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李心机著《沂源山区从医记》节选之三
(2018-09-23 15:49:25) 李心机著 《沂源山区从医记》节选之三
18、拜严师
感谢上苍的眷顾，1978年秋，我考上了国家拨乱返正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的第一届研究生。10月25日我来到山东中医学院报到，成为山东中医学院有史以来第一次招收的研究生之一。
山东中医学院第一届招收研究生17人，我的导师是李克绍先生，与我同时成为先生这一届研究生的还有一位比我小10多岁的聪明学弟，他叫蔡绪江。这一年，先生只招收我们二人。因先生晚年名气越来越大，尤其在先生百年之后，名气更大，于是在前几年突然又冒出一个人，开始自称是先生的学生，慢慢地又演化成是先生的研究生，最后又逐渐演义成是先生的传人了。 这让《伤寒论》学术圈里明白这事的人们以及同仁们背后里讥笑。可悲的是其人还不知深浅，正在洋洋地得意着。而他的同届同门师兄却老老实实地尊奉着自己先导师，获得同仁们的尊敬与赞许。
导师李克绍先生1910年（庚戌年）生人，属狗。字君复，晚年自号齐东墅叟。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先生是一位善于独立思考，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他的同事评论他是“铮铮铁骨”。先生是一门心思放在《伤寒论》的学问上，终身几乎没有任何兼职(好象当过学会的挂名顾问)，先生曾笑着对我说：“我没有什么头衔。”先生的一生只有二职，一是教师，二是医师。
1978年，我是第一次当研究生，那一年我36岁。先生是第一次指导研究生，那一年先生68岁。先生属大器晚成，就在这一年的年初，先生的学术奠基之作《伤寒解惑论》在《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与第2期分为上下两部分发表，引起学术界同行极大反响，声誉鹊起。而在这之前，先生对《伤寒论》已默默地进行了20多年的深入思考与研究，《伤寒解惑论》是对20年来思考与研究的总结。1978年下半年《伤寒解惑论》正式出版时，先生是快70岁的老人了。
我曾冒昧地问过先生：“《伤寒解惑论》中的学术想思、学术观点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先生两眼直视着我，很严肃认真地说：“学中医我是自学的，1935年我25 岁在当时的烟台考取了行医资格，考了个第二名，第一名听说现在在烟台市中医院工作。《伤寒论》我年轻时就学过、想过，下过功夫，但总觉得还不是很深刻。中年以后曾听过两位学者的《伤寒论》课，不能说没有收获，但总是缺少满足的感觉，就象别人给你搔痒，总是挠不到最痒痒的地方，没有真正解决自己疑惑的问题，许多希望得到回答的问题，未能得到满意的答案。既然不能从外界找到答案，那就只能自己去找满意的答案，所以就自己钻研，一点一点，一句一句地去思考。在为你们62级上课的时候，就面临着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你们62级好问一些奇奇怪怪的、没边没际的问题，我得给你们讲清楚，总得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啊！”导师说到这儿，我联想到李老师在为我们62级讲课时的情景。我们班同学的思维都挺活跃，这在当时全校也是有些名气的。对同学们提出的没边没际的问题，李老师都是认真地一环扣一环地讲解，讲完了之后往往都是微笑着举起右臂，右手五指并拢向左一摆，同时用他那标志性的东海口音自信地说：“那仲景还有错吗！”李老师的这个习惯性动作与口头禅，全班男女同学几乎都会摩仿得维妙维俏。
李老师继续说：“于是我一边读书，一边思考；一边备课，一边上课。这样，慢慢地就形成了自己的想法。1962年我给你们编的《伤寒论讲义》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我说：“老师现在正式出版《伤寒解惑论》了，这是对您学术思想的总结啊，张佃民老师说，这是咱们学校建校以来的第一本个人学术专著，他说您是大器晚成。”先生听了爽朗地哈哈大笑，短短的白胡茬映衬得面色更加红润。先生平静地说：“嗯，佃民会看病，看病是把好手。不过他所说的‘大器’我是不敢当的，但‘晚成’这倒算是个事实。好象是柯韵伯说过，‘胸中有万卷书，笔底无半点尘者，始可著书。’所以要先多读书，再由博返约，这样积累到一定程度，自己的东西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这就和种庄稼一样，谷子长得不到时候就发黄了，看起来像是熟了，但用手一搓，全是秕谷，谷粒是空的。作学问与写书想早出名，这就像早早发黄了的谷穗，看起来好像是熟了，实际上却是秕谷。根本的问题是还不到火候，还缺少真才实学。”先生又说：“研究中医学，包括教书与看病，这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你看槐木多硬，因为它长得慢，你再看看梧桐树长得多快，所以它的木头很暄，有时还有空心的，这和做学问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另外，你过早地把不成熟的东西拿出来，一是让人家笑话，再是当自己发现错了或不完善，想改正都没机会。”我听了先生的这一席话之后，回去想了好久，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若没有一定的人生阅历，是难以参破那些一直发生在自己身边，却始终视而未察，未能领悟的奥秘。
先生的这一席话和这个形象的比喻，让我记住了几十年。当我写到这里时，偶想起陆游的诗句：“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少壮工夫”不可无，“躬行”则是必有的实践经历，“老始成”才能算是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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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一位慈祥的严师。第一次认识先生是15年前的1963年初秋。
1962年夏秋，济南地区下了一场大雨，洪水从南部山区直泄而下。因为山水沟排水不畅，洪水泛滥，使得我们1962年级入学延期，到10月份新生才得以报到。那时山东中医学院还没有固定的象样校舍，入学后不久，62级暂借位于济南市道德街的济南护校上课。来自省内各地的新生们的好奇心都是一样的，不久都知道了学校有一位讲《伤寒论》的李老师，挺厉害，讲课好，要求严格。当时只是闻其盛名而尚未见其尊面。
1963年秋，正是1962年级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济南的“小火炉”名声也果然名不虚传，夏秋时节，确实是炎热似火。新学期刚刚开始，记不清是星期几了，62年级50多名同学端坐在班级所在的（老校）西教学楼的阶梯教室内（此楼原是西医各教研室所在地，现已拆除，原地盖起省中医的扁雀楼），迎来了笼罩着几分神秘感的《伤寒论》课程的第一节课。教室外面走廊墙壁上的大电铃嘎然声响大作，很有些催人紧切的迫促感。铃声过后，教室里一片寂然，从教室前面黑板东侧的小门，走进来一位挺拔瘦高、庄重而略显威严的长者，短短的花白头发，白色细棉布对襟盘扣褂子，褂子略显得有些长。教室里刷的一声，同学们站立起来行注目礼，中间偶有桌椅移动的细声。先生稳步迈上讲台，面对前低后高阶梯教室里的学子们略微停顿，招手示意请坐。然后，先生缓缓转身，在黑板上一笔一画，横平竖直地写着，同学们瞪着眼，目不转睛地看着，当黑板上跃出三个拙朴的粉笔大字：“李克绍”的同时，先生用他那带有特色的胶东东海乡音，把自己介绍给他的学生们，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先生略微探身，面带微笑，和蔼地环视着台下的青年学子。那一年先生53岁。
上世纪60年代初，高教部部长蒋南翔提出加强“三基”，也就是抓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教育。学院徐云教务长为我们62级的《伤寒论》课设定了200课时，为的是要打好扎实牢固的理论基础。先生给62年级讲授《伤寒论》不是直接选用刚刚由四川邓绍先先生主持编写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伤寒论》二版教材。而是以二版教材的进度做比照，按教学计划跨两个学期用200课时，讲授自己设计的内容，这与教材的内容有明显不同。在第二个学期，学校教务处发下来《伤寒论》自编教材，同学们这才知道先生讲授的是自己编写的教材内容。当时同学们都普遍感到先生讲授的内容与二版教材的表述不同，因此大家都做了大量的笔记。为什么先生不完全照着二版教材讲授？同学们私下里也有些议论，但都不明白其中的底细。直至1978年，在三年的研究生的学习中，我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原来20世纪的60年代初，那时的先生还属于中年，曾参加卫生部委托成都中医学院举办的全国中医院校《伤寒沦》师资培训班，聆听过四川省邓绍先先生讲授的《伤寒论》课程，对《伤寒论》的重新温故与教学方法的提高大有裨益。
先生属性情中人，很有《九辩》之遗风，“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当然，这里的“先圣”我是指仲景而言。先生对学习班所讲授的内容并不是全盘接授，而是包容性的接纳，选择性的吸收。先生对学习班的感受似从未对人交谈过。在我读研究生期间，先生曾对我这个入门弟子用其一贯的风格，坦荡爽直、毫不隐讳地表达出自己对学习班所讲授内容的看法与观点。原来先生认为邓先生讲授的内容非常娴熟，但是过于拘泥成无己的见解，多是以成氏见解为是，仍未能脱离《注解伤寒论》的窠臼。说到底，讲的不是张仲景的《伤寒论》，而是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
这时我才明白了先生在为我们本科1962年级讲授《伤寒论》时，我与同学们心中都疑惑的问题：为什么先生不直接选用当时的《伤寒论》二版教材？原来先生认为二版教材基本上是沿袭成无己的解析。这在当时中医专业高等教育初创时期，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老一辈中医界学人，学习《伤寒论》时，既见不到赵开美翻刻的宋本白文，更见不到真正的宋本白文，能见得到或用来习读的多是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并旁及尤在泾、柯韵伯、张志聪、俞昌等诸说。于是在那个时代讲授《伤寒论》的课堂上，充斥日传一经、直中、经证腑证、标本中气等后世人的术语，不是引证成无己的话，就是引证柯韵伯的论说等等。而先生则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于是自己动手编写了体现自己学术见解的《伤寒论讲义》，用自己朴实的语言表达《伤寒论》中的深邃的道理。
上世纪60年代，不论什么课，在每节课开讲新内容前，是必有提问环节。一次，上课铃响，先生缓步登上讲台，放下教材与备课讲稿，抬起头来，提了一个问题，“请背诵某某条文”，××！被提问的同学站立起来，低头默然，背诵不上来。先生温和的说：“请坐”。其后，又一次《伤寒论》课，上课铃响过后，先生走上讲台，放下讲稿，头还没抬起来，遂即提问：××！被提问的是前一次提问未能背诵上来的那位同学。出乎意料，先生提问的仍是背诵前一次那个条文。一时间，教室里，鸦雀无声，被提问的同学站立起来，依然低头默然，片刻。先生说：“坐下”。又其后，再一次《伤寒论》课，上课铃响罢，先生缓步登上讲台，面向前低后高的教室内同学们扫了一眼，又开始提问，“××”！教室内的同学们刹时都紧张起来，我自觉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先生提问的还是那位同学，还是背诵前一次提问的那一条，被提问的同学站立起来，仍是低着头，还是默然。片刻，先生两手戴上老花镜，目光从老花镜上方注视那位同学，平静的语气中略提高了一些音量：“0分”！那时是实行五分制，最高分是五分，最低分是2分，根本没有“0分”档。先生真有些生气了。另有某同学，《伤寒论》结课考试不及格，春节过后，开学补考，仍用原来的试卷，仍不及格，得58分留级到我们班。先生对学生的要求始终不离“学”与“思”二字，先生常常说：“没有扎实的基础，还当什么医生？”
10年后的1978年，再见到先生时，先生早已过了花甲之年，比中年时也略显胖了一些。我有幸能重新踏入母校的大门，重新静下心来再读书，这是我人生难逢的机遇，激动之情难以言表。凡是教过我的老师，只要见到我这个老学生，都表达出欣喜、鼓励之情，并寄以厚望，先生们见到我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心机啊，你这次回来是轻车熟路。”我听了这些鼓励的话，既亲切兴奋又感到压力与紧张。先生们越这样说，我的压力就越大。既然先生们都认为我这个老学生是“轻车熟路”，并寄以厚望，那么我这个“老学生”就必须做出优异的成绩才能对得起各位老师，才能不辜负老师们的信任与厚望，如果我达不到先生们的期望，有何脸面面对老师？我从导师的言谈与眼神中也看出先生对我的期望。那时先生的学术研究正在盛期，在中医学术界声誉极高。我若不能成为“高”徒，何以对得起面前我所仰视的这位“名”师！导师的严厉，我是有体会的，是记忆犹新的，我怎么会没有压力呢？
于是压力一天一天增大，我自己常常在问自己，我能写出一篇让导师满意的毕业论文吗？这个问题从开学第一天开始，一直在我脑子里缠绕。
某天，在与先生闲聊时，我很随意地说；“老师啊，上大学时同学们都有些怕您，您知道吗？”先生听后，瞪大眼睛看了看我，眼神中透出几分幽默，哈哈大笑，“怕什么！我是老虎吗？”说完自己又哈哈大笑。说实话，先生真有几分威严，再加上先生教学严谨，一丝不苟，对学生要求严格，在老山东中医学院的那个时代，在全校是闻名而又闻名的。读本科时，同学们还真是有点怕他，同学们都怕他，我能一点都不怕吗？所以我刚刚来校读研究生时，心中总有些忐忑不安。
终于有一天，我被这些压力压垮了，我这个10年不离大山的，不太懂世事的，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农村基层医院的医生终于病了。但并没倒下，我心里明白，我患上了轻微的抑郁症了，我开始有些心神不定，偶尔会有些坐立不安，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每一天过得非常的慢，心中计算着3年大约1000多天，这样一天一天的熬，是何等漫长而艰难啊！这如何了得！于是我开始有意放松自己，我放下了《伤寒论》，在图书馆里找到一本大部头的小说，美国人赫尔曼?沃克写的《战争与回忆》，这是一部上下集有世界大格局、大气势的二战小说，上至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下至普通士兵、犹太家庭，从日本轰炸珍珠港、战列舰沉没到欧洲第二战场，场面气势恢宏，书中的丰富内容，紧张的情节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同时我还利用这个时间，集中读了一些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编辑的《中国哲学史》与《自然辩证法》，一方面释放我心中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恶补了一下这方面的知识。经过一段时间的刻意调整，抑郁症彻底好了。
不久的一天，我与绪江师弟相约去拜访先生，先生极为高兴，说了许多鼓励的话。我们向先生请教学习《伤寒论》的门径，先生说：“学习《伤寒论》得先读白文，特别强调不要先读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因为那是成无己个人对《伤寒论》的理解，对也好，不对也好，那都是成无己的看法，初学的人不宜读，如果你先读了这本书，就会有先入为主的毛病。这样以来，你学的就不是《伤寒论》，而是学习《注解伤寒论》了。成无己的注解是有错误的，比如“传经”，就是从他那里传来的。后世人都跟着他说“传经”，贻误后学啊。”
先生说：“读白文，得硬着头皮读，读熟了，再慢慢地理解。”先生特别强调要“读于虚字处”，要“读于无字处”。
对于“读于虚字处”，尚可理解，但对“读于无字处”，这话过去听说过，但从导师口中说出来，则是训诲，是要求必须做到的。从导师家中出来，我与绪江师弟仍在讨论、琢磨这个“读于无字处”的含义，多有些懵然。绪江师弟说，不管怎样，咱们还是先从“有字处”读吧。
我与师弟蔡绪江（左）
于是我师兄弟二人开始了天天早晚、课余时间诵读《伤寒论》原文的日子，他年轻聪明，很快就背得烂熟了，我虽然在读本科时曾按先生的要求背诵过大部分条文，但时过10年，荒疏了不少，因此还得老牛慢车，温故知新。后来背诵原文的功夫，受益了几十年，主要是这时的“读于有字处”练就的。
怎么去“读于无字处”呢？心中仍在琢磨，不得要领。过后的又一次与绪江师弟拜访导师，坐定后，先生大声开讲，先生引孔夫子的话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书不能呆涩，思考不能妄意。“学”则读在无字处，“思”则明辨是与非。如果不扎实读书、不认真思考《伤寒论》原文精神，而是去读前人的旧注，那就可能会误入歧途。旧注家的错误就是脱离实践，凭空臆想，挖空心思，牵强附会。对这些旧注，如果你不能分辨正确与错误，把前人的一些错误的注释当成正确的理解、学习，那你就学不到《伤寒论》的真正东西。前人的注解，有一些是真知灼见，不是不可以学，但是，要知道这些注解中，也存在一些不正确乃至错误的见解。所以只是读前人的注解，而自己不去用心思索、辨别，那么你就容易被前人的一些错误观点牵着鼻子走，那就是“不思”而“罔”。如果你不扎实学习《伤寒论》原文，只是凭着一知半解的条文词句，胡思乱想，东拉西扯，那对《伤寒论》来说是一种流毒危害，对自己来说必是一无所得，一事无成，这就是“不学”而“殆”。先生常常把后世人对《伤寒论》的误读谬解称之为“流毒”。先生自己读书每遇难解之处，从不放过，总是苦思冥索，直至得到自己满意的答案，方肯罢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也是先生自己治学的体会。
先生讲的道理非常深刻，但我还是没有完全解决怎么去“读于无字处”的问题。进入到专业课学习阶段，先生用毛笔题字，赐予1978年10月刚刚出版的《伤寒解惑论》，绪江与我各得一本，我俩喜出望外，爱不释手。
我开始终日捧读，一日读到“读于无字处和语法上的一些问题”一节，先生写道：“读于无字处，就是说要从原文的简略处下功夫，找问题。因为古人的著作，有时略去人所共知的一面，而只写人们所不知的一面；有时只写突出的一面，而略去普通的一面；有时只写其中的某一面，而那一面由读者自己去体会。”先生又举了第187条为例，指出文中省略“小便不利，大便不硬”这两个症状。读到这地方，我恍然大悟。明白了“读于无字处”的方法。
先生也会议论到别人的不足，如有一次先生依中医系的按排，听某位中年女老师的课，后来对我说，这位老师不会讲课。当然，这些也只是聊学问过程中的一丁点儿花絮罢了。
先生在不同场合、多次特别点拨我：“读《伤寒论》一定要以白文为主，旁及《神农本草经》、《金匮要略》，要咀嚼吃透，这样才能常读常新，读出自己的体会，古人旧注良莠参杂，初学者难以辨识，反而会先入为主，容易为其所误”。先生谆谆教导，要求我多读多想，独立思考。先生的期望，先生的面命耳提，犹醍醐灌顶，引领我走上《伤寒论》学术研究之路，使我在《伤寒论》学术研究方面走上正轨。
刚刚入学时，我曾硬着头皮认真地、反复研读不久前分别发表在《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与第2期上的《伤寒解惑论》，但是，总是有许多地方读不懂。经过这一段时间对原文的背诵，当原文熟悉到一定程度，能够前后融合之后，再读导师赐予的《伤寒解惑论》时，感觉就大不一样了，这就象梁启超先生表达读书后感觉触动极大的那句话：“若受电然”。我心里想：“书，原来是这样读的啊！”读了《伤寒解惑论》之后，《伤寒论》中，许多原本不明白的问题，突然明白了，有了迎刃而解，豁然开朗的感觉。
有了思路，我开始了潜心读书、思考。那时先生主编的《伤寒论语释》还没有出版，先生把底稿全部拿出来，当作教材让我研读。我利用这个机会，昼夜抄录，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全文的抄录。我一面抄，一面思考、琢磨，抄完了，也读完了，书中所蕴涵的学术思想与方法深深地扎根于我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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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语释》1982年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从自编教材《伤寒论讲义》到《伤寒论语释》，是先生从中年到老年，从思考到总结，中间经过《伤寒解惑论》的锤锻，学术思想不断升华、日臻成熟的过程。我通过再读60年代初的自编教材《伤寒论讲义》、70年代末的《伤寒解惑论》，再读80年代初的《伤寒论语释》，终于明白了《伤寒论》的原本含义，也大体上明白了后世许多注家的注释有哪一些是正确的，哪一些是歪曲了原文的本意。
毕业论文的无形压力依然持续存在。入学以来，除了上必修课之外，课余时间多泡在图书馆里。我从一篇文章中得到了启发。
文章中说，某大学学自然科学的W姓年轻学者，为了了解本学科的研究状态与动态，翻阅了近百年来的本学科专业杂志，从中得到感悟。于是我借鉴他的这种方法，运用浏览与精读相结合的方法，几乎翻阅了图书馆馆藏的全部中医期刊中关于《伤寒论》理法方药的论文，并作了大量的卡片，目的是了解从上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近20年来，《伤寒论》研究的状况、动态与形势。阅读了馆藏的日本近、现代关于《伤寒论》的研究专著与论文，从中我逐渐地感觉到，近百年来，《伤寒论》研究大体上做了三项工作，一是基本上围绕着成无己《注解伤寒论》转，没有脱离《注解伤寒论》，是以《注解伤寒论》为主线，参杂以张志聪的气化理论以及尤在泾的分类、柯韵伯的发挥等，几乎所有的话语与说辞都离不开成、张、尤、柯。唯独没有研究者自己的东西。二是用集注的形式，把选取几家、十几家乃至号称百家的注解，集于一体。或略加寥寥按语，以表达哪家注解更显得合理。在前人注解的面前，唯唯诺诺，没有自己的见解。三是出口转内销，大量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古方学派的成就，被介绍到中国。
先生一反既往的“注不破经，疏不破注”随文敷饰之传统，大胆地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开《伤寒论》研究新风气、新方法之先河，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我得出了初步结论，长期以来，《伤寒论》研究的主流，基本上仍然未能脱离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的窠臼。而《伤寒解惑论》虽然是一本部头很小的小书，但在方法上，理论上重起炉灶，开《伤寒论》本旨研究之濫觴，在方法与理论上都具有开创性。
当对先生的学术思想渐渐地有了较深入地理解之后，我自己在学术研究上也逐渐有了踏实地起步，学术上的收获、体会慢慢地充实、丰满起来。在继承导师学术思想的基础上，《伤寒论》逐渐在我的心中形成了自己的立体图象。
撰写毕业论文的事，在我的心里渐渐地提到了“日程”上。先生勤于著述，经常有学术论文见于国内各专业期刊与学报，所以我想向先生请教撰写论文方面的学问。一日说起这个话题，先生说：“写好学术论文，得先读书，书读多了，就知道那些是正确的，那些是不正确的。若你读的每一篇文章都没有体会，都觉得很好，读不出其中存在的问题，那是你没深下去，或是你知识不足，学问还不到火候。”先生又说：“这就象一个教师，若不论什么样学术观点的教材都能讲，这肯定是一位没有学问的教师。”先生说着，拿起手边的一本1979年的《新医学杂志》，对我说：“这一期中有一篇文章叫《冲脉初探》，文章的名叫‘初探’，探得不深入，没探下去，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冲脉粗谈》，文章我已经给了咱《学报》了，估计下期可能发表。”说着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论文底稿对我说：“你可以先拿回去对照看看。”先生谈兴犹浓，笑着又对我说起前一年写的那篇《读“<</span>金匮要略>析疑三则”》的事：“那是我读了李今庸先生的文章后，有感而发。”又过了几年，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末，先生参加国内一次学术会议归来，我去看望。先生对我说：“你猜我和谁住在一个房间？”我反问：“和谁呢？”先生说：“我和李今庸教授一个房间，原来李老师是高度近视眼，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搞学问的人。”我问：“说起当初您和他‘商榷’的事了吗？”先生说：“没有，那只是学问上的不同见解罢了。”
关于写学术论文的“技巧”，先生有一句话，让我不忘。先生说：“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写出来的初稿一开始看，可能不象个东西，但是，只要有思路，有论点，那么反复的修改，就能写出好论文来。”
我是笨鸟先飞，在研究生二年级的下半学期，这正是1980年的上半年，我开始在“心里”构思毕业论文的“图象”，并且不停地修改、强化自己心中已初步形成的立体图象。我把先生《伤寒解惑论》中的“三阴三阳和六经”这一节所论述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与丰富，并试图提出我自己的见解，论文命之曰《论伤寒论之六经》。利用1980年的暑假回沂源县中庄医院探亲的时间，我把脑子里尚处在模糊中的论文图象，勾勒出眉目比较清晰的大纲，再根据大纲写出章节大意。在暑假期间，在中庄医院15平方米的小屋里冒着暑热与晚上蚊子的叮咬，汗流夹背地写出了近万字的论文初稿。开学后，在国庆节的假期，我又在学校里认真地修改。修改后我请我的那些大学长们如徐洪文、刘持年、刘承才等各位老师审阅，他们都很关心、爱护我这个小学弟，我想听听他们的真实意见，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我的原稿上提出了切中肯綮的意见，包括措辞、层次与理论构建方面的很好建议。
我当时的要求不是很高，最低的要求是不能在答辩时出“洋相”，我得对得起我的导师，对得起那些关心着我的老师们，我都是快40岁的人了，丢不起那个人啊！这些都是我当时心里的真实想法。这段时间，我静下心来，再一遍一遍地修改、修改再修改。直到改得自己觉得差不多，我放下了论文的修改稿，我让它沉淀一下，淡化思维定势。我又放松了一段时间，不久1981年新年到了。新年期间我留在学校，重新认真地阅读《伤寒解惑论》，从中寻求灵感，捕捉瞬间闪烁的思维火花，我把这些新的想法陆续补充到修改稿中。新年过后，不久春节放假，假期中仍然忙于论文的修改。春节过后，新学期开始，1981年3月13日我的论文初稿完成。我认真地阅读了几遍后，第二天是周六，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来到导师家，把我撰写的论文《论伤寒论之六经》初定稿呈上，请老师审定，看看毕业论文这样写行不行。我针对文稿的构思、论点、论据等方面的问题，简要地向先生汇报了一遍，先生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载上老花镜看了起来，我知趣地告辞了。
过后的几天，我是在忐忑不安的情绪中度过的。我曾想，若导师那里通不过，我该怎么办？这是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从阅读中筛选出来的选题，若有大的变动，可就前功尽弃了。我在不安中度过了半个多月。
半个多月过后，我还是带着不安的心情又去拜见导师。一进门，老师回过头望着我，我自感我是一脸局促窘相，我正想从导师的眼神中寻觅一点关于论文的迹象，先生却是笑吟吟地说：“你的论文我看了，我看了三遍，第一遍没看出眉目来，后来又看了二遍，看明白了。行！写得好，大体就这样了，个别地方再修修就行了。修改意见我都写在你的论文后面，你回去认真地对照一下，再想一想，该修改的地方再完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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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恩师李克绍先生在南京留影
我一听，心里一直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喜形于色，连忙感谢这些年来老师的教导，这几年先生耳提面命，费心费神，尤其是《伤寒解惑论》为我提供了思路，若没有《伤寒解惑论》的启发，我根本写不出这篇论文。我心里暗暗地松了一口气。我又和先生聊了一会，按奈不住内心的兴奋，我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宿舍。当天的晚饭，我是在共青团路上的青年饭店小楼上美美地吃了一顿三鲜水饺。
我跟据导师的意见，对论文再进行反复修改，相继完成了第二稿。在第二稿的基础上又进行修订，并工整地全文誊写一遍，于1981年4月5日深夜完成了第三稿，这一天是星期日。因为我是笨鸟先飞，所以我的论文起步早，完成得也比较早，压力释放得也早。完成了第三稿之后，再修改的余地也就越来越少了。因为毕业论文需要评委先阅读，再听研究生当面宣读，所以最后我给自己定的修改目标是论文的逻辑、修辞、语气以及标点符号等，必需看起来要顺眼，读起来要顺嘴，听起来要顺耳，我本着这个目标，又把论文全文润色了一遍，于1981年5月11日正式定稿。
1981年6月16日我的导师李克绍先生郑重地一笔一画地在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申请表》上签署了评语：
“全文探本溯源地论述了‘六经’这一概念的发展过程及其理论基础，既强调了个体差异，又体现了六经的整体观，并以恒动观点对六经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从理论上基本概括了《伤寒论》的内容，这都是本文的独到之处。最后一段，‘以六经铃百病’，虽非作者的创见，但能旁征博引，使理论结合临床，亦属可贵。同意参加答辩。”这时已临近研究生三年级的第二学期期末了。
不久，1981年的暑假到了，我回到沂源县中庄医院，冒着酷暑，在我那狭小的石头居室里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反复阅读、朗诵论文，虽然还背不下来，但内容非常熟悉，读上一句，必知道下一句，心里轻松多了。8月下旬开学不久，于1981年9月22日上午，学校组成由周次清老师任主任委员、特邀北京中医学院刘渡舟老师、南京中医学院陈亦人老师、我院徐国仟老师和我的导师李克绍老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
不久学校跟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颁布的学位条例，对我校首届研究生毕业答辩获得优秀等级的毕业生授于医学硕士学位。我于1982年4月29日被授于“文革”后国家首批医学硕士学位，我的人生开始了新阶段。
几十年来师恩难忘，铭记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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