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整理工作之反思

2018-12-03 06:34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治史心语】

　　作者：冯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文字是人类最伟大的文明创造成果之一。考古资料显示，汉字已有近四千年历史，是人类文明历史中连续使用数千载未曾中断的文字。而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作为汉字的祖先已是一种成熟的文字，其于201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是国家的盛事，也是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的盛事。今年是殷墟发掘九十周年，明年即将迎来甲骨文发现两甲子，重温甲骨文的厚重文化价值、总结甲骨文整理研究经验更显重要。

　　甲骨文是契刻或书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目前发现的刻辞甲骨已逾十五万片，单字四千有余，为殷商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直接史料。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甲骨文作为直接出自殷商先民之手的文字记录，是真实可靠的殷商王室及贵族文献。同时由于甲骨文的发现，殷墟作为晚商王庭遗迹的性质得以确认。因此，甲骨文对于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和中国文明史的研究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九十年前，人们开展了对殷墟的科学考古发掘，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收藏的刻辞甲骨则来源于新中国成立后对殷墟的科学考古工作，主要包括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所获，1986年以来小屯村中、村南发掘所获，1991年花园庄东地发掘所获，以及历年的发掘采集所得，总数近六千片。在十一家联合申遗的收藏单位中，无论其藏品的科学价值，还是完整刻辞甲骨的数量，都堪称首屈，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虽然这些甲骨文资料均已整理出版，但因小屯南地甲骨仅发表了拓本和部分摹本资料，加之出版时间早，印制不精，学术界早有重新出版的要求。近年我们对小屯南地甲骨文资料重新进行了整理，拍摄甲骨照片，补拓缀合甲骨，检核无字甲骨，校核释文，力求科学完整地重新刊布这批重要资料。

　　甲骨文的整理并不只为整理而整理，而是为了更好的研究。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来，整理与研究就一直成为一事之两面，并行发展。刘鹗著《铁云藏龟》，孙诒让即作《契文举例》；罗振玉辑《殷虚书契》，又著《殷商贞卜文字考》与《殷虚书契考释》。因此，通过适宜合理的整理工作将甲骨文资料真实客观地展现出来，为学者的研究提供完整可信且方便利用的原始材料，即是对甲骨文整理工作的基本要求。

　　传统认为，甲骨文整理的理想形式应是将刻辞甲骨的照片、拓本和摹本三者配合，同时公布，使研究者相互比照，取长补短。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新技术的应用，我们在近年重新整理小屯南地甲骨的工作实践中，对传统的甲骨整理方法与著录形式有所反思。

　　众所周知，考古资料整理的基本原则是真实完整地再现原始材料，甲骨文的整理宗旨当然也是如此。然而从照片、拓本与摹本三种方式所体现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考虑，照相可以原景重现甲骨的面貌，拓本也可以直观反映文字的风格特色，因此对于真实地再现史料，这两种方法都不可或缺。而摹本却不可避免地会加入整理者或摹写者的主观理解及是非判断，相对于照片和拓本，价值最低，对于再现文字史料，其真实性是最不足以信赖的。

　　摹本旧称“搨本”，是照相术出现之前古人普遍采用的一种影写复制文字的原始形式，其做法是将纸覆于书画真迹上而描摹之。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古时好搨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亦有御府搨本，谓之官搨。”其《法书要录》卷三更述《兰亭序》之搨本云：“帝命供奉搨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搨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今冯承素之《兰亭序》摹本仍存于世。至北宋金石学初兴，时人以此法摹写铜器碑版文字，或为弥补拓本的不足，更推广为临写移录，作为不便照相或不能施拓时采录文字资料的权宜手段，实属迫不得已。而在照相术日益进步的今天，照片的清晰度不仅有了极大提高，而且通过放大处理，甲骨及其文字细部可以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摹本的价值自然大为降低。同时对于数量较大的甲骨文整理而言，摹本的制作费时费力，耗银耗材，如果其真实性不尽如人意，不免事倍功半。显然，高精度照相术的应用，使甲骨文整理工作以照片取代摹本不仅可能，而且将成为势之所必然。

　　现在编纂之古文字书，选取古文字形已普遍以拓本或原字照片取代摹写的字形，旨在客观呈现古文字原型，避免对字形结构的主观判断导致的误释误读，成为古文字研究的主流。如《战国文字编》，其所收文字直接取自照片拓本，真实可靠，提高了其学术价值。很明显，在甲骨文整理工作中充分发挥照相技术的长处，将需要细审的文字放大到足以辨识的清晰程度，这种做法会使摹本的作用显得更为微不足道。

　　甲骨文不仅对于殷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作为殷人的刀笔文字，其艺术价值同样不可低估。因此，充分发挥照相技术而尽量放大甲骨刻辞的做法，从表现甲骨文书法之美的角度讲也极为需要。未放大的刻辞文字虽然并不会掩盖殷文之美，但充分放大后的文字将使殷人的书法契刻之美得到更充分的展现，从而产生出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这对于殷代艺术史的研究非常重要。

　　充分发挥照相术的作用而放大甲骨照片是否会导致著录著作篇幅无限扩大，这种担忧其实并无必要。现在照片的清晰度已能满足对一般甲骨刻辞的识读，这意味着放大处理只是针对那些文字繁密、价值重要的刻辞而言，并不需要每版必放，因此从甲骨照片的总量来看，并不会有大幅度的增加。况且在删去大部分摹本的前提下，著录的篇幅不仅不会扩大，反而有可能减小，因此，将整部著作的篇幅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是可以预期的。

　　诚然，摹本价值的降低并不意味着在甲骨整理著录中完全放弃摹本。对于某些文字内容复杂，照片与拓本都不足以表现刻辞内容的卜辞而言，摹本的制作仍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可以将摹本与照片、拓本相互参照，做出自己的研判。因此，今天甲骨文整理工作不应盲目且不加分别地墨守照片、拓本、摹本三法一体的传统著录模式，而应以充分发挥照相技术的优势为宗旨，对每版卜辞资料作具体的分析，选取适合并足以客观呈现甲骨文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的著录形式。这种做法不仅实事求是，客观合理，而且可以避免人力财力的过度浪费。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03日 14版）

黄德宽揭秘汉字“前世今生”：曾遭三次“生死危机”

2018年11月30日 15:09　来源：北京日报 参与互动　

　　清华简研读者黄德宽揭秘汉字“前世今生”

　　汉字曾经历三次“生死危机”

　　自甲骨文以来有着3300多年发展历史的汉字，在发展中经历过哪些波折？11月28日，在“人文清华讲坛”上，文字学家黄德宽说，“了不起的汉字”曾经历过三次“生死危机”，汉字之所以了不起，在于汉字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创造，并且展示出顽强持久的生命力。黄德宽还有一个身份是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十多天前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成果发布会上，向媒体介绍最新释读成果。

本报记者 任敏

　　古老汉字夏已有之

　　黄德宽是中国文字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他生长于文化名城安徽宣城，受祖父影响，从小便对古代文化有亲近感，先后在安徽大学、南京大学求学，过去几十年来潜心从事中国文字学、古文字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他的第一本专著为《汉语文字学史》，对传统文字学的发展路径进行清晰描写与历史分析。因为参与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项目——商周秦汉汉字发展谱系沿革研究，他组建团队花费十二年时间，为古文字“编家谱”，编著出《古文字谱系疏证》一书。

　　汉字的起源还是未解之谜。我国多个地区先后出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与文字起源关系密切的刻画符号，其中代表性的有河南舞阳贾湖遗址龟甲刻画符号、陕西临潼半坡仰韶文化刻画符号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文”“辰”等文字符号，可能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汉字。

　　黄德宽认为，在夏代，汉字已经形成，殷商时期出现了成体系的汉字——甲骨文。

　　文字改革推进汉字规范化

　　早期，汉字采用“以形表意”的方法造字，即通常所说的象形、指事、会意造字法。这类造字方法在甲骨文时代占70%多，有明显优势；但也有很大局限性，不仅符号众多，而且复杂的抽象概念以及虚词等，难以构形。汉字发展遭遇的第一个困境就是，众多的概念无法通过以形表意的方式造出文字符号。

　　如何突破？从殷商甲骨文看，当时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一是借助早已使用的同音借代的办法，即“假借”；二是用形声造字法来构成新字。形声字在甲骨文中占有相当比例，约占29%，到西周时期，形声造字就已逐步成为主要构形方式，到春秋战国时期，汉字构形基本实现了单一的“形声化”。这一变革从根本上解决了汉字符号生成的机制问题，使得汉字符号可以适应时代发展而生生不息。

　　汉字发展的第二次危机是书写效率。从甲骨文、西周青铜器铭文、战国简牍到秦代诏版文字，汉字的形体都具有较强的形象性特征。汉字形体从描摹客观物象为基础而形成的字形，逐步发展成为曲线线条构成的形体，这就是篆籀(即大篆、小篆)字体。

　　战国时期，篆书与实际应用追求书写便捷的矛盾日益突出，陷入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字”政策，小篆成为古文字的终极形态。东汉时期出现了“新隶体”，到魏晋时代这种写法定型，就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楷书”。

　　清末，中华民族和文化陷入深重危机，一些人将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归结为科技教育落后，而科技教育落后是因为汉字的繁难。神圣的汉字逐渐跌落神坛，各种汉字改革方案纷纷面世，许多人主张以罗马字替代汉字，推行拼音文字成为大家的共识。这是汉字面临的第三次重大危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形成的这场汉字改革运动，几乎将汉字推到了毁灭的悬崖。

　　新中国成立后，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推进了汉语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