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影叙事

陈可辛在多年的电影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在他的电影中，常常把观众需求放在第一位，然后进行故事类型的重组，拍出观众需要的温情电影。陈可辛说过：“我从来都是千方百计地拍和观众接近的电影，大众喜欢的电影，不要说商业片还是文艺片，它就是大众电影，我从来不拍小众电影。”

陈可辛的《中国合伙人》突破了自己在大陆的最高票房纪录，算得上大众电影。在这部电影中导演采用多重线索复调式结构，讲述三个内地人“中国式”成功的故事。影片线索包括爱情、友情和事业。第一条插叙式的谈判事件，即“新梦想”公司教材在美国涉及侵权，三人赴美谈判。第二条为爱情线索：即成东青与苏梅，王阳与Lucy，孟晓骏与良琴的爱情故事。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线索为友情、事业线索，可概括为三次相聚，两次别离。第一次相聚、分离，毕业后，成东青签证失败，留校任教又被开除，不得不办辅导班养活自己；王阳签证成功，因爱情留下，爱情失败后颓废落魄；孟晓骏签证成功，到达美国后靠做杂工养活自己。第二次相聚、分离：“新梦想”扩大，成东青邀请二人加入，共同创造“新梦想”。但是随着公司壮大，三人出现矛盾并逐渐恶化，终因上市问题而分离。第三次相聚：“新梦想”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三人不计前嫌共度难关。

陈可辛说“《中国合伙人》包含了所有我喜欢的元素：情怀、回忆、怀旧、梦想、友情、创业，还有对美国的一种梦想和价值观，还有梦想从破灭到成功——都是很温暖的。”

二、电影镜头

陈可辛电影之所以受到大众欢迎，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影片基调、细节、质感的把握，善于刻画人物细腻的情感善于变换运用镜头，注重聚焦表现人物内部、外部事件的冲突和情感的冲突。他常用的镜头有：摇镜头、特写镜头、俯拍、仰拍、空镜头等，构成如诗的电影语言。李•R波布克在《电影的元素》中提到：“一部电影的质量，归根到底取决于影像各方面的质量。镜头是看见影像的眼睛，是摄影机的焦点。要产生符合要求的精确影像就需要选择精确的镜头。决定选择什么镜头，是把影像转移到胶片上的关键因素。”

对于摇镜头，巴拉兹在《电影美学》中认为：“摇镜头不仅可以使画面显得特别真实，而且能使观众与摄影机一同移动的时候，产生一种身临其境之感。”大量运用摇镜头是陈可辛电影的一大特色。在《中国合伙人》开头部分，成东青站在万人会场中演讲的场面，多次运用摇镜头大场景拍摄，将整个会场热情激烈的气氛衬托出来，直接提升了主人公的气场，展现“新梦想”公司的发展盛况，拉近观影距离，使受众感同身受。对于特写，“导演在特写镜头里展现出自己诗的感受，揭示出事物的面貌和表情，这些表情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反应了我们的潜在感情。”《中国合伙人》中善于运用特写表现三人在不同时期的面部特写，通过面部特写将他们创业过程中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表现出来，展现三种不同的性格。例如孟晓骏机场送别，三人依依不舍的痛哭的面部特写，深入解读友情，彰显人物真性情。另外，陈可辛还经常运用慢镜头来表现深厚的情感等。

陈可辛运用生活化的镜头展现生活细节，拓宽画面中的信息量，展现丰满而又真实的故事生活，表达诗意情怀。

三、声音的运用

陈可辛电影中声音的运用主要表现在恰到好处、符合情感的人物语言和具有时代气息的经典音乐的运用。他坦言：“其实我做人一直都很直白，没有什么东西放在心里，跟朋友聊天时什么都讲出来，朋友常说，再讲就没有想象空间了。我不能改变自己，也不会为了一部别人觉得好的电影而改变自己的风格。”陈可辛电影里的人物语言，处处都彰显着鲜明的人物风格，将人物真实的心理传达给观众。《中国合伙人》中王阳婚礼上有一番对白：“千万不要跟丈母娘打麻将；千万不要跟想法比自己多的女人上床；千万不要和最好的朋友开公司”。这是当时人物真实的心理表白，把长久以来积压的内心情感倾吐出来，让银幕内外的人都能直观地了解其情感处境，同时不失幽默，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周传基在《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中提到：“每一个时代的音乐，无论从社会内容、乐曲的旋律、曲式、演唱方式还是流行的乐器都各不相同。一首使用恰当的时代音乐远远胜过视觉方面的时代布景、道具、服装、发式。”例如，中国摇滚乐之父崔健的歌曲《花房姑娘》、《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齐秦的《外面的世界》等歌曲，在上世纪90年代整整影响了一代人，代表了那个时代中人物的纯真岁月。陈可辛将经典歌曲放到这样一部青年奋斗史中，无疑打动了无数的同时代人，受众很容易被带回到充满泪水和汗水、病痛快乐着的90年代。这类经典、大众化音乐的加入，营造出一种亲切感，突破了时空的界限，历久弥新。

同样在电影《甜蜜蜜》中，一首邓丽君的《甜蜜蜜》打动了无数人；《如果•爱》中齐秦同样以《外面的世界》将观众拉回歌曲流行的90年代。陈可辛经常借用经典音乐给电影注入细节，表现角色背后的灵魂所在。

四、寻根文化的身份认同

斯图尔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流徙》中指出：“文化身份是经常地出于变换和重构之中的。在流徙的过程中，这种变动尤其显得激烈——从个体到群体，从历史的线性到空间的横移，流徙群带来的文化移位不可避免地产生许多对自我被确认的质疑，由此文化身份也必然会在冲击下，不断地变化、扭曲、再生、重组。”陈可辛前期的几部作品，包括《甜蜜蜜》、《如果•爱》，《双城故事》等讲述的都是“流徙者”的故事，带有草根阶层的流徙状态，表现出人物自身的生活境地，并试图寻找在社会中的生命根源。这与陈可辛本人的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他生于香港，少年移居泰国，后来又去美国读书……在步入影视圈之前，一直过着流徙的生活。

《中国合伙人》中的主人公是三个北漂男人起初梦想去美国寻找自由和价值的故事，最后真正去美国的只有孟晓骏。陈可辛说：“我们都很有目的性，对前途，对未来，对美国都有很多看法。我自己也去过两次美国，跟片中的孟晓骏一样，等于在不同的阶段跟美国有不同的缘分。本来都很相信美国的一套，但在美国却碰了不少钉子，回来以后重新反省自己的梦想。”导演用细腻的视听语言放大了孟晓骏在美国的无助和失落，强化了他在陌生环境下的冲突。影片中有一段孟晓骏在餐厅打工的场景，作为busboy只能收拾桌子，帮别人倒咖啡、倒可乐来获得微薄的工资，连获得小费的资格都没有。陈可辛借用镜头语言将孟的生活无奈和现实的冷酷交代了一个重要信息，这里不属于他，他只是环境中的陌生人，无法抬起头来骄傲地活着。

 陈可辛的电影始终把受众作为第一位，不拘泥于类型化模式，出现对类型电影的颠覆和整合，打造带有“陈可辛制造”印记的温情电影，为华语电影在新时期的大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

（张静姑娘qq：97439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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