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掌上曲靖

魏晋是中国书法自觉发展、书体演进的关键时期，也是艺术表达、审美意识大放异彩的阶段。这一时期无论书体样式、技法还是风格都尽开前人未有之境界，使得魏晋书风成为书法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

以书体流变而论，楷、行、草书均在这一阶段形成并迅速发展成熟，尤其以张芝、钟繇及“二王”为代表的书家，开一代书风典范，取代了以篆隶等古体为主流的秦汉风气。

东晋永和九年（353），朝野文人雅集于浙江绍兴会稽之兰亭，各赋诗文，右军将军王羲之为诗集作序。300多年后，这一《兰亭集序》被唐太宗李世民视作至宝，奉为“天下第一行书”。自此以后，历代帝王及文人士大夫皆以“二王”为宗，王羲之也被尊为千古书圣，提到魏晋书风，人们自然以“二王”为表率。

距王羲之书《兰亭集序》后52年，东晋义熙元年（405），时人在云南东部曲靖市立了一块墓碑，碑名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也称“爨宝子碑”。此后千年，此碑沉埋于地，并未引人注意。

清康熙以后，随着大量古代碑版的出土、传拓，考据学称一时风气，大量学者纷纷致力于此，书法界的审美视野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尤其是时任云南总督的经学大师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和《南北书派论》，从学术的高度开碑学之先锋，明确提出中国书法除了南帖“二王”体系之外，还有一个体系，就是北碑。在此风的影响下，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书法的源流、承继与取法，与“帖学”并驾齐驱的“碑学”应运而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乾隆四十三年，《爨宝子碑》被发掘，其独特的书风立即引起了时人注意，此后得到一些碑学运动学者的极力推崇，遂扬名于世。

与《兰亭序》所代表的魏晋法帖相比，《爨宝子碑》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似隶似楷，端方朴拙。自出土伊始，各家学者对其评价纷纭，有人以为是“隶楷过渡”，有人以为“不隶不楷”，有人断言是“刻工所为”。誉之者称其“如古佛之容”，也有人评价“模仿八分而不像”，但无论如何，无可置疑的是，历来书家对《爨宝子碑》的艺术价值都极为重视，对其艺术性的研究也从未停止。

细审《爨宝子碑》书体，隶势昭然，又兼用楷法。说其隶势昭然，除了结字用笔多隶书特征外，也符合当时人们的习惯。古人书刻，因用途而各异。早在汉魏之际，钟繇就有“三体书”，一曰“铭石书”，二曰“章程书”，三曰“行狎书”，因用途不同，书体也不同。“章程书”是书写奏章所用，钟繇《宣示表》《贺捷表》等皆是此体。“铭石书”即碑刻所用书体，铭碑刻石，其事郑重，故用此书。启功先生认为，古人以圆转为郑重，以方整为郑重，以古体为郑重。《爨宝子碑》正是典型的“铭石书”，选择隶书古体，亦在情理之中。而其点画朴厚，亦是郑重之谓。说其兼用楷法则是因为撇捺横张，结体方整，有明显区别于隶书之处。

以书体递嬗而论，《爨宝子碑》的出现，正是帖学楷书已形成甚至发展成熟的时代。《爨宝子碑》究竟是隶楷过渡的自然书体还是书丹者的创作尝试，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一种意见认为，《爨宝子碑》形兼隶楷，是区域文化信息的差异所致。隶变为楷是魏晋书法的发展大势，而帖的楷变早于碑，中原又早于边疆，所以在“二王”楷书流行多年后，西南边陲才会又出现隶楷兼有的《爨宝子碑》。如此，《爨宝子碑》的书风只是因其“铭石书之”的用途而作，隶楷兼融，不过是书体的自然过渡而已，并非书家的刻意为之。

然而我们仔细考察《爨宝子碑》的时间，此说则未必。《爨宝子碑》立碑时间与兰亭雅集的时间相差52年，若与钟繇小楷《宣示表》相比，则相差180多年，几乎跨越了整个魏晋时代。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书写技术，即便书体流变有地域时差，也不应如此。因此，我们也可以大胆推测，《爨宝子碑》的书风乃是书丹者有意或无意的创作，而不仅是单一的非隶即楷的流变。

爨宝子碑

回到碑刻本身，我们可以从诸多方面看出书丹者创作的蛛丝马迹。其一，全碑点画极具造型意识。《爨宝子碑》的点画大异隶法，其变隶书的蚕头为方头，变燕尾波挑为直接上翘等，从笔法上简化隶法，并融入楷法。试将其点画与琅邪王氏家族墓志中众多同时代碑刻相比，虽同样方厚，却明显更为灵动多变，这是《爨宝子碑》与众不同的显著标志，亦是书家主动求变的某种反映。其二，结字用字以艺术为取向。爨氏虽僻处西南，但地位尊贵，考其碑文亦堂皇古雅，绝非不通文字者率意之作。而碑文中屡见“错字”“别字”，可见书丹者并没有停留在汉字的实用上，甚至以牺牲汉字的实用功能，而更加关注其艺术表现力。如“震”“穆”“操”“宾”等字，多笔少笔都因字造型，各异其趣，朴拙而不失变化，庄重而不失灵动，赋予了作品鲜活的生命，无怪乎康有为评价其“端朴若古佛之容”，又说其“奇姿百出”。此外，碑中相同的字，如“不”“之”等，字字殊容；“岳”字繁简两用，参差其态。种种细节都暗合了王羲之“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的创作理念。由此，我们可对书丹者的字法功夫和审美能力窥其一斑。其三，章法天然生趣，契合东方哲学“道法自然”的审美取向。《爨宝子碑》的章法大小方圆，依字生姿，自然而然，毫不雕饰，虽一字一刻，但点画与形态之间顾盼呼应。古人论书，有“如老翁携幼孙行，长短参差，而情意真挚，痛痒相关”之语，《爨宝子碑》差可当之，尤其颇得“老翁携幼孙”之趣，让人忍俊不禁，良可品味。此种意趣，非率意之工匠可得。

有论者认为，《爨宝子碑》的方笔乃刻工的刀刻技术所致，并非书丹者的本意。刻工用刀，以方折为易，圆转为难，细察《爨宝子碑》笔意，圆笔刻得精致，比如“哉”“躬”“鸣”等字，由此可知，其刻工技术是相当精湛的，完全有能力还原书丹者的本意，亦可证书丹者确非等闲而作，而是深谙书法之机窍的。

在我国的书法史上，《爨宝子碑》有承前启后之风，可贵之处在于其虽来源于隶而又大异隶法，从面貌、神采以及技法上都很难找到明确的继承对象。继承传统而不拘泥于传统，正是我辈学习书法值得深入思考与探索的重要命题。

20世纪以来，出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迹资料日益丰富，关于南北碑刻书法的异同、南“帖”北“碑”书风的异同也有了更丰富的研究。《爨宝子碑》等“方厚平直”、似隶似楷的书风，在北方碑刻中亦多有见到。如北魏的《嵩高灵庙碑》《王建之墓志》等，皆有相似之处。《爨宝子碑》究竟是楷书还是隶书，也成了书家研究的焦点。

从学科的角度，非隶非楷是个不好归类的“奇葩”，然而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分类或许没有那么重要，美才是第一位的。而恰恰是这种非隶非楷的特点，才是《爨宝子碑》“可以参见变体源流”的价值所在，我们不必拘泥于其是隶是楷，去欣赏古人方峻动感的用笔、怪诞古拙的结字、天然机趣的章法就好。

时至今日，国学复兴已成文化大势，国乐、戏曲、绘画、诗词等传统文化无不呈现出勃勃生机。中国书法作为“汉字的艺术”，不仅仅为许多宿学长者所推重，更吸引了无数年轻人的热情参与。

书法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被时代赋予了更为深刻而丰富的意义，而《爨宝子碑》则是这一传承与发展中绕不开的一份瑰宝，其奇古、拙厚的审美特征，两兼隶楷的源流意义，将会在未来的书法发展中呈现出更丰富、更深远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