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材自先秦、成书于西汉，一部音乐之书却蕴含着重要的儒家心性思想。《乐记》属于《礼记》篇目之一，除《大学》、《中庸》外，在宋明理学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它。那么，一部礼乐之书如何重视人心和性情、奠定儒家心性论的基本框架？它又是如何影响宋明理学的呢？11月6日上午9：30，千年学府岳麓书院邀请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陈来，开讲“礼乐心性——《乐记》中的儒家思想”。凤凰网国学全程视频图文直播，敬请关注。

陈来，现任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术领域为中国哲学史，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现代儒家哲学，著有《宋明理学》《朱子哲学研究》《哲学与传统：现代儒家哲学与现代中国文化》《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人文主义的视界》《中国宋元明哲学史》等。

《礼记》的其他篇章多记述孔门的德行论和君子论，如《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而《乐记》重视人心和性情，与宋明理学重视心性论的需要正好相合，于是《乐记》的一些思想、观念便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和基础。

1．物感心动：“人心”是《乐记》整篇的中心观念。《乐记》首先确定了心物关系，即人心之动，是由外物所引起的。心与物的关系形式是“感”，感是外物对人心的作用。“心感于物”，“心感于物而后动”，是说外物对人心的作用（感），使人心产生了发动，于是才有声音的发出。

照《乐记》说，人心由外物引发的活动有六种形式，即哀心、乐心、喜心、怒心、敬心、爱心，即哀、乐、喜、怒、敬、爱“六者”之心。《乐记》强调，这六心不是性，只是心，表明《乐记》已有明确的心性区别的意识。

2．血气心知：“心术”是应感起物而动的，即指六心。血气心知是性，喜怒哀乐是心，血气心知的性是人之本有的、恒常的，但喜怒哀乐六心不是人心本有的，而是应感而起的，应感就是应外物之感，应是感的结果，也是对感的反应。六心也好，情也好，都是心对物感的反应。

《乐记》认为心与物的关系不是单纯的感，而是还有应，物对于心是感，心对于物感则是应。这就提出了心物的感—应论。不过，在这一段话里，性和喜怒哀乐之情（心）之间仍没有建立起关系，情（心）的发动只是应感而动，与性的关系模糊不清。

3．性静欲动：“人心之动，物使之然”，那么人心之静，便是外物未曾感动人心之时。《乐记》认为，人心未感于物的静态，便是人性的原初状态。《乐记》最著名的话是：“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此段的重点不是讲音乐，而是讲欲望。所以不讲从性到心，而是讲从性到欲，从性之静到欲之动。“物至知知”疑有错字，疑作物至而知或物至知之，其意思就是外物来感、知觉发动。这里强调，人性本静，物感的结果就引起了欲的活动，而欲的表达就是好恶。

先秦哲学中多有把好恶属情者，如荀子。但在这里，从概念上说，强调好恶是欲望的表达，而不是强调好恶是情感的表达。

陈来：在作者看来，在广义上，乐的欣赏是属于“耳目口腹之欲”的，必须阐明先王制礼乐之“乐”与“耳目口腹之欲”的区别。这一点在先秦儒学里面是独特的。

4．天理人欲：《乐记》离开音乐讲道德和物欲的关系，其中的天理人欲说后来成为整个宋明理学的基础。

物之感人是无穷尽的，但如果物感引起的欲望活动也是无穷的和毫无节制的，那就是物化，物化也就是人化为物，而不再是人了。人化为物，在道德上是指灭绝天理而穷极人欲，其结果必然引发社会悖乱失序。这就确立了儒家的理欲观。礼就是为了节制人欲，乐则使人民的声音归于平和和谐。作者隐含了这样的思想，即认为天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灭绝了天理也就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不再是人了。

《乐记》不仅提出了天理—人欲的对立，还提出了“以道制欲”的原则，其云：【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所以圣王的乐不仅不是欲，而且是为了化欲、制欲；不是为了遂欲，而是为了得道。这样来看，与上一段讲天理人欲相对比，道即是天理，以道制欲也就是以理制欲，这些都开了宋明理学的先河。此条亦见于《荀子·乐论》。

5．情动于中，声形于外：《乐记》的心情说，情与声的关系也是动于内而形于外。《乐记》云：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中与形是未发已发的关系，是内在和外发的关系，此种关系有两大环节：一个是性到情，是未发已发关系；一个是心到声，也是未发已发关系。

未发之中：儒学思想，源自《中庸》中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传习录》中也有提及。解义：喜欢、愤怒、悲哀、快乐等各位情感没有向外表露的时候，叫做“中”；表现出来并且合乎法度，叫做“和”。“中”是天下的根本所在，“和”是最普遍通行的准则。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就秩序秩序井然了，万物就生长发育了。

《乐记》还把乐音与“气”关联起来，作者不仅把礼，也把乐溯源至天地流行的宇宙论。在这种说法中，乐之兴是源自于宇宙的“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流行不息”是指宇宙大流运行不止，合同而化是指此大流和融消弭对立、共同运化。

这里的“合生气之和”是指人的身心之气，“五常”应是仁义礼智等。阴阳刚柔属于生气，“生气之和”便是阴阳刚柔四者交畅于中（内），生气和合交畅于内，故能行五常之行于外。于是，气的和合成为德行的内在基础。可见，这里的气就不是指天地之气，而是指人的心身之气，而所谓情性，也是与气有关的。

一种声音是一种感，对于每一种“感”人们会有确定的“应”，而“应”是以气的形态出现的，气则是人身具有的。如奸声感则逆气应之，正声感则顺气应之。气多了则会形成为社会的象，象即是社会风气。如逆气成象，社会淫乐之风兴；顺气成象，社会和乐之风兴。声音与万物一样，以类相感应，每一类事物都有其感和应，这个道理是不变的。君子依据此理而行，如让奸声淫乐远离人心，使邪慢之气不附于身体。“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就是发扬德性的光辉，协调四气的和合，以彰显万物之理。这样的乐就能仿效天地的清明，这样的乐流行就能使伦理清明，于是“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上面讲述了“乐行而伦清”，音乐可以感动人心、移风易俗，那么《乐记》是如何阐发乐的社会功能？

一般人以为制乐是为了耳目之欲的满足，儒家所说的乐则不是这个意义的乐。儒家所说的乐，既不是声，也不是音，而是通于伦理政治的乐。因为乐是与政情密切关联的，君子通过乐可以了解政情，所以先王制乐是为了教化民众使其好恶平常而不过分，最终返回人道的正道。因此，礼乐的制定，不是为了欲望的满足，而是为了教化的实现。

这种把乐与国家的治乱联系在一起，把乐之道与政之道关联在一起，用道德化、政治化的方式去看待、分析乐，是典型的儒家乐论方式。

乐来自天地之协和，礼来自天地之节次，故乐的和与天地之和一致，礼的节与天地的节次一致，儒家的理想就是人道与天道相一致。就礼乐的人道而言，合敬是礼的功能，同爱是乐的功能；合敬是使差异之间保持互相礼敬，同爱是使差异之间互相亲近，这就是礼、乐的不同社会功能。

陈来：总之，《乐记》初步奠定了儒家心性论的基本框架，确立了儒学的理欲观，强调了气对道德和风俗变化作用的德气论，把乐与国家的治乱联系在一起，把乐之道与政之道关联在一起，用道德化、政治化的方式去看待、分析乐，强调用歌乐来促进和培养德性、治心修身，形成了儒家的心性—乐教论，对儒学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