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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追求的“魏晋风度”，董其昌晚年终于领悟，用一卷行书向我们诠释，平平淡淡才是真！

魏晋，书法发展的绝对高峰，令人后世书法家心向往之，而又遥不可及。“直入魏晋”基本上就是对一位书法家最高的评价了，然而在纵横几千年的书法史上，真正能实现魏晋风韵，当之无愧这最高赞誉的人，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这最后一位真正得“二王”法度及神韵，实现了超入魏晋的人，就是明代的董其昌。他也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沉淀和刻苦钻研之后，才领悟到了真正的魏晋风度。

魏晋时期，社会秩序混乱，南北分裂；知识分子在极度的精神痛苦中，在玄学思想的影响下，反而形成了极度自由，张扬，重视个体生命价值的精神风尚。

这种精神风尚，我们称其为魏晋风度。“它是人格美的表现，特指魏晋魏晋世人那种自由的精神，脱俗的言行，超逸的风度”。

董其昌所在的明代，朝堂波云诡谲，党争不断；为了将自己避免卷入到政治漩涡中，董其昌一生亦官亦隐。几十年在家编修典籍，专注学术的生活，不仅让他对人生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体悟，也让他拥有了大量钻研书法的时间。

此外，他曾在皇宫内府和“民间第一收藏家”项元汴家中作过馆师，这让他遍阅古今法帖，培养了高远的书法眼界和广大的格局。

董其昌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幸运的学书历程，帮助他认清了生活的本质，实现了与晋人的精神共鸣，也成就了他超逸的书法境界。

到了晚年，董其昌的书法终于进入化境。在崇祯元年（1628年），董其昌74岁高龄时，他写下了一卷行书《东方朔答客难》，这件作品被认为是，他书法直入晋人格调最好的证明。

此作用笔圆润精妙，相当精熟，点画飘逸灵动，在章法上整体也相当疏淡，再加上多用淡墨，润墨，于平淡中蕴有奇秀，灵秀之气，成功地实现了率真自然，灵秀空松的格调。

董其昌在用实力向我们诠释，书法就应该宁静，俊逸，简远；一切都将归于平淡，只有平平淡淡才是真。

正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书法学习应该取法乎上，选择最优秀的范本。这件《东方朔答客难》就是少有的，能够与晋人作品比肩的空灵简远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