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陈雅飞 书与画杂志 

香港位于广州东南约一百三十公里，是华南地区的重要枢纽，伴随着航运的发达和移民的开发，香港在20世纪初成为太平洋重要的商业中心和移民城市。地利之便、政局动荡，加上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香港书画鉴藏的发展，正与时局环境与移民变迁息息相关。在此过程中，广东传统和中原传统相互交织，缔造了20世纪上半叶香港书画鉴藏的面貌，同时也在现代社会结构中，透过雅集、展览、出版、教育等活动，体现出中国书画从精英走向大众的趋势。

一

20世纪之前，寓港名士可以王韬和潘飞声为代表。王韬是江苏长洲（今属江苏苏州）人，早年曾在上海任职英国教会所办的墨海印书局，因上书太平军献策为清廷通缉，1862年流亡香港，至1884年离港返沪，除一度侨居英国外，先后居港二十年。作为传统士大夫与近代知识分子身份的过渡者，他以诗歌、书法、出版带动了香港的文化氛围，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贡献至巨。1894年，广东文人潘飞声来港，居住十三年后返粤赴沪，其间寓居九龙“在山泉”，有《香海集》传世。潘飞声于诗文、书艺都颇富时誉，是当时文人雅集酬唱的核心人物，其交游圈在港留下的作品，可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的《独立图》为例证，上面留跋的友人伍德彝和黄景棠即颇富收藏。潘飞声于1908年离港返粤，翌年前往上海任国学粹编社事，于所居“翦淞阁”内售古画书籍，兼卖字为活，至1934年病逝上海，其间出入南社、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豫园书画会等社团，为沪上名士。潘飞声以广博学识带动了粤港沪三地交流，以他为中心的早期书画鉴藏，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伍德彝 潘兰史独立图轴

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断绝了文人仕进之路，传统社会分崩离析，一些广东遗老移居香港，以诗文书画另谋生计，为延续传统做出努力。当时在港居住的遗老不下数十人，其著者有顺德的温肃、岑光樾、简朝亮，东莞的陈伯陶，南海的崔师贯、桂站、江孔殷、康有为、区大典、区大原，新会的陈子褒，番禺的丁仁长、商衍銮、张学华、吴道镕、陈庆桂，增城的赖际熙，清远的朱汝珍等。作为传统读书人，他们以诗文书画作为文人生活的典型方式，时有诗社雅集之聚，宋台秋唱和学海书楼是当时两个著名的遗老团体。

宋台秋唱的地点位于九龙官富场，1916年由陈伯陶发起，诸遗老斟酒赋诗，怀古题韵，更有遥相唱和者，其中书画鉴赏是雅集的重要内容。宋台雅集是以共同想象的历史空间来强化遗民归属，1923年赖际熙发起的学海书楼则显示遗老渐渐发展成特定社群。学海书楼是香港第一间藏书楼，由赖际熙、陈伯陶、岑光樾、区大典、区大原、温肃、朱汝珍共七位太史登坛讲学，阐扬孔孟之道，所授内容以经史为主，书楼同人是从宋台秋唱发展而来的团体，兼具书画家与学者的身份。学海书楼的学术传统远绍乾嘉，近接广东学海一脉，其命名和运作方式乃仿照阮元在广州创办的学海堂之例，以表继承阮元遗绪之意。宋台秋唱和学海书楼是香江遗老继承传统文化的典型例证，两者成员时有重叠，其活动对推动传统诗文和书画鉴藏在香港的发展影响至深且远。遗老们并非都是书画鉴赏家，但对传统文化抱了极大兴趣，诗文书画正是发掘、重温古典遗产的必要途径。

遗老合照于香港，约1920年

清末民初，国际市场上兴起收藏中国古物的热情，在香港的商业环境中，随着遗老文人在港鬻书卖画之风的盛行，书画日渐与市场紧密相关，反映出现代社会机制下的传播方式。据报章所见1911年6月，收藏家朱小晋借本港庆典，展出其书画藏品，包括宋代岳飞、朱晦庵，元代赵子昂，明代史可法、陈献章、陈子壮、黄道周、董其昌的书法；绘画则有宋代刘松年人物、钱选花卉，明代的文徵明、唐寅、沈周、戴进四家，清代的“四王”山水以及恽南田花木、蒋廷锡翎毛等。香港渐成文物市场，倒卖现象十分严重，1914年4月29日上海的《神州日报》刊登《古物飘零之可伤》的文章，披露了国内大量珍贵文物被盗并转往欧美市场牟取暴利的现象。这封信的发出者谢缵泰身份并不寻常，他是广东开平人，曾加入兴中会，是清末在香港首个成立的革命组织辅仁文社的发起人之一，他不仅是革命家，更是实业家，创办了香港著名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收信人的身份更不寻常，是时任总统的袁世凯。一个香港的实业家兼革命家请中华民国大总统严禁字画古物出口，这封信具有珍贵的历史意义，也从侧面反映了香港书画市场的兴盛。

在舆论推动下，1914年6月，民国总统府颁布通令，禁止国宝散失海外。但由于其时民生凋敞，书画古物的买卖现象仍然很严重，香港的笺扇庄和书画店十分发达，它们的首要功能是书画买卖，通过出售名人书画而牟利，此外还有书画用品买卖的功能。试看1915年香港翰墨林所登的一则广告“专售古今名人书画，历经著名赏鉴家评定优劣，定为实价，共分四等。特等，确系真迹。优等，疑信参半。中等，临摹本。平等，今人书画。诸君购得特等书画后，如仍有确据，指出非真迹者，限于是日内连单据携回本号，原银玖折奉还。”在香港的移民社会和商业氛围的孕育下，书画社是书家进入市场的重要管道，民国初年香港的愉园书画社是为典型。愉园设卖品部、茶室以便书画家雅集，又设书画铺兼售丹青，为书画家创设生存之道，还兼宿榻客栈为流寓香港的书画家提供栖息之地，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愉园书画社包含了传统的雅集功能，以及现代的济助、促商等作用，情况与上海的飞丹阁书画会相似。

二

辛亥革命前后，来港避难的移民除了逊清遗老，更多是过境匆匆的流寓者，包括革命者、《时事画报》画师和鬻书画者。围绕他们兴起的美术实业和书画市场，以及应运而生的书画展览，可视为早期香港书画鉴藏之肇始，为香港艺坛增色添彩。此后新式知识分子持续不断地迁居香港，新的社团频频增加，他们活跃于雅集、展览、出版、慈善等活动，在新闻工作、书画创作、中文教育等现代职业体系中贡献良多，成为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过渡人物，同时将书画推向大众。蔡守、邓尔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重要的代表人物。

蔡守是广东顺德人，少时在上海震旦学校读书，其人多才多艺，诗词、书画、篆刻、金石、古籍版本、古董杂件均有涉猎，善于周旋，遍交粤港沪三地名士。1920年至1927年他在湾仔经营古玩店“赤雅楼”，后回粤担任广东省政府要职，1936年应聘北上南京，任博物院书画鉴定研究员兼国史馆纂修，考订院藏金石、书画、古物。蔡守好友邓尔雅是明万历进士邓虚舟十一世孙，其父邓蓉镜为粤中金石和训诂名家，曾任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院长。邓尔雅少时就读于此，老师黄绍昌是学海堂学生，师事东塾先生陈沣。家学加上师承，邓尔雅乃继承广东朴学思想，属东塾一脉。1926年曾在香港参与组织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艺观学会和南社书画社。1929年在香港新界大埔建绿绮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乃移家港岛直至终老。20世纪20年代，蔡守和邓尔雅经常参加利园北山堂的雅集活动。利园是1924年春由香港殷商利希慎所设，翌年中山莫汉（鹤鸣）请于利氏，设“北山诗社”，名曰“北山堂”，又名“愚公籍”，为词坛俦侣雅集之所，社友数十人，包括遗老何藻翔和崔师贯，以及蔡守、邓尔雅等文人，每周均有雅集，以鉴赏诗文书画为乐。20年代活跃于香港的雅集，除了北山诗社，另一个常被提到的名字，是南社湘集香港分社，该社与北山诗社不仅成员相同，而且雅集地点也多在北山堂。南社湘集香港分社首先要追溯到清末活跃在江浙的南社总社和广东分社，以及1925年在长沙成立的南社湘集总社，从中不仅清晰可见中原风气在香港的播迁和传承，也可见蔡守和邓尔雅等广东书家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6年秋，蔡守、邓尔雅、潘达微、黄般若共同组建了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该会会员可考者有15人，社团活动持续至1929年渐告消歇。这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香港最重要的国画团体，其总会广东国画研究会于1925年在广州成立，以坚守传统文化为务，致力发扬国画传统，代表着传统画派于中国南方的主要力量。香港分会是目前可知香港最早的国画社团，其广东总会声势浩大，于当时的香港画坛起着典范作用，直接刺激了其他书画团体的出现。另一方面，香港分会不单将广东风气移植香江，更与粤沪画坛同声相应，为保存国粹与延续传统作出贡献，并带动了香港早期书画鉴藏的发展。该会活动以雅集挥毫与鉴赏字画为主，如1927年3 月的一次雅集中即有古画部展览，展品有新罗山人《人物立轴》、徐渭《梅花轴》、石溪和尚《山水轴》以及潘达微所藏宋人画竹大幅。1927年黄少梅所作的《山水图轴》有边款如下“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开展览于北山籍，道生先生见爱，属为补款，时丁卯浴佛也。”即为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在港雅集之例证，弥足珍贵。

由于香港分会仅是广东国画研究会的分支，存在时间短暂，社员活动较少，自1927年夏始，不少香港分会成员纷纷加入香港书画文学社，交游圈遂相应拓宽，书画活动日趋频繁。香港书画文学社社长杜其章是福建同安人，先世居港，因少时科举已废，遂在越南考得秀才，民国后来港经商，在南北行有裕茂行之设。杜其章才干出色，不仅担任东华三院总理、保良局总理、中华会会董等商界要职，同时也是香港文艺界的领袖人物，和上海以及南洋书画界都保持了良好关系。由于书画文学社不只以国画为尚，并且创办了社刊《非非画报》，故能更广泛地以保存国粹相号召，将擅长书画与诗文的文人学者包罗其中，加强了香港书画界与上海、广东乃至东南亚的联系。该社成立之初以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成员为主，其后随着折衷派二高、众多书画家和文人的加入，至1934年已扩展至百余人。这一书画团体的继承，影响深远。一方面，由于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的渊源，书画文学社与广东书画界保持了天然而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书画文学社对上海书画家的关注超出了以往社团，其影响最大的，当推黄宾虹。1928年、1935年，黄氏两度过港，得到书画文学社、《非非画报》社以及香港收藏家包括杜其章、邓尔雅、黎工饮、黄般若、张虹、黄居素等人的盛情款待，黄宾虹寓居黄居素的双树翠屏馆，蔡守还特地从广州赶至香港与其会面。黄宾虹在香港的短暂逗留，为我们揭示了早期港沪艺坛交流之一幕。而黄氏的学养、鉴藏、交游，对书画文学社成员的影响不可低估，如黄般若和陈荆鸿即是例证。

黄宾虹与《非非画报》同人合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由教育部主办的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掀起了书画展览的高潮，各地展览蓬勃发展。除了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和香港书画文学社，其他团体对古书画的兴趣也非常浓厚。1926年冬，罗原觉、李尚铭筹办第一次中华古书画展览会，展出14家收藏的六百七十余幅古书画，有宋之武宗元《五帝庙元》、陈居中《百马图》、释日观《葡萄图》、李唐《采薇图》，元之钱选《梨花图咏卷》、王冕《墨梅》、管道舁《墨竹》，明之沈石田《山水》、董其昌《山水》、林良《古木苍鹰》、仇实父《松岚叠翠》，清之“四王”“二石”“吴恽”的作品。从出品目录看，可为盛极一时。

概而言之，早期的香港书画鉴藏带有很强的自娱性，如宋台秋唱、愉园书画社、北山诗社等雅集，二三十年代随着书画社团的兴起，书画家逐渐突破自娱和私交的局限，由传统的书画遣兴发展为出版、展览、赈灾等组织化的活动，进一步向大众和市场延伸。

黄少梅 自题《山水图轴》

 三

1937年上海沦陷，翌年广州失守，大批文人为逃避战火而涌入香港，不少书画文物也随之移入香港。以收藏古籍、碑帖闻名的罗原觉在广州沦陷期间，将大批藏品运往香港。简又文在《广东书画鉴藏记》中自述广东书画的鉴藏经过“会其时，广州已陷于日军，乡邦文物，多有人运至香港，余遂得乘势兼收并蓄，所得益丰。”香港由是成为书画收藏的重镇，来自上海的粤籍文人叶恭绰成为艺坛新盟主。在他的影响和号召下，以中国文化协进会为首的文人圈通过展览、出版、讲座等各种方式，带动了沦陷前香港书画活动的高潮。

叶恭绰出身世家，祖父叶衍兰是广东名儒。1937年，叶氏于国民政府撤出南京前夕，自上海乘搭航机南来香港避难。他少承家学，凭借过人才干和学识，成为民国政界风云人物，历任交通部部长、交通大学校长、财政部部长、代建设部部长等要职。且叶氏于诗词书画、考古文物无不擅长，其大气的榜书、宏富的收藏和广泛的交游，使香港艺坛为之一振。他与中央高层、香港政府及粤港藏家关系极密，在港期间，先后组织中国文化协进会，主持中英文化协会，发起书法座谈会，主办广东文物展览会，主持影印新疆出土木简，为中央图书馆搜购海内藏书善本，并发起辑印《广东丛书》，提倡艺术不遗余力，于香港文化事业贡献良多。在叶恭绰的种种活动中，于香港书画鉴藏最有关系的，莫过于推动中国文化协进会举办了艺术观赏会、广东文物展览会，以及出版了《广东文物》。

叶恭绰

叶恭绰  广东文物展览会会场大门联

根据《艺术观赏会之计划》，活动由中国文化协进会、中英文化协会、中美文化协会举办，展览地点在冯平山图书馆，展览目的是为引起一般人士对于中国艺术的欣赏，并沟通中外文化，每月举行一次，每次以一日为限，展品不超过60件，每次编制中英说明在现场派发，每三个月举办艺术座谈会一次，以研究观赏所得，同时邀请过港的中外艺术家作演讲。

1940年2月2日至26日，中国文化协进会主办的广东文物展览会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举办。展出的广东文物种类之广和数量之多前所未有，盛况空前，征集地方包括香港、广东、重庆、昆明、上海等。全部出品编入目录者有1812件，包括自唐代张九龄以后历代金石、书画、手迹、文具、器用，其中书法309幅，碑碣35件，绘画390幅，函牍17件。名人墨迹有邝露、湛若水、海瑞、陈恭尹、陈献章、陈沣、朱次琦、屈大均、康有为、吴荣光及方外高僧手迹等。现存不少粤港文物与此展览相关。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于1973年购入的斑园简氏（简又文）所藏广东明清书画中，就有多幅作品曾于广东文物展览会上展出，上有叶恭绰、邓尔雅、简又文题跋，尤以叶氏为多。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李景康《故旧函牍择存》中，犹可见朱汝珍致李景康的信札原件，即关于借展之事。另如洗玉清以洗氏琅 馆的名义出其所藏梁元柱行书手卷、朱次琦手卷、张穆竹鸟扇面、梁廷棉兰花等参展。筹委会主任叶恭绰以榜书“高楼风雨，南海衣冠”悬于展馆的入口处，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书法表现的手段，更凸显出展览所张扬的“研究乡邦文化”“发扬民族精神”的主旨。

在展览的同时，1941年2月，中国文化协进会出版了由简又文统筹的《广东文物》，全集分上中下三册，其中研究之部登载展品图片、研究论文等，以展览配合图录及研究文集的出版，可视为香港的中国美术研究形式的滥觞，具有开拓意义。李景康等人则编写了《广东文物展览会出品目录（附广东名人小史）》，计分图像、金石、书画、典籍、志乘、文具、器用、古迹、制作、太平天国遗物、革命先烈遗物等十一类。作品年代自三代以前以迄近代，"故实包括我五千年文化之全部历史，不仅关于广州一省之文物而已”。

广东文物展览会出品目录

1937年至1941年间，以叶恭绰和中国文化协进会为中心，来自广东、上海的文人学者与本地文人汇聚香港，形成了令人瞩目的书画圈。广东文物展览会的委员名单中，就包括了收藏家黄咏雩、黄子静、何冠五、关春草、罗原觉、冯己千、徐信符、莫天一，国民党要人香翰屏、胡毅生、龙思鹤、简又文，教育界人士郑洪年、李景康、陈君葆、许地山，画家高剑父、黄般若、何冠五，书家叶恭绰、邓尔雅、香翰屏、李蟠、王薳、陈公哲、邓仲果、易孺、朱汝珍、桂玷、刘随等。这些成员背景各异，唯对于推动书画文物的鉴藏和研究不遗余力。

展览将公私收藏公之于世，对书画有推广作用。罗香林早已留意到南迁文人对文物观赏的推动作用“每值中国变乱发生，凡内地不欲受变乱侵袭之人士，既多不约而同，挈家来港，或以所爱书画图籍，寄港度藏，更予在港人士以易观摩中国文物机会。”（《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教育界不甘落后，时许地山掌教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他对推动书画展览甚力，中文学院的陈君葆、马鉴、李景康与藏家关系很好，黄慕韩之子黄绳曾多次邀请陈君葆去观看藏品，如八大山人的册页等，又说若港大的中国书画古物展览会性质不限于铜瓷书画等品，则他愿意把他的《敦煌写经》《多宝塔碑铭》《中兴名臣手翰》等供陈列。此种展览盛况，随着1941年香港沦陷而暂告段落。

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士农工商四大群体为基本要素，晚清乱象纷呈，旧的体系分崩离析，新的体系尚未确立，整个社会出现所谓“世困民穷，四民均失其业”的现象。自1905年废除科举后，身为四民之首的士首当其冲，失去“学而优则仕”的阶梯，传统的士绅在新的教育制度下，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出来，成为自由浮动的现代知识分子。

这些知识分子移居香港后，借助学校、传媒和社团等制度性媒介和公共网络，推动了香港书画鉴藏的发展。他们一方面引入内地的活动模式，同时亦应香港的城市发展，使书画鉴藏活动走向大众。20世纪上半叶，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香港书画文学社、中国文化协进会成为社团表率，其书画鉴藏由绘事活动扩大至书画研究，雅集亦与展览并存，体现出斋室文化发展到展厅文化的过程。由于展览形式更能面向社会，加上杂志、报章揄扬，书画展览如雨后春笋，对传统艺术文化的推广起着积极的作用。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香港的书画鉴藏从早期依附于私塾、诗社、书画铺，至后来通过教育、雅集、展览、出版等形式，得以接近社会大众，此现象无疑与20世纪社会变革下中国书画的发展模式一致。

地域是香港早期书画发展的重要因素，香港始终具有移民社会的特征，而移民主要由广东而来。在地域上，香港与广东密不可分，在书画鉴藏活动的渊源上，亦是如此。对广东文物的整理和研究,虽以三四十年代来自上海的广东文人叶恭绰和简又文为首,但早在二十年代,香港分会已开风气之先,在他们参与的多份刊物上,对古画白推介和广东先贤书画的宣扬都是颇为突出的现象。他们对中原和广东传统的维护,往往在一段评语中得以强化。而广东文物展览会将对乡邦文物和民族精神的宣扬推向高潮。与此同时,香港始终与内地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尤以上海为甚。1928年的《墨花》杂志指出:"上海为文化之中心,广州则为南中国文化之中心,香港因此遂居于灌车文化于沪粤两方之位置。1938年4月2日《立报》的一篇文章则以预言的形式宣告了对香港的期待:"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至少将有一个时期要属香港。并且这个文化中心,应更较上海为辉煌,因为它将是上海旧有文化和华南地方文化的合流,两种文化的合流,照例一定会溅出来奇辛的浪花。"(了了《建立新文化中心》)=三十年代蔡守、邓尔雅、杜其章以及书画文学社与黄宾虹的关系,以及三十四年代简又文、邓芬、冯康侯以及袖海堂与张大千的关系,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袖海堂合影，1948年摄于香港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交迫中,固有传统岌岌可危,在民族精神的号召下,遗老与文人书画家皆剔力维护国粹,不约而同通过书画为文化传承作出努力于此国难之际,香港书画界始终能发国粹之幽光,扬书画之精神,究其因,乃是香港并未经历激烈的革命思潮此地的人们对传统有着特别的尊重。经过20年代遗老对经史的阐精发微,以及30年代文人学者对传统的发扬光大这种尊重已经成为坚定的信念。有必要承认,20世纪上半叶,在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及内地持续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保存国粹实具有抗争的意义。中国的传统文化得到维护并在海隅折射出光芒,书画鉴藏即是其中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