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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学教授骂“国学”的理由说起

(2018-05-14 12:54:14)

大师无师而有大数据从教育学教授骂“国学”的理由说起

从教育学教授骂“国学”的理由说起 

  新一轮教育信息化的浪潮已然随着硬件的高速革新和软件的高度智能无法抗拒地推到了我们面前。作为教育人应该如何面对?围观?等待?抵制?显然这都是会被浪潮击垮的下下之策。唯有掌握良好的“冲浪”技术,具备相应的预判能力才能逐浪前行,甚至是在浪尖优雅起舞。建设常州市教育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推进数字校园实验工作,设立40所“数字化学习”试点学校,开发“微课程”、开展“翻转课堂”教学研究、1对1“E课堂”教学实践等一系列不断加码、节节攀升的举措足以表达常州地区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行动方略,但路并不好走,要充分做好“螺旋式”上升的准备,其间最重要的课题依旧是顶层设计和超前理念,为此常州市教育局于近期举办教育信息化高峰论坛,请来了国内该领域内的顶级专家——上海海事大学副教授魏忠,为全市近200名教育管理者做《大数据:教育正在发生的革命》专题讲座。当一些概念、观点第一次呈现在大家面前时,带来的撞击不仅仅是“洗脑”时的泥沙俱下,更多的是“醒脑”后的深度思考。

  “数据”与“数字” 差一字谬千里

  讲座中,魏教授曾反复提及“数据”与“数字”两个概念,为了进一步弄清两者的关系,笔者课后随即加了魏教授的QQ,并为此与他展开了小有激烈的探讨。魏教授首先强调,“数字”与“数据”是有绝对区别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学生,考试得了78分,这只是一个数字,而如果把这个学生78分背后的非结构化的元数据考虑进去:学生的家庭、努力程度、什么学习态度、智力水平下的所有数据,包含78分一起,就可以成为数据。魏教授认为,在线教育和数字化校园应该只是数字,网络是能够传输数字的,而数据的集中,是需要物联网、云等综合技术的成熟。仅仅是一个数字,那是结果,几乎没有意义,数字出干部,很容易造成事情简单化;而数据,是过程性和综合的考虑,更能够考量真实世界背后的逻辑关系。

  魏忠认为,信息化革新教育模式,教育数据更易获得和整合。处于信息化的时代,我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不再是课堂,而是线上学习越来越成为学习知识的主要途径,课堂成为交流学习成果,答疑解惑的场所,比尔•盖茨声称,“五年以后,你将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取世界上最好的课程”,“而且这些课程比任何一个单独的大学提供的课程都要好。如此一来,学习行为的数据将自动留存,更易于后期的学习行为评价和评估,教师不再基于自己的教学经验来分析学生的学习中偏好,难点以及共同点等,只要通过分析整合学习的行为记录轻而易举就能得到学习过程中规律,这样对教师的下一步工作重点有指导意义。并且线上学习能做到个性化教学,根据个人的学习数据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和辅导。利用数据挖掘的关联分析和演变分析等功能,在学生管理数据库中挖掘有价值的数据,分析学生的日常行为,可得知各种行为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作出相应的对策。

  他预言,大数据是教育未来的根基。没有数据的留存和深度挖掘,教育信息化只能流于形式,从孔子的竹签流传到蔡伦的造纸术再到活字印刷术,每一次技术的革命都革新了教育的一个时代,同样,今天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的发展使得教育面临新的一场革命,谁能更好把握大数据,谁将在未来的竞争中获得更多主动权。

  被技术改变的教育 也许你曾不敢想象

  “越来越少的课堂,越来越多的网络;越来越少的教室,越来越多的咖啡厅和厨房;越来越少的讲授,越来越多的交互;越来越少的编制,越来越多的合作;越来越少的办公室,越来越多的实验室......”这些场景也许你曾经不敢想象,但确实已经随着技术的倒逼,悄悄渗透到了教育领域。

  2011年秋天,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的一门网上课程:190多个国家共16万学生参加学习,22000人通过了考试、获得了认证。课程的讲授者Thrun教授,离职创办了一家在线教育网站Udacity。现提供11门课程:数学、物理、统计学、软件等等,提供认证、并将1%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直接输送给全世界最好的公司,从中收取中介费;今年4月,商业网站 Coursera上线,和普林斯顿、斯坦福、密歇根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大学结盟,提供课程。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的Ng教授,把自己的一门课放到了互联网上,结果全球有十几万人注册,这些人,除了在网上听他的实时讲授,还和斯坦福大学的在校生做同样的作业、接受同样的评分和考试。最后,有几千人完成了这门课程。Ng教授辞职、拉到了一千多万的投资,成立了Coursera,目前提供的课程涵盖社会科学、物理、工程学等等……

  不要总喊“狼来了”,“狼”已经真的来了,这些新现象正与日俱增地发生在我们身边。魏忠指出,世界已经发酵出一种新的工业模式:就近生产、全面脑力时代、新材料和极简生产、3D生产时代、打印生产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具体到教育和高等教育,云、物联网和基于云和物联发展所带来的大数据趋势,是变革的技术原因。魏忠重点强调:向大数据时代、知识时代跨越,知识将无所不在。目前仅就知识而言,教育资源所经历的平台开放时代、内容开放时代、校园开放时代是前所未有的。教育正在进行或者未来必定主流的模式将是:视频成为主要载体,教育资源极其丰富;翻转课堂;按需学习;终生学习;不以年龄划线;远程教育的提法将消失;距离不再是问题,在学校之外发生等等。

  教育是自组织行为 勤奋而无天分的老师有点可怕

  讲座过程中,魏忠教授重点提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印度教育科学家苏伽特•米特拉。1999年他来到了印度很多非常偏僻的乡村,开始了对未开发的“人脑”的教育学实验:这里的人不懂英语、没人见过电脑。苏伽特•米特拉在孩子们聚集的街头的墙上开了一个洞,放上互联网屏幕和鼠标,然后离开。几个月后,试验表明孩子们不用老师学会了电脑。在以后的10多年里,苏伽特•米特拉在印度、南非、柬埔寨、英国、意大利等地还进行了类似的生物、数学、语言等的实验,结果证明,人与深蓝和沃森等最大的不同在于不需要老师呵科学家输入逻辑和程序,就可以自己完成学习,这就是自组织。苏伽特•米特拉由此对教育和建构理论进行了重新的定义:教育是一种自组织行为。

  魏忠尖锐指出,千百年来,教育工作者试图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在做的工作是:将提炼过的教师的思维逻辑或者书本的思维逻辑连同知识容量一起拷贝到学生的大脑中。事实证明这些努力部分有效,这种标准化的规模化的教育,确实保证的教育的基准水平。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却是,每个时代顶级的聪明的人,似乎都不是这样拷贝出来的,因此才有了“大师无师”的感慨。随着信息学和行为学的研究深入,人们逐渐才认识到,教育真正的最高境界,是发掘学生自身原有的动力和天分。自组织,逐渐被学者开始研究。

  学习既然是一个自组织的行为,教师和教学机构的定位确实受到挑战,而另外一方面,随着网络资源的普及和开放,在线教育如果仅仅是将传统的课堂搬上网络,也许更加不适合学习的原有规律。NMC(新媒体教育联盟)通过历史研究,将人类的学习行为归类为社会学习、可视化学习、移动(位置)学习、游戏学习、讲习学习,每种学习方式,基本上对应者信息与知识的载体的技术方式。也就是说,技术限制了人们的学习方式,一旦有新的技术改变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模式,人类学习的方式马上会产生根本性的变化。现代的大学,产生于印刷术的普及和图书馆的知识方式,决定了学校和大学成为教育的中心;而工业革命和更加廉价的印刷技术,使得技术脱离知识可以与工厂紧密结合独立成为职业教育的载体。互联网时代,开放的社会和资源,进一步解放人们的学习行为,越来越多的才子不用在学校里面接受所谓学习方法的熏陶,自组织,成为这个现象的研究热点。

  对于学习来说,在信息技术革命的今天,教化在撤退,支持在推进。教育的真正目标不是技术方法的教化,而是支持与服务。人作为万物之灵,本身就有自然的逻辑和自组织的能力,发掘它,才是正路。新的教育发生的革命,并不是传统的课堂搬上在线,而是技术解放了人们原有的天分,使原本千百年来被庸师耽误的学生,成倍地生长出来。

  在这场教育的革命中,最可怕的教育不是没有教育资源,也许是:毫无天分的教师还在勤奋地工作。


  “重新洗牌”是魏忠最后送给全场听众的关键词。他说,“对于教育者来说,这是一个大转变的时代。我亲眼目睹着教学的各种力量在重新洗牌。或许我们说教育革命言过其实,各种变化是在更迭着逐步推进,多元化教学模式可能会长期并存。但确实,技术从外围,给教师增加了新的“竞争对手”。技术又导致了学生预期、学习习惯等方面的变化,从内部,促进教学过程的变更。学生队伍变了,不好带了,但是这中间,不知藏了多少的机遇,等着有心的老师去发现。”(曹奕)

从教育学教授骂“国学”的理由说起

 

   唐晓敏

 

    教育学教授肖川骂国学是“狗日的”,这是几年前的事。肖川先是发表文章,说道:“我对所谓的‘国学’素来是抱不以为然的态度的”、“所谓‘国学’,大多是些感悟经验的东西,缺乏充分而严格的论证”。之后,在一次会议上又说:“太多封建时代的思想”,“很多前后句都没有逻辑性”,“思维方式并不是很科学”,“缺乏充分而严格的论证。”

    对国学历来多有不同的看法,肖川对国学提出批评,这没有什么。骂国学是“狗日的”。不过是表达一种激愤之情。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这之后,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质疑、批评,也有人叫好,这也很自然。我感兴趣的是,肖川骂国学的理由。

    肖川说,国学大多是些感悟经验的东西,缺乏充分而严格的论证。中国古代的一些经典,如《论语》、《老子》,确是如此。不过,这与其说是中国古代经典的缺点,不如说是特点。而且,说这是优点,也未尝不可。如《论语》中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看上去确的“感悟”,没有什么“论证”,但这种感悟很精彩、很了不起。胜过了长篇大论的“论证”。梁宗岱对这句话曾做出过分析。说这是哲学,也是诗。“‘川流’原是一个具体的现象,用它来形容它底特性的‘逝者’二字表出来,于是一切流逝的、动的事物都被包括在内,它底涵义便扩大了,普遍化了;‘永久’原是一个抽象的观念,用‘不舍’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动词和‘昼’‘夜’两个意象鲜明的名词衬托出来,那滔滔不息的景象便很亲切地活现在眼前了。”梁宗岱还把孔子的这句话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名言做了比较。说:“大家都知道,那相信宇宙流动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多士关于河流也有一句差不多同样的警辟的话:‘我们不能在同一的河入浴两次’。不过,他这话是要用河流底榜样来说明他底宇宙观的,是辩证的,间接的,所以无论怎样警辟,终归是散文;孔子底话却同时直接抓住了特殊现象和普遍原理底本体。是川流也是宇宙底不息的动,所以便觉得诗意葱茏了。”

    肖川批评国学“缺乏充分而严格的论证”,这不应成为国学该“骂”的理由。中国古代的的一些经典,不像西方哲学著作那样讲究“逻辑性”,这也并非只是中国经典的缺点,这也是中国古代经典的特点。甚至是优点。中国古代的经典确实不太讲究逻辑,但却更具有想象力。因此,在激发人的创造力方面,可能有更重要的作用。日本学者汤川秀树谈到创造力时,非常重视中国经典的价值。他特别提出,类比的能力是创造力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而“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擅长的一个领域。表现类比的最古老形式就是比喻。在许多事例中,古代思想家的论证都是依靠类比或比喻的。当然,同样的倾向也发现于古希腊,但是,一种更抽象类型的逻辑学早期发展在亚里士多德所完全的形式逻辑体系中是明显的。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我特别喜欢庄子;他的作品充满了比喻和佯谬,而且其中最吸引人的是这些比喻和佯谬揭示了我面前的那个充满幻想的广阔世界。”显然,他认为,西方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与庄子的“比喻和佯谬”各有其价值。而他倒是对庄子更为欣赏。讲究“逻辑”,有其道理,不讲究“逻辑”。也可能自有其价值。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的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狭义的“逻辑”即亚里士多德逻辑,也只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除了这种思维,还有其他的思维方式。如美国学者阿瑞提在《创造的秘密》中就提出,创造需要有非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原发思维”的参与,并且是以此为基础的。

    在一定的意义上看,阅读中国古代经典,特别是在儿童、少年时期接触这些经典,倒是培养人创造力的一种重要的途径。我们也能够理解,民国时期的大师级的人物,包括自然科学的大师,为什么几乎都有自幼学习中国古代经典的经历。而最近不读经典的六十多年则再无大师。

  肖川作为一个教育学的教授,对中国古代经典持有这样的态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至少可以看出,中国当代的教育学理论是西化的,而且又是一种片面的西化,主要是接受了西方十九世纪及以前的思维至上主义的哲学教育学思想。在西方,由于生存论哲学的出现,“思维”已经不再至上。人们认识到了思维的局限,从而更重视想象的价值。张世英先生对此分析说:“思维总是企图界定某种事物,划定某种事物的界限,但这种界限是不能绝对划定的。我们应该承认思维的局限性,但也正是思维逻辑走到尽头之际,想像却为我们展开一个全新的视域。想像教人超出概率性和同一性的界限,而让我们飞翔到尚未实际存在过的可能性。但尚未存在过的可能性并非不可能,想像的优点也正在于承认过去以为实际上不可能的东西也是可能的。想像扩大和开拓了思维所把握的可能性的范围,达到思维所达不到的可能。思维的极限正是想像的起点。”说来可叹也可悲,中国教育声称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却仍然坚持思维至上的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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