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集《夹缝》跋

                                    □王晓林（山东）

　　中国的现代文学是不是像阿Q那样，在“赵庄”闹革命，尽管有许多人走出了赵庄，但留在赵庄的阿Q毅然把革命进行的轰轰烈烈。我们的文学一直是在提倡什么，竖立着什么，却不愿意告诉人们，我们的生存究竟是什么样子。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总是用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人生意义，这是人类在不断追求完美的高贵所在。
    姆雷特呐喊着人类的高贵，唐吉克的演绎着人类的执著，尼采告诉人们上帝是虚幻出来的，弗洛伊德把人深层的心理动机归结的简单明了，萨特无奈的述说着虚无，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就在你当下的生存中。
    曹雪芹把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儒家的命运表现的惊世骇俗。王国维听到了遥远的叔本华微弱的生存意志的声音，他明白了偌大的一个封建帝国已经走到了尽头，他那种高贵的心灵不能忍受一个民族的灵魂遭受侮辱，王国维结束的不是士大夫的生命，而是宣告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结束。鲁迅揭开了现代文学的序幕……
    我们在某一天的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不论是降临到什么样的家庭里，在时间上，我们无法选择的出生在同一个世纪，生长在共和国里。富英出生在农村，他的童年是在还没有解决温饱的乡村里度过的，在 “教育革命”后百废待兴的残局中接受教育的。一个乡村里的孩子，他的精神追求会是怎样的？
　　读富英的小说，尤其是《夹缝》这样的题目就让人感觉到富英在文学创作中的两难境地，他不想亦步亦趋的去模仿别人，但在主流文学如此强大的阵营面前又感到力不从心。在夹缝里生活，也在夹缝里创作。他感觉到自己是在夹缝中生存的，不论是现实生活意义上的夹缝，还是文学创作的夹缝，这已经是一种人生的自觉了。这种两难境地在他的小说《黑色》中表现得最鲜明。小说的开头是这样直入主题的：
 　 那个时候，他们很崇拜诗人顾城。
    那天早晨，他回到学校，听说诗人死了，是杀死妻子之后自杀的。
   “黑色的眼睛”就是一种心理病态，可怕的是我们自己是觉察不到这种病态。那个时代造就了一代人的人格病态。
　 《黑色》是富英在夹缝中写作的见证，他试图从朦胧派诗人所揭示的一个时代悲剧开始，深入地揭示这代人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的摆脱人生悲剧的。
   《石头里的大卫》写了一个山区中学的教师进修来到省城，意外的遇到了一个唤醒他人生情爱的女人，这女人是她的老师，但在他心里只是一个女人，一个让他心灵惶惑不安的人。
    他们虽然在生活里遇到了自己理想的人，这个人已经不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了，而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男人和女人。富英的小说写得很美，这种人性的美已经不是沈从文《山城》式的纯朴了，而是一个现代人在人们还普遍把男女看成是自然欲望和婚姻基础的时代里，开始探索审美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样的。
　　《铜镜子》是《石头里的大卫》的展开，是在写中国的现代人的精神来源。那个古老的小镇，还生活在那里的孩子们，虽然是在现代的中学接受教育，但这样乡村中学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在那里接受教育的孩子们，应试教育给他们带来的是许许多多的屈辱，人格的尊严没有了，人生的道路狭窄得和父辈没有什么两样。铜镜子的寓意大概就是说，现代生活没有发生多少变化，镜里镜外是一样的，这个镜子里面似乎还保留乡村里那个古老家族的镜像。
    《紫色苜蓿花》里的孩子，用另外的一种方式与陈旧的乡村教育对抗者，当然孩子们是弱小的，他们的力量也是薄弱的，但小说告诉我们，那些孩子们却没有感到自己的弱小和力量的薄弱。
    富英为什么善于从教师的视觉来看待我们的现代生活呢？这大概是与他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
    富英的人生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故事，从富英的人生故事里，我们也许能够寻找到一个普通人是怎样让自己的人生充满了现代人的色彩。也许富英的小说是一种答案，但似乎又不是答案，或许根本就没有答案。在文学上富英可能还在准备着。
    富英的文学实践表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已经是一种新的文学面孔了。这样的面孔我们也许会感到陌生，但富英是一个勇敢的摘下人生面具的人。说到这里，总算是引出了文学的面孔和人生的面具这个话题。
    现代文学是什么样的面孔呢？
    鲁迅的面孔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充满忧伤的，现代文学是在揭露长期封建统治所依赖的封建礼教是吃人拉开序幕的，这样的开场可以说是血淋淋的。接下来就是夏衍、茅盾、老舍……他们揭开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们艰难困苦的生存状态。还有一个郁达夫，他说出了一个积弱的国民没有性爱的权利。还有那些依然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封建残余们，惨无人道的欺压凌辱着自己的同跑，现代文学义愤填膺的喊出了“放下你的鞭子”
    ……
    现代文学不断的变化着自己的面孔，适应着时代的发展。
    一个人的面孔在童年是稚嫩的，少年是活泼的，青年是燃烧着激情的，中年是蕴含着创造活力的，壮年是成熟稳健的，老年是睿智仁慈的……遗憾的是生活在这个礼仪之邦的人们，常常把自己的面孔遮掩起来，本来是丑陋的，却戴上了一幅俊美的面具；本来是虚伪的，却说着诚实的言辞粉饰自己的真相；看惯了人们脸上的面具，偶有失误，面具脱落了，那本来的真相却让人感到陌生了。不断变化着自己面孔的现代文学自认为肩负着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文学责任，面对着的却是把真实面目掩藏起来的面具，现代文学终于被捉弄的面目全非了。
    富英的文学实践在我们面前给文学更换了一幅新的面孔，这可能就是富英小说的意义。假若一个人是戴着面具生活的，总会有一天被人识破，如果文学以一种高高在上的贵族式的绅士般的面孔装扮着自己，那么这个面孔也总会有一天让人厌恶的。
    莫言曾说他家乡的农民没有人读他的小说。文学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相距多远？什么时候小说才能不再是靠技巧制造的，我们的生活也不需要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了，文学不再扳起他的面孔来，生活不再依靠面具了，我们的现代人也许就诞生了，现代文学也许就走出了“赵庄”。
    富英的小说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走进“赵庄”，今后也就不必去“革假洋鬼子的命”了。（本文有删节）

                            （王晓林，文学评论家、作家、心理健康教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