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庆忠：《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可持续发展》

首先感谢论坛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做这样一个发言。同时，也很高兴滋根20周年庆典能够在中国农业大学举行，这对农大来说是非常荣幸的。这个题目是我的同事何慧丽教授给我出的。在学校里她是我的院长，我是要听令的。我最近几年一直在关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中国的实践，也许对于在座的各位，这种遗产类型还很陌生，我希望能够把它稍微讲清楚一点。

先来谈谈乡土中国。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中国文化历来被称为乡土文化或者是五谷文化。也就是说，在人和土地之间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循环，人因土地而生，人死后又要回归土地。人和土的循环过程构成了我们整个生命的链条。基于这样的认识，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提出了“乡土中国”这个概念。他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是靠土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天性里都带一份土性，而且一直封闭在与土地的循环之中。这种循环突出表现在：一方面国家的收入要靠田赋；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要靠农产，离开了土地就没法生存。这持续了几千年的生活状态到了21世纪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2006年中国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生活更多的是依靠农业外的收入。在这个时代里，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里的诸多文化要素突飞猛进，深度影响到了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从而改写了整个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离土”也因此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那么，“离土中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的乡村又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呢？“土地的黄昏”，这是作家形象的比喻。在这个时代里，农民离开了家乡，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他们迫于生存的压力背井离乡，他们也因此失去了土地，失去了施展农耕技术的空间。这种变革的结果也就必然地造就了农业文化被无视或者被淹没、被尘封的现实。与此相对，凯歌高奏的城市化已经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7311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53.73%。在这个“漂移的社会”里，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6894万人。这些数字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标识，也是乡村处境的真实写照。

当农业文明遭遇工业文明，当全球化和城市化业已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发展观念的时候，农业和农村的凋敝就是历史的必然。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想追问的是，乡村在这个时候真的黯然无光了吗？还有没有一种现实可行的路径可以拯救我们的乡村？面对一个又一个已经消失和行将消逝的村落，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村落到底意味着什么？作为农业文化载体，传统村落是农耕时代的物质见证，它所呈现的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是在当地人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基础上，经由他们共同的记忆而形成的文化、情感和意义体系。因此，它在当地人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中始终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组数据以及其背后的事实。2000年我们的乡村拥有自然村落363万个，到了2010年的时候总数已经锐减至271万个。如果我们把数据细化一下，十年间消失了92万个自然村，也就是说每天有252个村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了。这就是城市化的战果，但它是我们翘首以待的现代化的结局吗？

乡村消失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我觉得是文化失忆。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记忆，它真的就不会生存了。试想一下，如果今天我们突然间失去记忆了，明天早上你再度醒来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姓名，不知道谁是爸爸妈妈，对生活的环境也全然无知，结果会是怎样？我们把过去都忘掉，也就意味着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生存。以此观之，一个家庭除了父母的那份亲情之外，如果没有共同的生活记忆，那家庭的情感靠什么维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一样，如果对过往的历史缺乏最基本的记忆，国家就无法发展，民族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因此，与村落一并消失的，是我们一代人或几代人共同的社会记忆。最近几年，我极力倡导抢救民间记忆，把它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急切的工作，就是因为那些记忆可能在转身之间就会消失，就会永久地与我们告别了。

2012年和2013年的两年里，我曾与朱启臻教授和熊春文教授一起研究乡村教育。在河北、河南的调研中，我感触最深的是6岁的孩子就寄宿了。我们可能无法想象在撤点并校、优化教育资源的同时，乡村的孩子到底失去了多少家庭的温暖和可能影响其一生的家庭教育。从他们住校之日，便与他们生活的家庭和乡村彻底地背离了。我们所到之处，都有极佳的自然风景，但遗憾的是，那里的孩子很早就寄宿，只有周末才回家。出于安全的考虑，老师也不敢带学生外出。万一出事，一辈子饭碗就砸掉了。对于孩子们来说，远山固然漂亮，近水固然清澈，但是没有机会亲近。其结果是什么？是他们对乡村的毫无感知。他们忘掉了什么？忘掉了与成长相伴的家庭记忆。也许我们并未留意这样的事实——每个孩子的举手投足都有父母的影子，外公外婆讲的故事可以让寒冷的故乡变得温暖。然而，奔赴县城的求学与留在乡间的寄宿，都让家乡变得茫远。他们不知道村外的山川河流，未曾问津家乡的历史文化，也不了解乡村基本的礼俗，他们几乎生活在一个缺乏记忆的世界里。更为可悲的是，乡村文化在这种人为的遗忘中变成了废弃之物，殊不知中国文化就活在乡土社会的日常之中。这份日常构成了老百姓迎生送死的节奏，正是这样的过程谱写了乡土文化最为丰厚、最富有人情味的乡土习俗。然而，如是这般的乡村故事被冷漠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不伦不类的城市符号。

面对乡村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感慨，乡村文化面临着深刻的危机，我们已身处集体失忆的时代！那么，在这种场景下，有没有一条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呢？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e Heritage Systems，简称GIAHS）保护项目，就是一个重要的契机。这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2002年发起的一项大型的国际计划，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促进地区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简单来讲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生物多样性；一个是文化多样性，包括它的人文生态系统；再一个是在前两者基础之上的可持续发展。截止到2014年底，FAO已经在全球13个国家评选出31个传统农业系统作为保护试点。这项保护工作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到目前为止农业部已评选出了两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39项。今年8月通过的第三批23项遗产正在公示。这是两个图示标志，第一个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标志，另一个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标识。

作为连接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桥梁，农业文化遗产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融为一体。因此，在强调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同时，以村落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系统更是保护的重中之重。保护村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在传统的乡土社会，村落与农民的时间经验一体，记录着乡村的时序刻度，承载着小农的以礼俗活动为核心的生活内容。在中国人的观念体系中，“田、园、庐、墓”是乡村聚落的基本形态。它既是记忆的风景，也是乡愁的栖居之地。在由血缘和地缘构成的网络社会里，祖先与后辈所共同传习的恰恰是生生不息的村落民俗文化。

我们来过目看一下，这是风景如画的哈尼梯田。大家试想，这些景观如果没有了人耕作其中、生活其中，它还能存在吗？如果这里的村落消失了，梯田也就随之荒芜了。自然景观和人的生产生活系统始终连在一起，才构成了农业文化系统。这是贵州侗乡稻鱼鸭系统，这是江苏兴化的垛田。这些农业文化遗产地，在景观上都可以给我们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作为农业景观的美，超乎我们的想象。

为什么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乡村发展的重要源头？它又怎样维护乡村的持续发展？我刚才说了三个关键词，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然后才有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如果不保护，这个地方的生态系统就不复存在，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恰恰是以记忆为载体的村落往事与社会形态。

此时，农业工业化的过程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的严重威胁已不彰自显。科学家的研究发现：美国1903年调查的蔬菜品种，1983年消失了90%以上；由于水稻现代品种的推广，斯里兰卡已由1959年的2000个品种降至100个左右；19世纪以来，大概414个家畜品种濒危，617个消失。20世纪初大概3831个牛、羊、马、驴的品种已经有16%消失，15%变得极为稀少。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谈生物多样性在工业化农业的裹挟下给乡村带来的巨大灾难，仅就种子的保护就可以明白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特殊价值。我们曾经在内蒙古敖汉旗进行调研，这里的旱作农业系统被誉为旱作农业之源，遍布全旗的考古遗址和当下的380万亩的耕地，承载了8000年的农耕文化。这片神奇的土地是黍和粟的故乡，蕴含着丰富的种质资源。然而，由于新品种和谷子价格的影响，传统的农家品种渐渐走出了人们的视野，仅有个别家庭进行小面积的种植。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引导下，仅2014年和2015年，当地的农业技术专家就在8个乡镇搜集传统农家的谷子品种92个。表面看来，这些种子不过是食物和将来农作物的来源，其深层价值则是保留了与此种作物相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别小看这些种子，当地农民一年四季如何耕作，都跟这个物种的生长习性直接相关。庄稼人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选择、搜集、保存并使用的这些种子，正是他们世代累积的知识来源。

再来以我们调查的另一个村落，谈谈文化多样性的保护。陕北佳县的古枣园是村民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出的人与枣林和谐共生的文化系统。36亩千年枣林的近旁就是泥河沟村。这里历史虽然久远，却疏于文字记载。有关村落的旧事大多散落在村民碎片化的记忆之中。年轻人的大量外流，老年人的相继离世，似乎只有寂寞的山神依旧钟情这个守望枣园的村落。如何让泥河沟村拥有内源性的活力？作为文化干预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能否为村庄的发展带来一线生机？在持续性的田野工作中，我们以搜集和整理口述史的方式，记录了村民的生命叙事与村庄的历史形态。多年的村落调查让我坚信，今天的乡村没有崩溃瓦解，否则我们就没有必要一次次赶赴乡村。而走进村庄后最为急切的工作就是记录那些散落在村民头脑中的民间记忆。2014年夏天，当我们走进泥河沟村时，最想寻找的熟知村史的老人已告别尘世，将那些熔铸了他生命体验的往事永远地带走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做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必须充分认识的事实。我们抢救这样的村庄记忆，就是想让这里的子孙后辈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这样生活过。在这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中，我们目睹了村史村志的特殊功能，作为一种群体的生活记忆，它本身就是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我也因此认为，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力量可以拯救乡村，那就是村落生活中祖祖辈辈携带的集体记忆。乡土重建的核心是要通过记忆使村民获得情感的归属，是他们对乡村文化的认同与自信。

大家看看这个村子，这是我特地找的一幅图。这里三面环山，面朝黄河，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使其古朴宁静。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面，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陕北村落，也应该是中国人想象的故乡。如果有一天，当我们在城市奔波忙碌之后，还能被村里鸟叫声唤醒，能在这里感受到乡土的气息，这不正是我们可以安放心灵的地方嘛。

除了文化记忆和刚刚讲的种子，我还要特殊强调的是本土生态知识。每一个地方的民众都有它特定的生存来源和生活方式。我们的土地延续几千年而不衰竭，而工业化的农业却让我们在三十年、五十年里见到了终极。那么，传统农业的秘密在哪里？以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为例，稻田养鱼给村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但是从本土知识的角度视之，鱼撞稻秧，稻飞虱就会掉下来被它吃掉，而它的排泄物又是稻田最好的肥料。这种持续千年的农耕技术，让那里的土壤始终保持地力。诸如此类的循环系统在每个农业文化遗产地都有发现，每个乡村都有它特有的本土生态知识。它们与乡村的生活记忆一道，构成了子孙后代继续生存的物质与精神基础。

通过我们的村落调查实践，最起码有两点重要的启示：其一，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对现代农业后果的生态补救，是对“乡土中国”世代传承之生活方式的重建与回归。但这种回归不是让我们回到前现代的农业社会，而是立足于当下重新思考农业的发展和乡村的未来。其二，遗产地的保护融自然与人文为一体，传统知识均镶嵌于民众生活之中，因此整体保护传统农业的文化与社会系统，并非是浪漫的怀旧，而是恢复乡村活力、增进农民选择生活能力的重要策略。

上面的讲述我想强调的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来说，保护它的种子，保护传统的农耕技术。从文化多样性来说，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保留特殊的文化记忆。

最后我讲一个故事，这是支撑我每年要一个月多的时间住在村里的动力之源。法国人类学家玛丽·鲁埃通过对加拿大詹姆斯湾世代聚居的克里印第安人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富说服力的案例。二战以后，加拿大政府把印第安孩子送进寄宿制学校接受现代教育，目的是让年轻的印第安人忘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变成普通的加拿大公民。然而，结果并未如愿，学校教育使年轻人远离了他们的语言、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父母的价值观，却没有使她们获得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手段。他们无法在城市中生活，也失去了祖辈在山林中生存的本领，双重的失败把他们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在这种情况下，老一辈克里人将歧途中的年轻人送到克里人祖辈的狩猎营地，使它们学会克里语言，重新获得捕鱼、狩猎的知识和技能，呈现了自然与文化环境特定的力量。这些重归土地之后的年轻人，重建了他们与生活世界的联系。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活出了自己的自信，建立了自身与祖居地之间的内在的精神上的联系。老一辈克里人依靠回归土地的方法，医治了教育的创伤，拯救了迷失的一代。这个故事说明了“回归土地”的特殊意义，也为人们在现代魔性造就的不安中寻求生活的本质，开启了一条情感归属的道路。

今天在中国社会面临剧烈变迁的时期，能不能有一种可能性，经过像滋根这样的组织，以及那么多有良知的学者共同努力，让乡村重获生机。我们把保护农业文化遗产视为“情感的学问和实践”，表面看来我们是在保护传统的农业智慧，保留和城市文化相对应的农耕文明，但是从更长远的意义上来看，保留的是现在和过往的一种联系，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昨天，知道从何而来，知道在身处困境之时求助何处。就此而言，只有留住那些与农业生产生活一脉相承的集体记忆，我们的民族才能拥有生存和发展之根。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