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群体的关系三方面概括出十大传统美德：

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

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

 

1、仁爱孝悌

“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在中国文化中，“仁”与“人、道”是同一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仁”发端于人类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恻隐之心”，即同情心，基于家族生活中的亲情。“仁”德的核心是“仁者爱人”。其根本是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论语·学而》）。

孝悌之德的基本内容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孝悌之情的扩展就是“忠恕之道”。

孔子把“恕”作为“一言以终身行之”的道德准则，认为“忠恕之道”是“为人之方”。

忠恕之德的基本要求是以诚待人，推己及人。

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

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宽广胸怀和安老怀少的崇高风尚。

 

2、谦和好礼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精神。中国文化认为，礼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标志。《礼记·冠义》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五年》）礼同时又是个人立身之本和区分人格高低的标准。孔子说：“不学礼，无一立。”中国伦理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礼仪文化”。

•礼作为道德规范，其内容比较复杂。作为伦理制度和伦理秩序，称为“礼制”、“礼教”；作为接人待物的形式，称为“礼节”、“礼仪”；作为个体修养涵养，谓称为“礼貌”；用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称为“礼让”。“礼”根源于人的恭敬之心、辞让之心，出于对长上、对道德准则的恭敬和对兄弟朋友的辞让之情。作为道德修养和文明的象征，礼貌、礼让、礼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礼”和仁德是相互联系、互不可分的。
 
•礼之运作，包含有“谦和”之德。谦者谦虚、谦让也。中国人自古就有“满招损，谦受益”的哲理。老子曾以江河处下而为百谷之王的事实，告诫人们不要“自矜”、“自伐”、“自是”。谦德亦根源于人的辞让之心，即在荣誉、利益面前谦让不争，在人际关系中互相尊重。中国历史上的“将相和”、刘备三顾茅庐等都是以谦德为主题。
与礼相联系还有“和德”，它体现在接人待物中为人“和气”，在人际关系上“和睦”相处，在价值取向上达到“和谐”，而作为道德品质体现为“中和”。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重要的价值取向。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中庸》也把“致中和”作为极高的道德境界，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3、诚信知报

• 中国美德由于性善的信念占主导地位，强调自主自律，特别重视“诚”与“信”的品德。

 

“诚”即真实无妄。

《大学》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 离娄》）。

真实无妄是天道，而对诚的追求则是人道，故“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

以诚为基础，几千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为人诚实，待人诚恳，对事业忠诚”的美德。

•信与诚是相通的品德。

《说文解字》云：“信，诚也，从人言。”孔子把“信”作为做人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 为政》）。

“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

“朋友有信”历来是中国人交友的基本准则。

孔子就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作为志向；

在为政中，把 “足食、足兵、民信”作为三个要领。

三者中，“信”又是最根本的，因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董仲舒以后，中国传统道德更是把“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之一。

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
在人伦关系中，中华民族不仅讲“诚、信”，而且还有图“报”的德性。

“报”即知恩思报，回报既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也是道德生活的重要原理与机制。

中国古人早有“投之木瓜，报之桃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等训言。

中国人强调，报父母养育之恩，长辈提携之恩，朋友知遇之恩，国家培育之恩等。

 
4、精忠爱国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形成了精忠爱国的浩然正气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这种爱国情感是最朴质的品性，是爱亲、爱家、爱乡之情的直接扩充。

爱国主义作为“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它是爱亲、爱家情感的升华，由此形成捍卫民族尊严、维护祖国利益的崇高品德。

在中国传统道德中，爱祖国、爱民族历来被看做是“大节”。这种精忠爱国的精神是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也是推动民族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

特别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同仇敌忾、保家卫国、不屈不挠，甚至不惜以身殉职成了广大国人的共识。中国历史上的众多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如爱国诗人屈原、陆游，不辱使节的苏武，前仆后继抵御外族入侵的杨家将，精忠报国的岳飞、文天祥，还有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关天培，中日甲午战争中的邓世昌等，都是中华民族爱国美德的杰出代表。

 
5、克己奉公

中华民族由于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的传统，培育了一个整体主义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克己奉公的美德。在传统社会要求把维护家族整体利益作为首要的价值取向。

“礼”的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秩序的精神，突出的是整体秩序对个体的意义，要求个体服从并服务于整体。

中国伦理道德把“公义胜私欲”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乃至把“公”作为道德的最后标准。

朱熹说：“凡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即人欲之私。”（《朱子语类》卷一三）

“公”之核心是去私意，“背私之谓公”。因而奉公就必须克己，克尽己私便是公，亦即是天理。“克己”即克制己私，超越自我，服从整体。     

 

克己奉公的精神本质上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中国人历来以“天下为公”、“廓然大公”作为价值理想。

中国文化中的“大同世界”，基本精神就是一个“公”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种“公”的精神培育，是强化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和历史责任感。

在这种精神培育下，历史上出现过无数爱国爱民、舍小家顾大家的杰出人物，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6、修己慎独

•性善的信念和性善论的传统，使中国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建立在对人性尊严的强调与期待上。中国传统伦理深信，人性中具备了道德的一切要素与可能，因而“为仁由己”，只要安伦尽份，反躬内求，便是道德的完成。由此形成向内探求的主体性道德精神，集中体现为以律己修身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学说。这种修养学说，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建立道德自我，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己”。

 

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论语•卫灵公》）。

儒家把修己、养身看着是立身处世、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第一章）。

“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知天下国家矣”（《中庸》第二十二章）。

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套富有民族特色的修养方法，如慎独、内省、自讼、主敬、集义、养气等等，最具代表性的是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论语·学而》）。

中国传统道德历来有“慎独”的告诫：“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第一章）

慎独就是在自己独处时要严于律己，戒慎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修己慎独的传统培养了中华民族践履道德的自觉性与主动性，造就了许多具有高尚品质和坚定节操的君子人格。

 
7、见利思义

•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是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合理内核，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孔子强调“见利思义”，并把它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

孟子要求“先义而后利”，培养“配义与道”的浩然正气。荀子明确提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

宋明理学把义与利、公与私相联系，同时又把以利与天理人欲相等同，一方面强调“正其义不谋其利”；

另一方面又认为“正其义而利自在，明其道而功自在”，从而得出了“利在义中，义中有利”的结论。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提出“正义谋利”，“天理寓于人欲之中”，强调的仍然是“义中之利”，即“先义后利”的原则。
以“义”为人的根本特点和价值取向，是中华道德精神的精髓，它升华为“生以载义”、“义以立生”的人生观：“将贵其生，生非不可贵也；将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五）

又升华为中华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崇高道德境界。

正如孟子所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孟子•告子上》）

由此形成“以身任天下”的坚贞之志，“宠不惊而辱不屈”，“生死当前而不变”的道德观。

 
8、勤俭廉正

中国人历来以勤劳节俭、廉明正直、热爱劳动、吃苦耐劳、诚实勤奋著称于世。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就反映了“俭”与“勤”的天然联系。

孔子把“温、良、恭、俭、让”作为道德修养的基本要求；

老子提出为人处世的“三宝”是：“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第六十七章），要求“去甚，去奢，去泰（大）”（《老子》第二十九章）。

比较接近下层劳动者的墨家更是主张“节用”、“节葬”。

三国时，诸葛亮提出：“俭以养德”的思想，要求“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对为政者来说，“俭以养德”主要是廉德。

 

廉既是对为政者的要求，也是一般人应有的品德，因为无“廉”则不“洁”， 无“廉”则不“明”。

“廉者，清不滥浊也。”（《周礼•小宰注》）

 

清白不污，纯正不苟，为“廉洁”；能辨是非，以义取利，是“廉明”；能自我约束而不贪求，是“廉俭”。“廉犹俭也。”（《淮南子•道训》）
 
•“廉”的根本是在取予之间，取道义，去邪心，严格自我约束。孟子把这样的人格称为“廉士”。

管仲把“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

因为有了“廉”才能做到“洁（洁净）”、“明（清明）”；有了“廉”才能做到“正直、公正、正气”。

“正”体现在品格上是“正直”，表现在待人上是“公正”，作为境界说称为“正气”。
正人必先“正己”，“正心”是根本。

“正”就是遵循公义道德，“大学之道”则把“正心”、 “正己”作为学者的做人规范。

勤俭廉正既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也是中国人共有的美德。

鲁迅先生曾把那些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民、舍生求法的人称为我们民族的脊梁。

历史上那些清官谏臣，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体现了“廉正”的美德，因而受到人们的称颂和尊敬。

 
9、笃实宽厚

•中国传统道德崇尚质朴、朴素，儒家以质朴为基础而重“礼”，道家主张“见素抱朴”，以“返璞归真”为最高境界。
•中国人在为人处事方面，以“实”为标准，反对虚伪、虚妄。

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孔子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要求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耻其言过其行”。

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诸如老实、诚实、求实、踏实、平实、实在、实干、务实的精神，即以“实”为价值标准的规范和美德。

在待人上，中华民族一向以宽厚为美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在人与人关系中，中国人以“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为原则，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在互动中达到人伦的和谐与人格的实现。现实生活中德化、感化、感通的实质就是以宽厚的道德人格打动别人，达到人我沟通的目的。

日常生活中的“宽容大度”、“宽宏大量”、“厚德载物”、“忠厚长者”等道德评价，都是中华民族宽厚品德的体现。笃实宽厚的美德形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崇实性和包容性，使得中华大家庭能够和睦相处，连绵发展，不断充满民族活力。

 
10、勇毅力行

 中国人自古就崇尚“勇”，

孔子以“知、仁、勇”为三达德，其中仁是核心，知所以知仁，勇所以行仁，三者形成知、情、义一体的德行。

 

孟子认为人格修养要达到“不动心”，即道德信念不被利益得失动摇的境界，就必须具有“勇”的品格。他把勇分为三种：凭力气的血气之勇；凭意志的意气之勇；理直气壮、恪守坚定道德信念者为“大勇”，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这种大勇的体现。

 
•毅为艰难困苦中坚持下去的毅力，以及在遵循道德准则方面的毅力。

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毅的美德的突出体现就是养气守节，固守高尚的情操。厉害当前，择善固执，抱持坚定信念，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往者不悔，来着不豫，过言不再，留言不极”，“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道，可杀而不可辱”（《礼记• 儒行篇》），这些都是说的坚毅、刚毅的品格。

 

还有“士之为人，当里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吕氏春秋• 士节篇》），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篇第九》）。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滕文公下》第二章）的“大丈夫” 人格，也是以坚毅、勇毅为基础和前提的。    

中国人十分重视“力行”的美德。

中国文化认为，人格的完善，社会的进步，重心不在知与言，而在于行动。

孔子说：“力行近乎仁”，“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雍也》）。

只有身体力行，才能成圣成仁。明清之际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把力行的美德提到了哲学的高度。

正是这种勇毅力行的美德，使得中华民族在各种险恶的环境中能够化险为夷，自强不息，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