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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欣逢好友邓君寿辰，备礼相馈，以表贺意。斟酌再三，我友近年参研金经、深悟佛法，何不精制一套传世古籍《金刚经》最善本之原色、原寸复制品相赠？《金刚经》是早期大乘佛教经典，属《大般若经》，亦是禅宗的两大典籍（《金刚经》、《六祖坛经》）之一，我国通行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本。

 

    正巧前些年曾帮博物馆制作过古代书画名迹复制品代展，熟稔此道。寻得真迹直扫最高精度数字底图、微喷专用宣纸，Photoshop对比真迹原色反复调图，爱普生艺术微喷机原尺寸高清印刷，再请最好的装裱师傅精裱成手卷，黄缎包裹、香樟木盒盛放……于是如临真迹的两卷敦煌古本《金刚经》唐代手卷复制品便诞生了。

 

    这两卷《金刚经》最善本是：1、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金刚经》雕版印刷手卷（完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雕版印刷品，扉画曾选入中学历史课本，今藏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2、唐仪凤元年（公元676年）《金刚经》写经手卷，是武则天为母祈福命人抄写的《金刚经》珍本（卷首残），今藏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

 

http://s16/mw690/003A5e7sgy6RDvI0evlef&690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王圆箓（1850—1931），斯坦因拍摄，1907年。

 

http://s6/mw690/003A5e7sgy6RDwxcEvP45&690英国考古学家、敦煌文物劫掠者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

 

    敦煌在中国汉唐时期是丝绸之路的重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时任敦煌莫高窟的管理者、道士王圆箓，雇用敦煌贫士杨果在清理第16窟时，发现墻壁后面有一个密室，洞内满是各种佛教经卷等文物，总数量约5万余件。

   

    这些珍贵文献用多种文字记载，有汉文、藏文、梵文、龟兹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 康居文等,简直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古代博物馆。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当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后，他找到王道士，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取得了王的信任。

 

    斯坦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之时，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又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斯坦因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弄得斯坦因束手无策。

 

    后来他了解到王道士对唐僧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玄奘的崇拜者，并欺骗王圆箓(王道士)说，他是沿着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中国取经的（斯坦因确实精心研究过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这本书对于他的西域考古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这一招很灵，是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道士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坦因显然只是为了达到骗取藏经的目的。

 

http://s12/mw690/003A5e7sgy6RDwP4CzV9b&690敦煌千佛洞内景，右上方为藏经洞小门。前方的经卷是王道士卖给斯坦因准备运走的。斯坦因拍摄，1907年

 

http://s2/mw690/003A5e7sgy6RDxc1eE1c1&690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盗走的部分经卷，斯坦因拍摄，1907年。

 

http://s11/mw690/003A5e7sgy6RDx6qvWi4a&690斯坦因拍摄的敦煌县城照片（车上载的是他盗走的大批敦煌文物），1907年。

 

    于是斯坦因就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他最终只用了200两马蹄银，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带走。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圆箓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这些藏品大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近年来由于该馆对中国文物的保护不力甚至遭致失窃，因而受到不少指责。

 

　　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他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菁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在此之后，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又相继盗走了敦煌的大批文物。以上这组百年老照片，选自斯坦因所著图文本《西域考古记》，为我们揭秘了那些盗取中国敦煌文物的文化强盗真容。也使我们格外珍惜今天这些见之不易的敦煌唐代佛经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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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咸通九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经》之王）

水墨纸本  经卷  规格：27.6 x 499.5 cm   装裱后全长6米

原藏大英博物馆    现藏大英图书馆    编号：Or.8210/P.2

 

    唐懿宗咸通九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有确切题款纪年的雕版印刷品，见证了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的辉煌。亦是我国古代汉译《金刚经》之传世最善本，有“《金刚经》之王”的美誉。

 

    该经1900年出土于敦煌藏经洞（莫高窟第17窟），由莫高窟当时的管理者、道士王圆箓意外发现。经卷卷末刻印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阶为二亲敬造普施”字样。1907年被英籍犹太人斯坦因盗骗，曾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现藏大英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

 

    这卷《金刚经》全长499.5厘米，高27.6米。共8纸。前7纸纸张相同，其中第1纸为木刻扉画《祗树给孤独园》，内容是释迦牟尼佛在祗园精舍向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故事；第2纸到第7纸为雕版木刻《金刚经》全文。第8纸乃利用废弃残状所接拖尾。尾有原轴，两端涂黑漆，顶端点朱漆。

 

    唐咸通九年，就是公元868年。它比欧洲最早的木刻版画《圣·克利史朵夫》（德国，1423年，现藏曼彻斯特。莱德斯图书馆），早了整整555年。

 

    这卷《金刚经》图文风格凝重、端正大气，印刷墨色清晰，雕刻刀法纯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刊印日期的印刷品，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金刚经》的最早刻本。英国大英图书馆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书籍。为世界级重要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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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正在展阅此次复制的唐咸通九年《金刚经》敦煌本手卷，笔者摄影。

 

    卷首扉画长28.5厘米，左上角榜书“祗树给孤独园”，描绘佛祖释迦牟尼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向四众弟子宣说《金刚经》。有单线边框。扉画中央释迦牟尼身着通肩袈裟，正结跏趺坐在莲花筌蹄上说法。上有天盖，配以翠叶，或为“祗树”之意。左右有护法金刚。前有一桌，盖布垂地，中铺长条花毡，桌上放置香炉等供养物。地铺方格七叶图案地毯。桌前一比丘脱鞋胡跪于尼师坛，正双手合十问法，旁作榜书“长老须菩提”。

 

    释迦牟尼两侧有四众弟子16人，分别为国王、大臣、女众、僧人、菩萨，除僧人身着袈裟，其余均着华装。诸人合十恭立，肃默听法。上有两天女散花，盘旋于上；下有双狮子听经，躺卧于下。构图繁简得当，人物表情生动，刀法纯熟细腻，线条圆润流畅。无疑属于版刻艺术成熟期的作品。

 

    刻本《金刚经》的经文部分（扉画除外）为6纸，每纸70余厘米，四周单边，框高23.7厘米。首有净口业真言、奉请八大金刚等前仪5行；尾有真言4行，题记1行。题记作：“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通卷文字秀美、唐楷风格浓郁，刀法洗练，墨色均匀。咸通九年为公元868年，距今已1100多年。手展此卷，不能不为唐代雕版印刷术之高超所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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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唐仪凤元年《金刚经》写本
——武则天钦命宫廷书手抄写的《金刚经》善本

 

北新690号（散0656）《金刚经》  唐代仪凤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手刘弘珪写  判官李善德  使阎玄道（唐代大画家阎立本之侄）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是武则天为母亲祈福而命宫廷书手抄写的经书，抄写于唐代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十一月。纸为厚潢砑光纸，残存十纸，第一纸残存近半，脱去二纸多。1954年2月11日，唐抄本《金刚经》入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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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咸亨元年九月，武则天生母杨氏去世，其时，武则天已经取得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她为了给已逝父母做功德，发愿写《金刚经》、《妙法莲华经》各三千部，《金刚经》为一卷本，《妙法莲华经》为七卷本，若全部完成，当写有《妙法莲华经》二万一千卷，《金刚经》三千卷，真可谓一项浩大的工程。

 

    为了完成这一工程。她首先将长安修祥坊中杨氏旧宅舍为太原寺，调慧立任寺主、道成任上座，可能同时也调集了一批高僧进入太原寺，筹备抄写《妙法莲华经》及《金刚经》的工作。隋唐时代，主人故去后，舍宅为寺是一种追福的形式，武则天也未能免俗。

 

    其次，武则天任命虞昶为使，向义感为判官，调集门下省、秘书省、弘文馆、左春坊等机构的楷书手专任抄写工作；同时，又调集西明寺、大总持寺等长安城中至少十七座寺院的僧人担任经卷的初校、再校、三校。为了郑重，专门由宫廷调集或新制一批厚潢砑光麻纸作抄经之用，笔、墨及装潢用料或由皇家供给。

 

    第三，从现在已知的资料判断，这项抄经工作持续了至少六年，因为目前所见时间最早的一卷写经抄于“咸亨二年五月廿二日”，最晚的一卷写经抄于“仪凤二年五月廿一日”。从敦煌藏经洞已发现的53件写经判断，三千部《妙法莲华经》及《金刚经》可能全部抄好后下发到州县，只是不知此抄经机构何时结束。这批写经中的一部分流传到甘肃敦煌，赖敦煌石室得以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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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这批经卷后的写经名单可知，最迟从咸亨二年(671年)开始，虞昶担任写经使，负监修写经之责。上元元年（674年）十月十日，虞昶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虞昶共担任写经使三年多时间。

 

    在现存53件宫廷写经中，以虞昶为使的计21件，其中《妙法莲华经》14卷，《金刚经》7卷。

 

    虞昶的继任者是阎玄道，虞昶是书法家虞世南的儿子，阎玄道是画家阎立德的儿子、《步辇图》作者大画家阎立本亲侄，他们同为初唐名臣之后，选择他们为写经使可见武则天对这次写经的重视程度，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出色地完成了这次大规模的写经工程。

 

    对虞昶和阎玄道来说，这次为时数年的写经使的经历只是他们人生中一段小小的插曲，是他们无数敕令差使中的一件，甚至阎安贞在为父亲阎玄道写墓志时都不曾提到。这批写经随即发往各州县，而1200多年后，其中的部分最终因为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而重现于世，以精美绝伦的书法震惊了世人！

 

    这批经卷每一件都是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瑰宝，而虞昶和阎玄道——这两位名不见经传的唐代高宗朝写经使，终于因此名垂青史！（本文配图除黑白历史照片外，均为笔者原创摄影，为防别有用心者盗作他用，全部图片都加载了水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