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7月19日，是鲁迅先生人生中极灰暗的一天。这一天的上午，他的二弟周作人突然一脸阴郁地站在他面前，将一封署有“鲁迅先生亲启”的信件交到了他的手中。

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7月18日，作人。很显然，这是一封绝交信。

鲁迅看完这封信，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鲁迅心想：我们兄弟之间一向感情深厚，连脸都没红过一次，自己对这个二弟更是照顾有加，他怎么今天突然毫没来由地要闹着和自己绝交呢？先生一时之间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了弄清楚这到底是因为什么，鲁迅特邀请二弟周作人出来详细谈谈，却遭到了周作人的断然拒绝。是夜，鲁迅先生记下寥寥几字的日记:“上午启孟（周作人字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次日黎明，鲁迅早起，四处去找房子，准备搬出与其弟合租的八道湾胡同。那时，由于先生手头的钱不是很多，便向朋友借了800元大洋，终于在砖塔胡同置下了个简单的四合院，并于8月2日将老母鲁瑞与绍兴发妻朱安一并搬了过去。就此，一对原本亲如手足的兄弟分道扬镳。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夫妇移住砖塔胡同。”

鲁迅先生是个极重兄弟情谊的人，两兄弟搞成这样，已经很令他痛心疾首的了，可是，先生万万没想到，更让他痛心疾首的事还在后面等着他。1924年6月11日，也就是先生搬出八道湾胡同旧宅后的大约十个月之后，鲁迅因为要取走自己留在这里的书籍及一些什物，不得不又回到了八道湾胡同的旧宅。见鲁迅居然又回来了，周作人与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怒不可遏地从后院冲了出来，对鲁迅好一阵破口大骂。羽太信子还气势汹汹地用电话叫来了两个人，做出一副好像要对鲁迅大打出手的架势。看热闹的人渐渐地越来越多，周作人夫妇的情绪却越来越失控，完全不顾惜文化人的矜持与涵养，什么难听骂什么，把鲁迅骂得体无完肤。周作人更是丝毫不顾及手足之情，居然拿起了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奋力向鲁迅头上掷去，幸亏旁人接住拖开，才没有击中。

 这就是兄弟俩之间爆发了那场著名的“骂架殴打”事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或许是个津津乐道的“猛料”，但对于鲁迅先生，却是个永远不愿提及的“伤痛”。

 好端端的兄弟，为什么会闹到这个地步？孰是孰非，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的。但有一点很清楚，整个事件的起因皆源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

羽太信子的出身有些低贱。她原是鲁迅、周作人两兄弟留学日本时，替他们缝补浆洗的下女。后来因为与周作人相处日久，两人之间渐渐有了感情，最后便嫁与了周作人为妻。

 虽然出身卑微，自幼受苦，但羽太信子却并没有穷苦人身上勤俭克己的好品质，她为人自私、刻薄，生性铺张浪费，好搬弄是非，加之患有歇斯底里症，情绪很不稳定。

鲁迅三兄弟搬住一家后，家政大权便握在了这位日本妇人手中。鲁迅当时的月收入为400大洋左右，他除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在生活上，羽太信子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用度上没有计划和节制。家里雇了六七个仆佣，每餐饭如果稍不合口味，便撤了另做。孩子上学，雇有专门的黄包车夫。遇有家人偶感风寒，必延请索价不菲的日本医生。

从当时鲁迅兄弟的收入情况看，600个大洋折合成现时的人民币，约为3万元左右，怎么看都是白领阶层，只要安排得当，一家人的日子完全可以过得很舒适安逸。但是，由于羽太信子肆意挥霍，每月的开支用度，总是有些捉襟见肘。

鲁迅作为长兄，自然不能容忍羽太信子如此挥霍无度，待至后来，因校方拖欠，他的薪水往往不能按时交出来，一家人的开支无形中短出了一截，加之他曾数度规劝弟媳，于是，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对此，他们的母亲鲁瑞老人曾伤心地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兄弟突然不合，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鲁迅后来对许广平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至少有600大洋，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对此，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的挚友许寿裳也曾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这位大伯哥，不愿与他一同住。”

周作人虽然对此事向来三缄其口，但有一点却很肯定——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至于为什么不愿，他却终生都不曾与人提及。以至于这事到现在都是一个“无头公案”，究竟错过在谁，莫衷一是，难有定论。

羽太信子事后说:“鲁迅曾在他们的卧室下偷听。”以鲁迅的文人性格，他不大可能会有如此下作之举。再则，周作人夫妇卧室的窗前种满了鲜花，外人根本无法靠近。另一种说法是，鲁迅偷看弟媳洗澡，正是“窥浴风波”最终导致了兄弟反目。

有人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事关鲁迅名节，谁也不可妄断。羽太信子在周作人身边吹了“枕头风”，以她不健全的人格，精神心理障碍，是完全可以凭空捏造的。令鲁迅郁闷的是，他曾经想与周作人夫妇就此事讨个说法，二人却始终不与他沟通，令他百口莫辩。

最终，兄弟失和缘于家务之争还是“窥浴风波”，外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悬案，至今未有定论。鲁迅在跟二弟周作人决裂后，内心说不出的郁闷惆怅，但他始终把这份痛苦的记忆深深地隐藏在自己心里，从不向世人诉说。据说，自搬出八道湾宅第后，先生抑郁成疾，大病了一场。

有句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这种事孰是孰非，我们作为后人，自然很难做出判断。但周作人作为先生的弟弟，在此事上对日本媳妇的言听计从，没有自己的判断和主见，也多少有些让人失望。而他丝毫不顾及手足之情，居然拿起了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奋力向鲁迅头上掷，则更缺少中国文人最起码的涵养与克制，而反观鲁迅先生，自始而终忍让克制，不发一言，虽然看上去好象有些“窝囊”，却恰恰不经意间彰显传统中国男人的“大气”。不管孰是孰非，在做人的气度上，周作人显然先输了鲁迅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