤其到了东汉，盛行在墓室中刻人物、鸟兽、花木、建筑、神怪、故事等画像，有时会在墓室中刻上墓主姓名、官职里贯、卒葬年月或简单事迹、哀悼祈愿等内容的文字。

陕西绥德出土的东汉《杨孟元画像石墓题记》，如图：

（《杨孟元画像石墓题记》）

隶书，文字为“西河太守行长史事离石守长杨君孟元舍，永元八年三月廿一日作。”刻于墓中石柱上。

《郭稚文墓门画像石题记》，左面为“圜阳西乡榆里郭稚文万岁室宅”，右面为“永元十五年三月十九日造作居”，分别刻于画像石门框上。如图：

（《郭稚文墓门画像石题记》）

与这些中原地区官吏、地主的豪华墓室题记不同，四川地区发现的大量东汉时期的崖墓、墓室石壁上往往刻有死者姓名，有的崖墓不止葬有一人。崖墓石壁一般不加雕饰，偶尔有简单的纹饰图案，石壁稍加整凿，就刻上题记，记年月，姓名，造墓大小、价值等。有许多仅刻死者姓名，崖墓题记比其他刻石显得简朴、粗率，有很强烈的地方书风特色。

单设的墓志，现在所知最早的是1979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发现的秦代刑徒瓦文。年代在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六国时到秦二世二年之间，志文都是用刀直接刻在筒瓦上的，字体属小篆，很草率，格式不统一，内容也极简单，少的只有三字（地各、人名），多的九至十字（有地名、刑名、爵名、人名）。

这些瓦文墓志是某些刑徒给死去的伙伴埋置的，作为记识，以便迁葬收取尸骨时能认领，这也是设立墓志的最早用意。

西汉时期的刑徒墓葬中还未发现墓志。东汉刑徒墓葬中大多都有葬砖，葬砖上刻有部属、职别、狱名或郡县名、刑名、姓名、死亡日期等，刑徒墓坑中原来都有棺材，葬砖放在棺上，有少数还附刻“官不负”的字。“官不负”，即刑徒的死葬，官方不负责任。

在东汉，凡死去的刑徒大多是官方负责埋葬的，葬砖也是官方规定放置的，有大致统一的格式，记录也详细，这和秦代有所不同。葬砖是利用残缺废弃的砖块，把砖面磨平，先用朱笔写后再刻，有时正背面都刻字，刻后再用朱描字，字体均是隶书阴刻。

（东汉刑徒砖）

这些“表识姓名”的葬砖一般有两块，可能是一块放在圹中，一块放在圹上，这样一块就相当于墓碑，而另一块是墓志。也有可能两块都放在圹中，这是为了防止葬砖在土中找不到而不能辨认棺木。

（刑徒砖拓文）

在汉代，贵族、官僚和地主、士人也有在墓中放设单块墓志的。能见到的单设石质墓志最早实物，是东汉延平元年（106）九月十日葬之《贾武仲妻马姜墓记》。志文约一百八十多字，散文，所记内容形式似同时期的墓碑碑文。如图：

（贾武仲妻马姜墓记）

这类墓志数量极少，且无固定形制。

东汉各类碑刻中，属于墓志性质的刻石数量甚多，而形式最杂，书刻也往往因形式不一而各具特色。刑徒葬砖、石棺石椁铭、墓室题记等，汉代以后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