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晴江旭日

      

     张伯英（1871－1949），字勺圃、一字少溥、，谱名启让、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勺叟。室名远山楼，小来禽馆。江苏铜山人，清代光绪朝时举人。书法家、金石鉴赏家、诗人、学者。据说是齐白石的老师，启功早年也曾向他求教过书法。上世纪二十年代曾任段祺瑞政府秘书长，因目睹官场的腐败黑暗，毅然引退，专心地方公益与教育事业。与傅增湘、华世奎、郑孝胥并称清末民初“书法四大家”。

        张伯英一生酷爱书法，早年习书从唐人颜真卿入手，后上起羲献父子，下迄宋元明清，博览群帖，又受到民国时期风靡的北碑之风的极大影响，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局限于碑学的形态之中，选取的是碑帖兼融之路。

大概自清代中叶乾嘉之际，碑学和帖学分而称之。因为在清代以前学书基本就是学帖学。由于元明以后以二王为主体的帖学真本逐渐散失遗尽，而民间流传的翻刻本已基本失去了原帖的面目和神韵。加之从唐代以后学书已失去二王笔法正脉的传承，人们学书法纯靠临帖和想象，笔法的真谛无从学得，这就不可避免的使书法水平每况愈下，而导致帖学的衰微。碑学的兴起正是借帖学的衰微之机而乘势发展起来的。至清末民初，碑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像吴昌硕、康有为、赵之谦、张裕钊、沈曾植、李瑞清等大批碑学家。理论上从阮元到包世臣，再到康有为，把碑学亦推向了顶峰，甚至说达到了以谈碑学碑为荣，以谈贴学帖为不屑一顾的地步。

        但张伯英作为有识之士，非常具有前瞻目光，他不为碑学所囿，而是适应书法发展之需要，走上融碑化帖的道路。博览群帖，兼写北碑，融会贯通，碑帖交融。张伯英写北碑采取的是以帖笔写碑，将碑意融入其作品之中。他写北碑摒弃了魏碑生硬的形骸，把北碑的形式咀嚼消化，从中抽取出真正的精髓内容，以这精髓内容为起点，去构筑自己的形势风格大厦。张伯英的碑学其表帖学其里的成功，再一次诠释了对待北碑书法，眼光的封闭与开放与否将是成败得失的关键所在。时隔百年，今天碑帖已名正言顺的成为书法的两大流派。绝大部分书家都认可了碑帖融合是学习书法的正确态度和正确途径。人们今天对碑帖的互相兼容和各取所好也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

张伯英以行楷最有成就，亦擅篆隶。楷书结构紧敛而不拘谨，字体规整端庄、方圆兼备，既宽博雄放又紧凑严密，内多劲力。行楷朴实秀逸，古拙自然。他的书法气息介于康有为与郑孝胥之间。他与郑孝胥一样，都有苏字的底子，故楷书略相接近。但与康、郑比较，张书稍嫌拘束，故清奇有余，雄浑不足。启功是知书善书者,他评价张伯英书法是“行书中自有刚健之骨,真书中自有生动之趣”。齐白石也曾有诗赞之云：写作妙如神，前生有夙因，空悲先生去，来者复何人。

张伯英作品欣赏：

延伸阅读：

张伯英常用印章及部分名号来源：

张伯英居于北京西城烟袋斜街北官坊口十三号。因追慕明代著名书法家邢侗，邢侗精于识帖，辑有《来禽馆帖》10卷；又因张伯英曾得王羲之《十七帖》，帖中有“来禽”之语，故取斋号为“小来禽馆”。复因处明相李东阳（西涯）旧居李公桥之东，乃以“东涯老屋”命室名，自兹书法作品始有“东涯老人”之署。

张伯英所题匾额：

北京前门大栅栏“亿兆棉织百货店”

琉璃厂西街“观复斋”中“观”“复”二字与苏轼表忠观碑中“观复”二字比较，可以一窥张伯英书法风格的渊源所自。

琉璃厂东街“墨缘阁”的牌匾

张伯英艺术馆：

徐州“张伯英艺术馆”坐落在市南郊。馆名由国学大师启功题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