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勋先生印象记

施立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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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气读完将近40万字的传记《当代学者张文勋》，亲切感油然而生。这不仅仅因为这本书写的是一位“国内学术界享有盛名的著名学者”，更重要的是张老先生是我的同村长辈，我从小就很熟悉他，后来一直受到他的教导和提携。用“亲切”二字来表达我的读后感是极为恰当的。张先生的生平和成就，张维先生已经记录得很翔实了，无需重复。在这里，我只想用我从童年起对他的印象作些补充，也许会使张老先生的形象更加立体和鲜活。

起凤书院和毕业生榜

1948年，张文勋先生在刚考入云南大学时写的《童年的回忆》中说：“在罗坪山和天马山围抱着的一个盆地里，有着一块长方形的肥沃美丽的土地，凤羽河像一根玉带似的绕过东山脚直流向远方，青山绿水，把这块土地点缀得像一幅美丽的山水画。西北角上，有着一个约两三百户人家的农村，这就是我在里面过着童年生活的故乡。”这个村子就是包大邑，徐霞客游记中称“波大邑”，现在也叫起凤村。

有句俗语说：“波大邑，十个出来九个张。”说的是波大邑大多数都姓张，别的姓大多是外面迁入的。在明清时，村里的张姓曾经显赫一时，传说当时出过“三代郎官”。据光绪《浪穹县志·选举》记载，明万历乙卯年（公元1615年）有个举人张大观，官至湖广宜彭县知县，就是“三代郎官”的第一代；到了清末的张奎士，因为获罪于朝廷，家道由此衰微。张先生在《一个白族农村的教育变迁》里曾写道：“波大邑也出过不少人物，我小时候听大人讲‘三代郎官’的故事，说这家三代人都在外省做大官，有的任职于南京。仅从他家的府第遗址看，的确是官高爵显之家：府门外是大青石板路，大门飞檐拱斗，十分气派，一进三院，第一院有高大的石牌坊，第二三院都是高楼大厦，雕梁画栋。我幼时常和一些小朋友到这里玩，虽多残垣断壁，蔓草丛生，但昔时的豪华景象依稀可见。”这座废墟在村子的正东边，紧连着我祖父家的老屋。解放前夕，我也曾经常到这无人居住显得荒芜的豪宅玩，和小伴们从只有屋架的房子里穿来穿去捉迷藏，偶尔还可以捡到一两枚发绿的铜钱。我是随祖母姓的施，我的祖父原来也姓张，是入赘施家的。张姓在村里占了多数，因此，全村几乎都有亲族关系。因此，我们家与张先生家常有往来，我对张先生的母亲至今印象尤深，平时我们称她“姑奶”。这是一位个子略高、慈眉目善眼的农家妇女，丈夫长期在外打零工，她一个人在家，除做农活外，还拉扯着三个儿女，生活过得很艰辛。不过，她教子有方，两个儿子长大后一武一文，都有成就，老人因此很受村民的敬重。

提起我们村的文化传统，不能不提到村后华聪山上的寺庙。山半腰有本主庙和灵鹫寺，坐落在一条东西向的中轴线上，最上面是本主庙，庙后有香火旺盛的天然女阴石，庙东是儒释教三教合一的灵鹫寺。从原始宗教到佛教、道教都囊括了，是典型的白族文化。寺里有一块《灵鹫寺碑记》，是明弘治四年（公元1491年）立的碑，碑称本主庙和灵鹫寺都同时建于明洪武以前，在永乐年间曾修葺过一次。我查了有关资料后发现，在洱源县境内有记载年代的寺庙，最早就是这座灵鹫寺，绝无仅有。上世纪80年以来，我们村的本主庙和灵鹫寺分别被人民政府公布为州级和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在县内农村也是绝无仅有的。1990年，村民集资修寺时，张文勋先生还特地撰写了《重修灵鹫寺碑记》，碑文中有“风俗淳厚，德化乡里”的句子。

除了古老的寺院，过去村中还有好几家私塾，清朝又创办了一所起凤书院，起凤小学就是在书院的基础上办的。这所书院建于何时，现在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但我读小学时曾见过一块书写有“起凤书院”四个大字的匾额。我依稀记得题匾的人是我曾祖父的父亲张煜廷。他终其一生以教书为业，在村里颇有威望。如果是这样，那么书院始建时间最迟已是清光绪年间了。后来，据说这块匾被锯掉两头后成了课桌。张文勋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起凤小学的布局：“规模不大，但布局还算严整，大门外有一堵高大的照壁，大门进去有正厅和两边厢房，形成三坊一照壁的白族民居建筑格局。再进一院建有大殿，内塑孔子。”按规矩，我们入学时都要先拜孔子，后拜老师。农历八月二十七的祭孔节很隆重，几乎全村人都参加。这一天，要给孔子祀三牲，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羊肉汤，这是加有香料味道鲜美的全羊汤。这天一早，师生们排列在孔子像前声音拖得很长地吟唱 “大哉孔子”的祭孔歌。

最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学校前后两院过庭墙壁上的《毕业生榜》。每届高小毕业生的榜都高高贴在墙上，最显眼的就是第一班的那张榜，字体工整而硕大，第一名赫然在目，他就是“张文勋”。推行新制后学校第一班的第一名，格外引人注目，在村子有很大的震撼力，上了年纪的老人至今仍念念不忘。后来，学校的这位“状元”成为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全村人无不引以为自豪，这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子的成长。

薪火相传的执炬人

《著名学者张文勋》中写道“波大邑是一个很典型的古老白族村庄，村民生活中保留着许多白族先民的古朴民俗民风和对汉文化的崇拜。”这是很确切的，我们的村子和凤羽坝子其他的村庄一样，全是地道的白族，过去有许多村民甚至听不懂也说不来汉话，有些人一辈子连凤羽坝也未能跨出过一步。就连张文勋先生这位走遍天下的大学者，在70岁时接受媒体访谈录时还说：“我来自农村，是白族，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小时候我是不会说汉话的，那时家里若来了汉人说汉话，我都要躲在妈妈的身后。”这种情况，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并不奇怪，说他们有“古朴民俗民风”是理所当然。然而，说他们崇拜汉文化，这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其实，张先生以他文化学的素养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在好多篇文章中说过类似的话：“我五岁发蒙，随村里的一位老学究先生读私塾。从《三字经》开始，连续三四年都在背诵《四书》；现在回想起来也感到好笑，当时虽凭年幼记性好，《大学》、《中庸》之类，背得滚瓜烂熟，但对内容则一无所知。如果说还有点用处，那就是到读中学、大学时，还可背诵一些段落而若有所悟，对学习和研究稍稍带来一点方便。同时，祖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从小就给我播下了爱的种子。”他在文章中也经常提到他的启蒙老师，如周学刚、张藻生、张问一、段绶天、张鸿藻、张毓龙等等，他们既有旧学基础，又接受了新教育。虽然，他们说起汉话也不见得流利，但他们的汉文化水平并不比外地的汉人差。就是有这一批又一批受白汉双重文化浸润的民族精英作桥梁，通过他们的翻译和传播，自古以来村民们对先进汉文化心领神会，进而产生景仰和认同。

因为有了这个文化基础，我们这个白族村子就形成了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这里所说的“教”当然是以汉字为载体为主。民间私塾的兴旺和起凤书院的出现，就是这种文化现象的标志。有了这个基础，就有了文明赖以兴旺发达、人才得以脱颖而出的肥沃土壤。

有一次，张先生私下里跟我说，我们村在外的人大多都爱好文艺，为什么？其中有互相影响互相提携的“传帮带”因素。他特别提到一个人，这就是村里小名叫阿蕃的赵怀珍。抗日战争期间，阿蕃在楚雄南华县的镇南师范读书，后来到大姚教中学。这个人对文学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不停地写诗，还在昆明办过诗刊。张先生说：“阿蕃比我年长几岁，我称之为大哥，他在外认识了许多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音乐、诗歌都颇有研究。回到村里，对我和另外一些学生也有很大影响。我喜欢文艺创作，也和他有密切关系。”早在60年前，张先生考入大学后曾写过一篇《习作回忆》就提到过赵怀珍对他的影响，他写道：“记得那是两年前的时候了，我从迤南回到家乡，恰巧阿蕃兄也从大姚县中学教书回来。我俩是最好的朋友，差不多每天都在一块聊天。在闲谈中，‘三句话不离本行’，他开口就是鲁迅，闭口又是艾青，什么新文学运动呀，什么诗解放呀，形象化呀，写实派呀……他又借给我一本鲁迅的《呐喊》，每当我看完一篇，他就同我讨论一篇。他讲到《阿Q正传》时，手舞足蹈，我也随之飘飘然起来。于是对于文艺，我渐渐感到兴趣，从此播下了种子。”

在2007年召开的“周钟岳研究会”上，我曾提交了一篇《从周钟岳看白族历史上的“剑川现象”》，其中有“合为读书留种子”一段，通过赵藩的一副楹联表达一种理念：“前辈人着力奖掖后学，提携人才，使文明的薪火一代一代相传，这就是‘为读书留种子’的真谛，是一种民族生存的责任感，也是‘剑川现象’最主要的内涵之一。”

《过渡》剧开智“朱陈村”

过去，起凤小学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考上中学或师范的校友假期回来或休学在家的都要回学校代课一段时间。记得1947年，张文勋先生曾回到学校上了一年的课，这在他的《履历简表》中有记载：“1947年（21岁），夏，高中毕业。想考大学，因病误了考期，滞留在家，在起凤小学教书。”那时，他风度翩翩，充满青春活力，加上多年在外，读过蒙自中学、昆明工校、大理省中等省内多所著名学校，阅历多，见识广，给长期封闭的村庄带回很多新鲜事儿。

确实，那时候我们的家乡太落后了。落后与封闭不无关系，明崇祯年间旅行家徐霞客曾在这里留连忘返了7天，他说这里“四山如城”，仿佛是古之朱陈村和桃花源的遗世。虽然，朱陈村是白居易笔下“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的纯净世界，桃花源是陶渊明心中欣羡的理想乐土，但说到底这都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秘境。张先生处女小说中的“里仁邑”就是我们村庄的写照，他写道：“原来，里仁邑是一个最典型的中国农村。大约有二百多户人家。过去，靠着田里几颗辛勤所得的谷子，还过得小康的生活。可是近十年来，为了抗战，继以内战，年轻的都被抓去当兵去了；留下的，除了有钱人家的子弟外，都是老弱妇孺，生产力减少，而赋税门户负担又重，村民们田中的收入，不够一年的开支（因为都上粮纳税去了），到十冬腊月，除了几家有钱人家外，都早已弄着饥饿了。”关于我们村的贫困，有一件事我至今犹历历在目。有一年，村里第一次有电影队光顾。电影这新鲜玩艺儿，绝大多数村民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大人小孩围着售票摊，好奇地观看，就是谁也拿不出几分钱买一张电影票，这被电影队骂作“来到了一个倒霉的叫花子村”。这句话传到村里一个刚从外面回来的生意人那里，他睹气掏出钱来包下了一场电影。然而，电影队怒气未消，打起马虎随便放了在本黑白无声电影，没头没脑，人物上楼像青蛙跳，吸雪茄烟时持烟的手一抖一抖地像打摆子。村民们莫名其妙，扫兴地说话的说话，离场的离场。这样，原来就藐视我们村的电影队口出脏话收拾起行装睹气地走了。

我们村不是不爱娱乐，相反村民们有许多传统的自娱自乐活动。比如春节期间远近闻名的“春王正月”，狂欢得全村沸腾；村里有两座戏台，过节时或黑白龙王会期都要唱吹吹腔或滇戏。张先生生从小酷爱滇戏，拉一手好京胡，唱一口纯正的滇戏。1947年，他休学在家，每逢节庆日就组织村里的滇戏爱好者演滇戏。因为演出水平比平时高，附近村子的很多人也来观看。

这一年，最新奇的是他带领其他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排演的话剧《过渡》。过去村里很少有人知道有话剧，《过渡》的排演大开了村民们的眼界。学校那间贴有毕业生榜宽阔的过厅成了演剧台。台中间搭了一座木桥，四周铺上绿草皮，很是新奇。我至今还记得，他们在空罐头筒顶穿下一根马尾，一拉就发出蛙声，唯妙唯肖。

《过渡》在中国戏剧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作品，剧作者熊佛西，原名熊福禧，笔名戏子，江西省丰城县罐村人。上世纪30年代，他在“平教会”名义下从事农民戏剧运动，为中国戏剧大众化建立了实践场所，演出的《过渡》等剧取得丰硕成果，并世无第二人。他是中国戏剧的拓荒者和奠基者之一，因此当时有“南田北熊”（田指的是田汉）之称。

《过渡》创作于1933年10月。剧本写的是，胡船户垄断大流河渡口，任意抬高过河费，致使贫苦百姓交不起船费而无法过河。为解决村民过河问题，大学毕业生张国本，发动村民一起出力修建桥梁。胡船户十分嫉恨张国本领导的造桥活动，他暗中派船夫进行破坏。桥架坍塌，船夫老杜不幸从架顶坠下，头颅撞到石头上当场死亡。胡船户恶人先告状，诬陷张国本打死老杜，企图嫁祸于人。张国本据理力争，终于使真相大白。最终胡船户被依法逮捕，过渡被取消，过渡上的财产全部充公造桥。村民们欢欣鼓舞，唱着号子共同投入造桥劳动中。《过渡》寓意深刻，它通过大学生张国本带领村民与胡船户坚决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以造“桥”象征中国旧式的农民向着现代社会过渡的光明出路。

在那样的年代，张文勋先生热心地将一出进步话剧引进没有过话剧的荒村，这是一种睿智，一种对故乡的情深。

与排演《过渡》异曲同工的是，1948年在云南大学读书时，他谦称为“青春试笔”的小说《雪花飘落的日子》发表，这是以我们村为背景的悲惨故事。如果说，《过渡》是一种对社会改革的向往，那么《雪花飘落的日子》就是对万恶社会的控诉。小说写一个被抓去当内战炮灰生死不明的青年农民留在村里四个孤儿寡母的悲惨遭遇。为了掏几文过年的钱，年迈的老母和年轻的儿媳冒着酷寒，在大雪纷飞的天气里翻越村后的罗坪山去背核桃，最终冻死在山上。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村民们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惨痛，写得深沉，这是有史以来以我们村为素材的第一篇小说。如果没有对故乡的一腔深情无论如何是写不起来的，写出来也不会感动人。

“砍柴人”的记忆

旧时，我们村里有些人外出混了几年后，一回村来就觉得高人一等，不可一世，西装革履，说话夹杂很多汉语京腔，村里人看不怪讽刺说：“瞎摆谱，戴墨镜，忘了妈。”张先生不是那样的人，即使成了村里的唯一的大学生也从不盛气凌人。他尊老爱幼，村里人说他“不摆架子、不哼鼻子”。后来，他成了名家，享誉学界，但他对生他养他的故乡感情弥深，充满赤子之心。这可以从他在学术研究之余收在《凤樵诗词》和《凤樵诗词续集》的吟咏中感受得到。仅从书名中“凤樵”二字看，足以流露出他浓浓的质朴乡情。凤樵者，即凤羽的樵夫也。这可不是一般的寓意，确实是他对少年生活的一种记忆。前面提到徐霞客对我们家乡的印象是“四山如城”，凤羽四面有高山，森林茂密，过去说“靠山吃山”，上山砍柴是每个人从少年起必修的农活。砍柴是一件又辛苦又快活的劳作，早晨带上砍刀和午饭，攀登上村西陡峭的罗坪山。山路很长很，到砍柴处要几个小时。到了林边山箐，低头就着山泉喝一阵溪水，沁人肺腑。然后，进入无路可择的密林砍杂木柴和几棵竹子。砍够了柴，就回到林边劈柴、用竹划成篾子綑扎成柴担。之后，拿出篾饭盒就着卤腐冷饭狼吞虎咽，吃完大家唱着白族调挑着柴担下山。村里正月间举办的“田家乐”表演中就有“渔樵耕读”场景，樵夫的唱词是：“我是世上打柴人，穿羊皮褂进大山。走到深山溪水旁，心净无灰尘。山上树木相为伴，鸟雀鸣声多好听，快砍快挑快回去，天黑路难行。”这是出世的劳作，不是终南隐者的闲适，也许这担柴还要去市上换米呢。

只要读一读文勋先生1994年写的五言十韵《述怀》“少小农家子，深山时采薪”句，就明白他将诗词集命为“凤樵”的初衷。

《凤樵诗词》及《续集》收入作者1976年中秋至2008年8月30年间“唯情性所至，并非刻意为之”的诗词近900首。诗词集面世后，二次印刷很快告罄。诗词集受到国内诸大家如程千帆、周振甫、姜亮夫、舒芜、袁行霈、王运熙的推崇，这在云南诗人中是少有的。舒芜称诗词“最是老成佳境”，周振甫说“尊诗甚见功力”，袁行霈说“真性情、真趣味、真意境，故有真诗真词，感人肺腑”，而白族著名诗人马曜先生则说：“率皆卓尔佳作，不乏警策之篇，得隽之句，合乎古人矢诗之教。”

在读这些佳评时，我注意到郭鑫铨先生的评述，他说“张先生的诗，记录着他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真切的感情。‘鸭食充饥慈母泪，松毛取暖病儿身’，这是对儿时艰苦生活的回忆。闪闪的泪花，深深的叹息，表明深于情者永不忘本。”在两集诗词中，有十分之一是抒发故乡情深的。《当代学者张文勋》第十三章《乡情脉脉》中有“白发思故土”和“情寄洱海”两节作了详细的评述，在此不再赘言。

碌碌春蚕堪自许

在张先生从事教学科研50周年纪念活动时出版的《跋涉者的足迹》一书序言中，他的学生胡廷武写道：“在群山环列的中外学术界，六卷本的煌煌巨著《张文勋文集》，无疑是其中一座醒目的峰峦。”确实，不论是文艺理论家，也不论是诗人和教师，张先生都是他那个领域里的一座高峰。这就正如原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王天玺所评：“彩云之南，群星灿烂，张文勋先生是其中最耀眼的星星。”这样高的评价，我听过不少。1995年，我有幸参加了马曜先生从事创作学术活动50周年座谈会，会上有一位资深老学者在发言中曾提到“白族文化现代五老”，这五老是赵藩、周钟岳、赵式铭、马曜和张文勋。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概括，感到无限的新奇和自豪。

然而，就像一位伟人对别人给他的许多桂冠中他只喜欢教师（导师）一个，张先生也曾经在诗中写过：“生平不羡麒麟阁，愿作春蚕永吐丝。”

张先生的学生在介绍受业感受时常敬佩不已。比如他的张国庆说“他授课内容总是既深厚、系统而又新意迭出”，郑思礼说他“授课的风格是深入浅出，融理论和情趣为一体，从不装腔作势，更不盛气凌人”。另一位叫“凤兮”的学生描述得更有趣，他说：“当时我们刚入学而张先生刚退休，但他仍然为此（应学生之请）做了功课。届时，掏出一张卡片，侃侃而谈，堂下如痴如醉。”我的朋友60年代初受业于先生门下的尹明举曾说：“听张老师比听谁的课还要累。”我一听就知道，他这是在卖“这个婆娘不是人，九天仙女下凡尘”的关子。果然他接着说，为什么累？张先生讲课字字珠玑内容紧凑，一开始你就得聚精会神地记笔记，生怕遗漏一字一句，这种手脑并用的紧张，一直至延续到下课。他还说，虽然听课时辛苦，但课后读笔记确实是一种享受，您会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阅读娱悦。

当然，这些感受背后是一种精神，一种事业心，一种责任感。这一点，我的感受更深。我无缘在神圣的大学课堂里聆听张先生教晦，却一直受到他的沾濡和提携。1972年，我被抽调到云南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工作地和住地就在云南大学附属中学的校园。有一天，张先生突然来看我。他说，他也住在校园内，是听人说我也住在这里。这次邂逅使我喜出望外，因为自从1948年他考上大学后，我们已经20多年没有见面了。不久，他了解到我的一些近况，并知道我爱好文学。于是，只要见面，他就鼓励我一番，而且送一些书给我看，其中有一本《随园诗话》。为什么他要推荐这本书呢？也许他认为我有古文底子但没系统学过文学理论，也许是他知道家父爱读此书，也许是我正读着一本俞平白的《红楼梦辩》。反正在张先生的指导下，我被《诗话》吸引住了。尤其是读到袁枚写的诸如“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也。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人之诗文先取其意，譬如童子垂髫肃揖，自有佳致，若带假面，伛偻而装须髯，便令人生厌”，“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等等论述时，我仿佛醍醐灌顶，对“假大空，高大全”的时文有了一些忽然的猛省，这也成了我日后认同《凤樵诗词》“真性情、真趣味、真意境”风格的理性基础。

1979年，《大理文化》创刊，我们给张先生寄了一册。他很快回信说：“寄赐刊物一册收到，故乡文物倍感亲切。对于故乡文物，我是怀有深厚感情的，我也愿意为故乡的文化发展贡献微薄力量。”同时，寄来诗作《苍洱风情》二首。他是省作协理事，我们接触的机会更多，受到的他的恩泽也更多。2003年，我的《白族丛谈》一书出版，他在序言里鼓励有加。2006年以来，他推荐并指导我完成了两项重要的课题：一次是由省社科联组织编写的《云南特色文化》，他指导并推荐我撰写了3万多字的《本主文化---白族食人间烟火的地域保护神》一文；另一次他又推荐我担任100多万字 “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补助项目”《李元阳集》的总编校，书出版后他鼓励我“为家乡争了光”。这两项有一定影响的文化工程的完成，使我得到了锻炼。

2009年11月，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张文勋教授第二届“兴滇人才奖”。“兴滇人才奖”是用于表彰奖励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有重大创新或作出重大贡献的各类优秀人才的最高奖项，每3年评选一次，每次奖励人数不超过10名，其评选对象为在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有重大创新或做出重大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民族文化人才，以及其他有重大创新或做出重大贡献的优秀人才。

2010年7月，经济并不算宽裕且夫人长期卧床不起需要治疗的张先生毅然将30万元奖金奉献出来设立 “云南大学张文勋奖学金”，用于激励青年学子勤奋笃学。为此，《云南日报》评价说：“ 越是饱满的穗子，越向下低头。张文勋，不但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增添了厚实的积累，也为年青一代的学人树立了榜样。”

附：云南省第二届“兴滇人才奖”获奖者主要事迹：

张文勋，男，1926年7月生，白族，离休，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文史馆馆员。从事教学、科研五十余年，培养了大批云南民族文化建设骨干人才；著作等身，在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研究方面有重大建树，编撰的《刘勰的文学史论》、《儒道佛美学思想探索》、《华夏文化与审美意识》分别获“云南省优秀社科成果奖”一、二等奖；《白族文学史》获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优秀著作奖。其研究成果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如主持“云南省‘八五’科研规划”省级重点学科“民族文化学”建设，确立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的基本原则，为我省旅游经济、民族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事迹被收入《中国当代名人大典》、《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名人录》、《中国文学家辞典》、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世界名人辞典》和美国ABI传记协会的《世界名人录》等。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