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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7 21: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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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新儒学
最近，“海派新儒学”的一些文章在网上流传，比较吸引眼球，其代表人物是同济大学的曾亦教授，以及近年来在网络上较具影响力的齐义虎。齐义虎出生于1978年，获复旦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现任西南科技大学讲师。
如果可以称为流派的话，齐义虎属于“海派新儒学”，其博士导师为同济大学以治公羊学闻名的曾亦教授。齐义虎自称与导师研究的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近十几年大陆兴起的一股学术潮流，承袭孔子政治理想，精研春秋公羊学，区别于港台新儒家的“心性儒学”或“生活儒学”，因每每与西方政治学进行对比研究，被学术界称为“海派新儒学”。
自晚清废除科举后，儒学就慢慢离开了政治舞台。孙中山的革命党，吸收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使共和深入人心，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儒学“外王”的现实基础，袁世凯称帝失败即是佐证。五四运动以后，政治形势使得儒学的研究中心转移到港台，并日益缩小到“心性儒学”的范围内，这批学者被称为新儒家。
儒家讲修齐治平，起始点在个人品性修为，更大的抱负在救世济民，影响政治，如孔子最大理想就是“天下归仁”。在齐义虎看来，中国自晚清开始的西化，在政治、司法、教育、学术、媒体，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很大的流弊。必须加以廓清，正本清源，让传统儒家文化来净化世道人心。据介绍，他这几年的思考，重点都在于如何发掘中国儒家智慧，来解决人类的制度性焦虑，扭转他们眼中日趋恶化的人类文明。
他的文章和访谈里，充满了对当下社会现象的批判、思考，并提出了很多让普通人咋舌的“药方”。比如，针对当下社会种种家庭伦理问题和家庭教育，他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提出了《家庭复兴计划提纲》。又比如，他强调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应该对现代社会的危机有所担当。他们从人的社会关系中来理解人性，把人看作是一种社会关系中的存在，将社会关系的改变看作是完善人生命的先决条件，不认同西方话语体系中的自由和民主。
有记者问：修齐治平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主题。但进入现代社会后，个性解放、独立自由渐渐在超越这一点。家庭教育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和价值取向。现实不断爆发出一些危机，比如新闻中父不父、子不子的情况出现。您提出的家庭复兴计划，有怎样的思考和感受呢？
齐义虎回答：现代社会是二元结构，一端是国家，一端是个体，在强大的国家面前，个人很微小，很容易呈现两极化，要么走向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要么走向极权主义，缺少中间桥梁。而修齐治平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重要之处就在中间这个桥梁。现在很多人骂儒家传统是专制极权，其实是误解。
在儒家的制度设计下，不可能出现极权。因为国家并不直接管理个人。国家管的是地方，家族内部自己管理。到现代社会，这个桥梁中断了。
五四以来就是打破家庭，反抗族权、父权，奔向自由恋爱，投身革命。救亡时期，这种极端可以理解。但当社会进入常态期，这个模式就暴露出很大弊端。这是我思考的出发点。
其次是心灵安顿的层面。中国的家庭概念跟西方不一样，是代际传递的，父子之间叫天伦，而现代家庭概念从西方来的，核心是夫妻关系。在传统，人死后，牌位进入宗庙，后代子孙祭祀，可以永恒“存在”，“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但在西方文化的观念中，每个人面向上帝。一个人死了是去上帝那里或者地狱，跟子女没关系，子女组建的是另一个家庭。西方人的心灵安顿是要到教堂寻求的，而中国人只要有祠堂。
中国人不怕死，更多是生的文化，“天地之大德曰生”。家庭，是一个维系人类生命持续的精神纽带。如果我们重新挖掘家庭的深层价值，中国人可以从中找到生命永恒的慰藉，安身立命。
这可以帮助我们抵御虚无主义。
记者又问：您多次就公共事件在网络发声，2015年蒋庆先生发表《只有儒家能安顿现代女性》引来诸多争议，您发文力挺。您看来，儒家才能安顿现代女性，是事实陈述，还是价值陈述？
齐义虎答：现代人说女性应该追求经济独立，追求个人生活品质，反过来就认为传统女性很悲惨，觉得相夫教子就是人格不独立等。其实是误解，是在西方话语体系下的误判。
从一个人的角度讲，什么叫安顿？现代人看重成功，拼事业、挣钱。但中国古人讲，成功之前先要成德，“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讲安顿，首先在安顿自己的身心。
我们把成功也理解错了。古人讲成功，是自己为这个社会作出贡献，而今天的成功，是我从这个社会获得的回报最大。
儒家讲男女有别，首先是男女之间的自然差异、生理差异，这是无法抹杀的。
在性别差异基础上，分别安顿，而不是用一个统一的抽象的模式，男女获得安顿的途径是不一样的。女性在人生不同阶段，做一个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就是最大的成功。
海派新儒学的确给了我们以新的启示，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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