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是中国人口之殇

[摘要]以1979年为界，前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值得肯定。而后30年则不同，“计划生育政策为了控制人口牺牲了人口自身的变化规律，破坏了人口内部的结构”。

腾讯文化 杨彩娟 陈菲 发自北京

活动现场，自左到右依次是王羚、李建新、杨支柱。

从延续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到“单独二孩”的局部放开，再到“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在新形势下，“中国需要计划生育吗”愈发值得思考。2月25日晚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北京孕事》作者王羚做客腾讯思享会，围绕“中国是否需要计划生育”主题展开精彩对话，回顾计划生育的时代变迁，展望计划生育的未来图景。

李建新：人口自身的变化和发展完全是一个扭曲的形态

在中国，人口问题不仅是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敏感”问题；计划生育不是一个新鲜词，但是一个热议词。过去三四十年，为推进计划生育政策，一方面，国家举全国之力，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惨痛的代价。

李建新从三个方面解读了计划生育政策。在他看来，回答“中国需要计划生育吗”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给“计划生育”做一个定义：若将计划生育的中心思想定义为控制生育，这项政策的实施完全不必要；若追根溯源，把计划生育定义成其原本意义上的家庭计划，妇女有生育的选择和权利，计划生育又是必要的。因此，计划生育出台背后的价值判断和取向值得商榷。其次，李建新指出，生育权属于天赋人权，理应受到保护，而在中国这个世界唯一一个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这项基本权利被剥夺了。“实践证明，一旦这个权利被剥夺后，接踵而来的各种悲剧，比如说对生命的漠视、生命的践踏，如果我们回顾独生子女计划生育以来来的三十多年，整个就是一个血泪史。”

李建新认为，以1979年为界，前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值得肯定。生命第一可贵，而且人口政策顺应了人口变化。前30年中国人口转变是从高出生高死亡转向低出生低死亡，健康和教育政策的实施导致死亡率迅速下降。而后30年则不同，“计划生育政策为了控制人口牺牲了人口自身的变化规律，破坏了人口内部的结构”，这也是李建新否定现行计划生育的第三点理由。人类社会在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再转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会出现人口变化，转变前期是死亡率下降、人口迅速增长，随之是生育率下降，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一旦不遵循这种规律，便会导致人口结构失衡。今天人口自身的变化和发展完全是一个扭曲的形态，表现在内部结构严重失调，年龄结构上表现为老龄化，婚配人口失调。人口结构自身失衡，便会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也是国家提出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人口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因所在。

杨支柱：“全面二孩”放开，哪怕鼓励也生不了多少孩子

虽然同是不支持对生育的限制，但曾与“超生”抗争两年多之久的杨支柱与李建新的观点略有差异。与李建新将1979年看作计划生育分水岭不同的是，杨支柱则坚持认为，从1963年开始试点的计划生育和1979年以后的计划生育并没有本质区别。他谈到，“所谓的家庭计划跟政府对生育的控制是有很大的相通之处，相当于在舆论上为政府的计划生育开路。我们在民国的时候已经有大量的知识分子鼓励家庭计划，他们就认为人多了是负担，特别是低素质的人口多了。”同企业生产会有自己的计划一样，即使没有政府强制或知识分子营造舆论氛围，人们为了自身利益也会有计划地生育。

关于全面二孩放开之后是否会导致出生人口堆积的问题，杨支柱给出了否定的判断。“不要说全面放开二孩，哪怕是鼓励也生不了多少孩子，生育的意愿是很强劲的意愿。”即使采取严厉的措施强制节育，整个80年代生育率依旧是在2.4的水平。中国人现在城乡生育意愿是在1.6到1.9，生育意愿和实际的生育行为有一个实际落差。就现实情况而言，有意愿补生的人大部分生育能力开始下降，具有生育能力的人又缺乏强烈的补生意愿。加之，现阶段母亲人数的大幅度下降也使得未来出生率的增长困难重重。1996年以后，每年出生的女孩从来没有超过700万。而在80年代基本上是1200万以上，接近减了一半。因此，杨支柱推测2019年后中国每年出生的孩子数量会急剧下降。

李建新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心：作为当今社会生育主体，80后、90后的生育观念和他们的父母辈完全不一样，多子多福观念被少生少育的观念所取代。何况，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大大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并不高。因此，“我们不仅要把这个权利归还给我们，还要鼓励。这部分人一定要想生，要转变他的观念，敢生、能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了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才有后续问题的解决。”

王羚：计划生育对中国最大的伤害是对中国人生育观的扭曲

跳出政策导向的层面，王羚以女性的独特视角对计划生育政策作了深刻反思。“计划生育对中国最大的伤害是对中国人生育观的扭曲。”王羚指出，“大家反思计划生育政策，最根本的一点，它是完全忽视了人的需要、人的权利，是把它放在国家需要，或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一种非常功利的价值判断。”计划生育通过强制性的限制，使有生育意愿的人不能够生，确实降低了出生人口。但是降低生育率不止一条途径，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等都会影响生育率。数据显示，女生的高中入学率和生育率是负相关的。然而，计划生育却在观念上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缺少对人权的尊重、生命的敬畏。现在我们看到，受扭曲生育观的驱使，80后、90后比70后的生育意愿还要低；有些人想要男孩，便堕掉女孩；如果一个人意外怀孕了，便以堕胎作为补救措施。从这个角度来说，王羚呼吁，“生育权是天赋人权，中国人配得拥有。一个不敬畏生命的国家和民族，未来会有更多更多的伤害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