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本不该成为“原罪”

   （一）

2021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一则网传“某厂23岁员工加班后猝死”的消息刷屏社交媒体，再次引发公众关于“996”“过劳死”的讨论。根据网友爆料，该名员工生前从事买菜工作，1998年出生，年仅23岁。1月4日，出事方发布公开声明称，北京时间12月29日凌晨1 : 30，某张姓员工与同事一起回家的路上，突然晕厥倒地，后送往医院急救无效，不幸离世。过去两年，类似的新闻与讨论并不少见。在996遍地走的今天，工作日加班，节假日加班已经成为了常态。“过劳”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底色。

“如果让欧洲人加班，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让美国人加班，必须认真的给他讲清楚加班补贴和调休等相关政策，他才有加班的可能；如果让中国人加班，有加班补助就早已感激涕零。”这是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加班段子。在中国，不仅企业的管理层、白领、底层蓝领经常加班，连在很多人眼里悠闲的公务员也不能幸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中国适度劳动协会会长杨河清教授说：按照日本过劳死预防协会的标准，对北京的白领进行预警分析发现，有61.6%的人已经进入了“红灯预警期”，即具备过劳死的征兆，而处于“红灯”危险区，即随时可能过劳死的状态的人，占据26.7%。形势十分严峻。一个韩国的媒体在2006年，报道说中国每年有六十万人过劳死，这个新闻当时被《环球时报》转载了。

2015年，日本安倍政府做了一个决定：日本每年都要发布过劳方面的白皮书。另外，在医学上，他们关于过劳死的鉴定标准是很健全的。所以，假如有人过劳猝死了，是可以诉诸法律的。相比之下，中国很晚才开始关注过劳问题。中国的过劳现象十分普遍，但是学术界却关注得很少。当然，近几年来，我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也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中国会那么晚才关注到过劳问题呢？杨河清教授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关注的主流都是怎么去发展，比如经济增长、就业、工资、效率的问题。在经济落后的状态下，强调这些是没问题的。而过劳是属于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问题，这个得往后放一放。而现在，大家普遍更关注民生问题。这里面也包括了健康问题。所以大家普遍关心食品安全和空气污染。职场环境和文化也关乎我们的健康。现在大家逐渐开始谈到这些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逐渐会有一些学者把视角转向研究过劳这种“非主流”的问题。

过劳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杨教授说：这就跟职场文化和社会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北欧的国家，就很少有这种问题。他们很早就转向福利国家了。他们已经平衡了生活和工作。他们不会说，我一生就是为了事业奋斗，他们更愿意享受生活。但在中国，大家对事业都很有追求，大部分人还是想往上爬，在一线城市立足也是很难的。此外，像日本人，他们做事非常精益求精，这会投入很多时间精力。虽然投入成本大，但是在高端市场，反而会受消费者青睐。所以，这跟市场也有关系，虽然背后是文化的原因。这太复杂了。主动过劳的背后也是压力。像大学、媒体等文化产业，可能主动过劳比较多。因为人们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好的职业前景，包括社会声望、地位和收入等。他们有这种条件去自我实现。另外一类人就是被动过劳的。尤其是底层的蓝领工人。

杨河清提醒：目前在中国，有限度的过度劳动，是我们的宿命，通过有限度的过度劳动，来弥补我国其他资源上的不足。

我们的国家还是希望能富强，正属于上升期。这会传导到基层组织，不努力可能会被淘汰。中国人均自然资源不丰富，不像挪威、加拿大、中东国家等，可以比较悠闲，就有很高的生活水平。我们的很多企业管理方式还很落后，人力资源的素质也不是很高。所以，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除了劳动关系的变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资源，就是要靠更长时间的劳动。

（二）

但不是无限的加班，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在突破了某个临界点之后，这个总效益是负的。在支付加班工资的情况下，从经济学上来讲，你加班的时间越长，它的工资率上升很快，人力成本迅速上升，加班所创造出价值的边际效益迅速下降，最后会得出一个盈亏点。而且，社会的盈亏点在企业的盈亏点上方，在这两个盈亏点之间，企业在赚钱，但是社会已经亏钱了。因为企业把它的一些成本转嫁给了社会，包括社保、医疗、员工健康等。这个盈亏点精确在什么地方，我还说不出来。但我要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件事，你严重过劳，企业和社会全会亏损。

这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雇主损害的不仅仅是员工的健康，也是国民的健康。我们得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要让大家至少有这种意识。这也是个道德上的事。

《过劳时代》里面有个观点，欧美从八十年代开始慢慢工作时间开始延长，这可能跟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施行有关。收入越不平等的地方，工作时间越长。杨河清说：虽然日本是“格差社会”，“格”是阶层，“差”是差距。但是，它的基尼系数还是在发达国家中很低的，才零点二几，咱们都快接近零点五了。日本的阶层差距其实并不大，但是依然过劳。所以这就是贫富分化造成过劳的反面例子。这也许跟东亚文化有更大的关系。

贫富分化加剧，底层的人民收入变少，他们只能不断增加工作时长来增加收入？这说得非常准。上层的人不一定是这样的。原来老加班的上层也接着加班，原来不加班上层也很悠闲，他们形成了一种习惯。所以，很难去讲阶层差距直接造成了过劳，但是阶层差距造成了底层过劳。

那么，假如福利增加的话，会不会减少过劳现象？杨河清说：不会。因为人还是有更高的追求，可能被迫过劳会少一点，这个得进行研究。我得一百块，就不干了，这个可能性也有，但是要看人。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还有能力去追求更多收入，他们得多次失败才会降低目标的。现在社会心理都很紧张，大家看待金钱的态度都不太平和。北欧就很清闲，因为他们不太考虑赚钱的事。他们不在意赚钱，而我们却都在攀比。我们现在的孩子，从小就要比学习比才艺。至于福利制度和过劳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得做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法国有一项预防过劳的法案“离线权”法案，下班后可以不回复工作电邮。“离线权”的背后是公私分明的文化。

杨河清： 2004年我去英国一所大学访问，我跟他们的管理学院院长晚上一起喝啤酒。我就问他，你作为院长，假如你突然想起什么必须要通知大家的急事，你会怎么处理？他对这个问题感到很震惊，因为就直接按他们的法律来加班就好了。一个电话打过去，就首先告诉下属，我有一个“公事”要跟你商量，并说明这是加班时间，愿不愿意加班是自愿的，愿意的话有加班工资。我们就从来没这个意识。这个意识最早是一种公私分明的文化，然后形成法律，法律执行的时间长了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所以双方都非常默契。很多社交媒体在2004年还不存在，他们这些就有了这样的文化，现在有“离线权”也不奇怪。

文化产业是需要闲暇时间去消费的，所以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不是需要减少劳动时间才能发展起来？杨教授说：这个思路很有意思。理论上来说，文化产业需要时间去消费，而过劳也限制了这种消费。虽然发展文化产业不是为了减少过劳，但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国民素质和追求精神需求本身，可能有这样的派生性影响。有关闲暇的哲学思考。闲暇不等同于懒惰，也不是工作的休止。它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工作，具有人性的意义。

在谈到对中国预防过劳的前景乐不乐观的问题时，杨河清教授说：目前来看并不乐观。第一，希望我们的研究，能更多引导社会，包括政府、雇主和员工，平衡地看待工作和生活。第二，希望媒体多报道一些过劳死的案例，给大众一些警示，毕竟每个人毕竟都想长寿健康。第三，还要看我们国家发展得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尽快能成为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国家的期望很高，这也会把压力传导到各个下层单位组织。想要国家调整这个期望，是不太可能的。

（据凤凰新闻客户端）

补白：推荐看一下非自然死亡第四集，讲的是严重加班所导致过劳死的问题，据说片尾看哭了许多人。终日辛苦劳作的人，只有摔倒以后才能看见漫天的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