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我这个戏就形成了两个颠覆传统,或说背叛传统:一个是内容上的,一个是形式上的。内容上是我敢于为千古淫妇说话,这是内容上离经叛道;另外一个形式上的,我竟然打破了中国戏曲传统——其实我也没打破——只是引了一些人进来,把各种各样的人引到舞台来,形成了“满台荒唐戏,一把辛酸泪”的现象,所以这个戏当时被称为“荒诞川剧”。我这个荒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西方荒诞派的戏剧,不是!因为我的内容是现实主义的,形式借助了魔幻现实主义,借助了黑色幽默的某些表现手法,之间有很多也是我们戏曲自身的东西。我这个不是西方严格意义上的荒诞戏剧,而是我自己的土产荒诞,是我土产的,如果当时我不是大胆运用这种形式,影响不会那么大,如果我采用现代题材,比如《十五桩离婚案件的分析》,我不写潘金莲,写另外一个人,它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响。哦,潘金莲——千家万户都知道的人物,都知道,所以选这个人物选准了,如果是其他人,没有这个影响,再加上陌生的形式,所谓荒诞的形式,内容和形式都“离经叛道”,合起来以后,就形成了爆炸的反响,强烈反对是一派,热烈拥护是一派。反差是很大的,评价和争论之多在中国戏曲上是少有的。有些老同志知道,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出过《十五贯》,那是比较有影响的戏,在以后又出过《夺印》以及样板戏,但它们有个特点,不争议,是统一的,都说好,谁敢说不好呢!可是要出现争议出现自由的讨论,发表个人意见,好的捧上天,说坏的呢简直打入地狱。《潘金莲》这种自由的争鸣的现象,文章之多,讨论之多,在中国戏剧史上是少见的。
每一场演出,没有不争议的,人家都是有准备来的,看你怎么翻案,看你怎么把安娜·卡列尼娜引进来。而看了以后,一般是还不到半场,下边就开始在躁动了,一到休息,那就哗声大起。剧中设置了休息的时间,莎莎说现在休息十分钟,我采访观众,当时就这样干了。
现在不奇怪了,现在看来是小菜小碟,可在八十年代中期,演员走下来向采访观众是从未见过的。我往往是休息的时候陪同首长、陪同贵宾,比如省委书记省长,或者是北京来的高官,还有一些老作家,到贵宾室休息,可是我一到贵宾室,马上外边就围着人,我们要见魏明伦,是两派人,什么事儿?有的人一进来见我就拥抱,哎呀,你这个戏太好了,热烈的程度,就好像现在追星似的,当初是有过追鬼族的,我是“鬼”!哎哟,那就是非常热烈的,但是反对的也很热烈,魏先生,我坦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跟你辩论,在休息的时候就开始辩论了。
莎莎的访问也是啊,台上台下都涌在一起了,谢幕的时候更不得了!有次在成都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演出,是劳模聚集的地方,外边光荣榜,在开劳模会啊!一个女的上来说:我是劳模,我这个人在政治上、在工作中非常非常地顺利,可是我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不幸哪,我的婚姻是包办的,可是我不敢说,我是女劳模,我怎么敢离婚啊,你这个戏真是说出了我们这一些妇女的心底话,我太感谢你了,说着说着两行掉泪啊。当时现场不用我答辩,观众与观众之间,来宾与来宾之间产生辩论,这就是气氛。每个地方的演出都是这样的,演出之后马上就是座谈会。座谈会上就争议不休了,我们的争议基本都是两种意见,一个是座谈,然后就是街谈巷议。报上从长的文章、大的文章到三言两语。长文章,支持派的代表人物是吴祖光、巴金、萧乾、陈白尘,而曹禺是偏于中间的支持派。余秋雨也是铁杆的支持派。吴祖光连续写了六篇文章,从两三千字的到上万字的,他有一篇最有代表性是《潘金莲的争议高潮没有过去》,当时发表在《文汇月刊》上。余秋雨连续写了长文来支持,他写《魏明伦的意义》专门谈潘金莲。文学界还有很多人也是。但同时也有很多反对派。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很有名的林默涵先生,最有名的反对派是姚雪垠先生,因为这事儿我后来跟姚雪垠还有一次比较著名的论战,我写过一封《答姚雪垠书》。姚雪垠、林默涵、贺敬之是反对派,上边高层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潘金莲》不是我们一个剧团演,这个戏上座,全国有200多个剧团纷纷移植,只有北京和西藏没有移植。各个省各个剧种基本都移植了。头天晚上演出了,第二天街上茶坊酒肆都在说潘金莲。也是一样啊,两派意见。我后来总结的时候,它是褒贬不一,毁誉交集,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还是褒大于贬,誉多于毁。而且,随着时代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是倾向我的观点,说明我的这个戏还是有一点预言的。
为什么没说第五个潘金莲呢,还有第五个潘金莲影响比较大的,那就是电视连续剧《水浒传》里王思懿演的那个潘金莲。王思懿本人跟我做过一次电视节目。一个作家叫张扬,就是写《第二次握手》的那个作家张扬,张扬一次发言说,央视拍的那个电视连续剧里的潘金莲,四十集,有三十五集是根据施耐庵的原著改的,可是有五集涉及潘金莲的不是,是根据魏明伦那个潘金莲改的,因为它的观点向魏明伦倾斜,而不是施耐庵的观点,说明电视剧的潘金莲是我那个潘金莲的派生。后来,香港还拍过一个电影,可能年轻的朋友知道,叫《潘金莲的前世今生》,是李碧华写的,王祖贤演的,可能也受我这个潘金莲影响,不可能不受影响嘛。张艺谋后来拍的《古今大战秦俑情》,看来好像没关系,可是里头古今交织的手法多少受了《潘金莲》的影响。荒诞剧《潘金莲》之后,央视小品就跟着搞古今同台,甚至发展到恶搞,都是多少受过八十年代中期我的这个《潘金莲》的形式荒诞、古今中外跨朝越代聚在一起的影响。一直影响到海外,波及港台欧美,香港也演出了,香港是由一批老明星来演出的,改成了音乐剧,编剧还是我,就是稍微改了下,组合了一些以前的明星和大陆的著名艺术家来合演,影响比较大。比如里边的贾宝玉就是让徐玉兰来唱的,词不一样,让徐玉兰来唱,唱了以后放录音,是由一个电影明星演的;那个安娜?卡列尼娜找的是当时长城的四大花旦之一的石慧唱的,另一个年轻演员演,用这种办法来演。台湾也演,台湾演的是两个潘金莲,都是我的,一个是我们的川剧带到台湾演,另一个是台湾国立剧校京剧团,叫复兴京剧团,他们演的。两个潘金莲都先后在台湾的剧院演出。新加坡也演,美国出版剧本,译成英文出版了,有三个英文译本。
有一家报纸《中国妇女报》,是中国妇联的机关报。当时这个戏一演,从第一篇文章开始,就是记者与作者的对话,然后开辟专栏讨论,开始说的还是《潘金莲》这个戏,慢慢的就不是说戏了,由戏而展开,讨论了八个多月,涉及到中国妇女的婚姻、家庭伦理、法制道德等等等问题。这个例子说明它不仅仅是个戏,不仅是个文艺现象,而且已经促进了社会来共同关注,成为一个社会现象、社会热门话题了。直到现在我还觉得我们的戏曲离观众比较远,像这样直接引起观众反响的,还少见,甚至于没有。当然也有个特点,越是大城市,越是开放的城市,拥护此剧的人更多;越是偏僻的地方,小县城或者乡村,反对的人比较多。(据魏明伦《“我”的潘金莲》)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